【有策略的“驴屎蛋”】

张可馨 · 发表于 2012-11-24 11:03:18

原文链接：http://www.greenyouther.org/page/?id=1086

摘要：从对立意味很重的巡游、默默抗议，到埋头研究问题、放弃诉讼途径，再到与政府官员一起考察，驴屎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断更改策略。今年他又迈出一步，不再局限于自己所住的社区，准备用商业途径解决北京的垃圾围城现状，他的方案叫“绿房子”，如今公司已经注册好，驴屎蛋正忙于他的“绿房子”项目。

“驴屎蛋”真名叫黄小山，49岁，一名富有的律师，住在地处北京昌平的奥北别墅区，喜欢打高尔夫，喜欢花红柳绿的衣服，头上总是留一小撮“黄毛”，抽韩国爱喜牌香烟，满嘴京片子。
这个时尚达人，两年前卷入垃圾焚烧争论，刚开始对垃圾议题一无所知，但凭借丰富的经验阅历以及幽默的性格，在短短两年内，成功运用各种博弈策略，现如今已是中国垃圾焚烧争论领域的名人。
2009年7月，奥北别墅区的一位业主得知，离别墅区不远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要建垃圾焚烧场。因为恐惧垃圾焚烧带来的危害，他们开始采取各种行动，驴屎蛋此时加入反建阵营。
在找政府答疑解惑的路径不顺后，8月1日，他们开着贴上各类标语的58辆私家车在社区附近巡游。9月4日，别墅区一百多人来到北京农业展览馆，因为“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当天在此举行，驴屎蛋和其他业主准备在农展馆门口默默抗议十多分钟，但没想到二十多人被带走问话，驴屎蛋第二天才被释放。这次行动被他们称为“9·4事件”。
温柔抗议的策略遇挫，这让业主们高涨的激情一下子丧失殆尽，很多反建垃圾焚烧场的骨干分子退出维权。律师背景的驴屎蛋擅长文字，博客一直是他战斗的有利工具，此时他在博客上写下《奥北不相信眼泪》给大家打气，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另想法子。
新策略是议题研究。抗议维权遇挫后，他们自发组成一个“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主动研究垃圾焚烧议题，11月完成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此后该报告以各种渠道提交给官方。
他们还曾想通过诉讼途径反对垃圾焚烧场的建设，但最后放弃。后来在录制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时，驴屎蛋认识了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经其牵线，去年2月，驴屎蛋得以作为唯一民间代表，与北京市政府的代表团一起到日本、澳门考察他们的垃圾处理，在日本他喊出一个口号“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从对立意味很重的巡游、默默抗议，到埋头研究问题、放弃诉讼途径，再到与政府官员一起考察，驴屎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断更改策略。今年他又迈出一步，不再局限于自己所住的社区，准备用商业途径解决北京的垃圾围城现状，他的方案叫“绿房子”，如今公司已经注册好，驴屎蛋正忙于他的“绿房子”项目。

张可馨 · 发表于 2012-11-24 11:06:07

2011年3月31日，王久良的纪录片《垃圾围城》在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首映，我们（霍伟亚，以下简称霍）采访了到场的驴屎蛋（黄小山，以下简称黄），探讨他们的策略转变以及他对环保NGO的看法。

霍：介入垃圾焚烧争论，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黄：家庭生活变化很大。之前生活节奏很慢，去小汤山那边买别墅，是开始考虑退休了，不想那么辛苦。
不少同学去世，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被异化，我们忽略了对生活的享受和理解。我们应该享受生活，受到这种思维影响，我准备慢慢退休，正美着呢，没招谁惹谁，突然就爆发了“垃圾战争”。

霍：之前关注垃圾吗？
黄：那时候不关心垃圾问题，也不关心环境问题，没这意识。我介入垃圾问题，初衷也没有冲着环保，是因为垃圾焚烧场建设已经涉及个人利益，健康权、财产权和知情权都受到侵犯，是从律师的角度介入的。

霍：9·4事件遇挫对你有什么改变？
黄：9·4事件后，整个阿苏卫反建群体分崩离析，有些主干人物退出。当时我也想过退出，觉得“何必呢”，但是我做事情就是一定要做个水落石出，当时就想，能坚持下去就坚持下去。
同时我也开始反了思。我被标榜着“反焚烧派”、“维权”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是垃圾从技术层面上考虑应该何去何从，我并未思考过。
所以那个事件后，我开始研究垃圾问题，并且主动和政府以及这方面的专家进行沟通。之后应北京政府邀请去日本考察，也算是打了个翻身仗。这意味着政府愿意听你讲。

霍：为什么你能与被贴上“焚烧派”标签的徐海云、王维平都有很好的非正式沟通？
黄：首先大家要放下作秀的心态，媒体说我是反焚烧派，我就非要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和政府和专家站在对立面，我认为这是作秀。
从解决事情的角度出发，不要让作秀的想法干扰自己，与政府、专家应该是夫妻关系。
夫妻也吵架，拍桌子砸碗抡一个大嘴巴，很正常的事情。9·4事件是夫妻俩打架了，去日本考察是政府用行动表明一种补偿。
中国当下夫妻关系的特殊在于，不是说离婚就能离婚的。生活过程中可能有不和谐，但还是应该去磨合，主动与他沟通，而不是冷战，冷战只能让分歧越来越大。所以要承认分歧所在，但仍以夫妻关系相待。
现在关系就挺好，日本考察也去了，回来后的“十二五”建言会也去了，“绿房子”计划相当于一个复婚计划，马上就要开工了，这是往和了去走。相当于吵架后，卧室的门虚掩着，这时你要抱着被子和枕头，静悄悄地爬上床。一定要让人认错的话这事儿可能就又黄了，一个虚掩的门就说明了一切。
我看事情一般从律师角度，就是一定要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

霍：作为律师，当初为什么没从环境法角度出发？
黄：当时确实想群体诉讼，有一个团队在一起考虑了很多，怎么起诉、谁来代理等等各种方案。后来起诉书弄好了，诉讼费也算出来了，私下里也和政府官员沟通了，媒体也煽风点火。
但那还是一种对抗意义的事情，没有赢的可能性，对立的情绪会在案件过程中持续存在。用法律告政府，媒体炒作，有作秀嫌疑，一点意义也没有。
作为公民，推动立法的事情特累，法律即使立了，很多又没有可操作性和约束力。看上去天花乱坠，实际是参天大树上的红苹果，想吃吃不着，没有梯子，又不让爬树。
所以不如务实地去做，告诉政府怎么做，我做给你看，这时政府就必须表态。当然政府错误的事情，该批评的还是要理直气壮地批判。

霍：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环保NGO有提供帮助吗？
黄：2010年3月2号从日本考察回来，大概15、16号的时候，毛达（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历史学博士在读，长期关注垃圾议题——编者注）给我电话，说希望我去讲讲日本、澳门考察的观感，这时候才认识冯永锋，才介入这个圈子，之前不知道有NGO做这个事情。
当时我们都做几个月了，如果NGO有敏感性，应该找到我们，即使没有能力，哪怕坐在那儿倾听，对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也是一种最大的支持。
哪怕派两个老太太陪着我们去哭，说声“趴在我肩头哭吧”，这个也没有。NGO是锦上添花，我们开始成名、反击的时候NGO跟上来了。
关键时候NGO缺席，对我们打击挺大的。9·4事件那天好多媒体是为了采访博览会，但看到我们的场面后纷纷拍照，媒体记者说，照片拍了，但不能发新闻，私下发给你，我们听了很感动。
后来翻身，还是我们的智慧起了作用。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日本考察去了，我们就翻身了。为了能去，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去日本是一次翻身机会，后来所有媒体都在报道。

霍：你怎么理解环保NGO？
黄：学法律的，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定义。NGO的“N” 是作对的意思吗？也不是。如果是NGO，一定要站在与政府视角不同的视角看问题，通过观察、行动等能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是我给NGO下的定义。
国内NGO很少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什么样的NGO能影响？首先要有专业性，和律师事务所相似，规模不大，是专业人士，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什么案子都接。律师事务所分工很细，随便说一个事务所，一听就知道擅长做什么，NGO也应该这样。
一个NGO的能力有限，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某一方面的专业形象，用知识武装自己，做某一方面的专家。即使不是专家，国内有那么多专家，你应该把这些公共资源吸纳进来，化为NGO的资源。
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么深？我觉得，哪怕专家的观点和我不一致，如果我们都想做点事情，我就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样力量就大了。
NGO的最高阶段就是要影响到某个行业的最高决策，这是NGO应该努力的方向。为了这个目标，NGO除了成为专家或让专家为我所用外，还应该知道政府里边都是谁在制定政策，熟知他们、影响他们。
此外，调动老百姓对议题的关注，跟媒体搞好关系，增加说话的分量。
NGO还应该有快速反应能力，NGO关心的事儿在全国或者世界范围内又有公共事件，你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声音。六里屯、高安屯、阿苏卫等地发生的反对事件，没有任何NGO有任何反应，我从日本回来，最风光的时候，NGO出现了。
（本文发表于2011年6月《青年环境评论》第一期，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801078.html）

张可馨 · 发表于 2012-11-24 11:06:38

媒体报道摘要

驴屎蛋第一次遇到王维平，是在电视节目《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他烟瘾很大，韩国爱喜是他最喜欢的牌子，就在他门口抽烟的功夫，一位中年男子也凑了过来抽烟。
他试探着问，您是王维平老师吗？
对方反问，你哪位？
他回答，我是阿苏卫周边一居民。
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两人竟然聊得特别投机，半小时后节目要录制了，俩人才止住话头。离开之前，两人互留了电话。
“我觉得王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脸谱化，他不是一个坏人。他跟我接触后也觉得，阿苏卫居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之后没几天，驴屎蛋就接到了王的电话，当晚，两人一起晚餐。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五点下班后，王维平都邀请驴屎蛋到自己的办公纸聊天。对着他办公室的一张北京地图，两人经常为如何解决垃圾问题，要不要建垃圾焚烧厂，吵得脸红脖子粗。
摘自2010年4月《南都周刊》的文章《胆小的富人维权者》

半个月前，徐工“踩”了我的新浪博客并留下“脚印”，被一个网友发现后通知了我，我立刻“回踩”并发出“纸条”，没过几天徐工回复了我的纸条。就这样，前天晚上，我们俩面对面坐在了中国城建院楼下的“湘西往事”湖南菜馆靠窗户的桌前。
菜是我点的，一份大拌菜、一份剁椒鱼头、一份麻辣串虾、一份白椒炒鸡杂。在互换了名片之后，我们开始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交谈。
摘自2010年6月驴屎蛋的博文《和徐海云共进晚餐》

张可馨 · 发表于 2012-11-24 11:06:47

微博评论精选
@驴屎蛋：哇，我不会被NGO群殴吧~~
@尼安德特人: 有句话我非常同意“首先要有专业性，和律师事务所相似，规模不大，是专业人士，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什么案子都接。律师事务所分工很细，随便说一个事务所，一听就知道擅长做什么，NGO也应该这样。”
@倪呀么小乐: 硬币永远有两边，专业化，正规化当然有好处。但是也有很多弊病。西方国家的环境组织今天就身处这样的尴尬。何况专业化和正规化也是需要经济和制度基础的。如何在中国的背景下找到平衡是个问题。
@倪呀么小乐: : 而专业化也意味着组织内部各个部门的专司其职。NGO越来越像公司，分级，官僚情况严重。资金来源大多是中产，在乎的也得是中产关心的问题，虽然那常常不是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他们脱离最受环境困扰的底层人群，失去发动在地环境运动，挑战社会结构的动力。组织里市场募款公关部门最重要。
@倪呀么小乐: 回复@田不野: 推荐Christopher J. Bosso 的 Environmental Inc. 短小精悍又好读，把美国环境组织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分析的深入全面。
@松木木木: 哈。一方面是要求专业化，一方面又要求管理零成本什么的。国内NGO真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