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方最有话语权

雨峰

[li]作者：霍伟亚 | 来源：青年环境评论[/li][li]发布时间：2012-11-26 12:05:22 | 点击数量：37[/li]

摘要：这样的资助方在民间环保领域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资助官员只是执行者，环保组织只能尽量把自己塑造成资助方满意的“形状”，进而获取做事的资源。坚持自己方向和做事节奏的机构太过个性，用各种框框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基金会未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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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我参加了两个环保领域的年会，一个是在杭州举办的清源行动项目年会，一个是在张家界举办的环保倡导网络年会，期间环保组织对基金会的批评我听到不少。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就经常向基金会“开炮”，也能听到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委屈。

今年6月，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了一份报告《关注环境领域的基金会概况》。报告提到，截止2012年6月10日国内共有93家关注环境领域的基金会，其中公募基金会47家，非公募基金会46家。

看似庞大，其实经常和草根环保组织打交道的没有几家，比较活跃的就是几家比较知名的企业型基金会，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彼此不满意的情况就发生在它们和诸多环保组织之间。

其实无论是资助方还是被资助方，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很认真，都想做事情，但为什么彼此不满意呢？今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举办的环保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将有一个分论坛，SEE基金会承办，主题是“草根环保NGO与环境资助者的对话”，设置这个话题，我猜测他们感觉到了这种资助与被资助者间的张力，所以想化解它。

11月19日晚上，在环保倡导网络年会第一天结束后，我和环保组织“云南绿色流域”的于晓刚老师坐在一起，请他说说他对目前资助的理解，原因是白天会场上的一场“批判”，一条微博可以反映这个情况：

@拜客一世_建设公民社会：@SEE官方微博 批判大会正式开始！！@冯永锋 主讲！！
——@Agaguk：回覆@拜客一世_建设公民社会：说得都有道理。//@拜客一世_建设公民社会：回复@Agaguk：环保倡导行动网络；冯老师表示SEE的项目官员没有决策权审批权，企业家不肯冒风险。//@Agaguk：回复@拜客一世_建设公民社会:shong馬年會？
——@Agaguk：回复@罗丹根与芽：挺好//@罗丹根与芽：唉，SEE容易么？各种场合听到拿到钱组织的批它，没拿钱组织的也批它。
——@拜客一世_建设公民社会：回复@罗丹根与芽：成长和成功的必经阶段！@郭霞SEE @Agaguk 对吧？（Agaguk是SEE基金会副秘书长-编者注）

和于老师交流之后我总结出一个认识，对于资金来自公众的基金会来说，它只是公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从公众那里吸收资金，转到环保组织那里去做事，又回馈到公众中去，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彼此有制衡关系。

但国内一些企业型基金会，资金并非从公众中来，不需要向公众负责，投入资金的主体，如企业家、企业等，可以最大程度地将自己的意志加到资助关系中去，进而加在做事的环保组织头上，尽管口头上他们会说基金会是独立运作的；而环保组织相对此类基金会则完全处于弱势，甚至工作在此类基金会中的资助官员也处于弱势，有心也无力，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

这样的资助方在民间环保领域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资助官员只是执行者，环保组织只能尽量把自己塑造成资助方满意的“形状”，进而获取做事的资源。坚持自己方向和做事节奏的机构太过个性，用各种框框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基金会未必喜欢。

目前，影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发展最大的因素就是资金，万事具备，如果没有资金，也是白扯。因而携带资源的资助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号令诸多孱弱的环保组织，这让即使拿了资助的机构心里也会有怨言。

资助方和被资助方彼此的不满，其实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机制上的问题。

今年7月13日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举办“市民参与和环境保护研讨会”，任志强、王石均有参加。财新网报道：“针对企业家直接管理公益事业的现象，任志强建议，公益组织应由更专业的人士负责运营，企业家则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这将有助于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对社会的带动效应也将会更大。”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今年6月7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17名成员中，来自企业的10人，来自环保公益组织的2人，来自学术界的3人，来自政府机构和群众团体的2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则选出10名员工组成基金会项目评审委员会，由他们决定这些钱做什么事情。SEE基金会的会长、有大项目审批权的资助委员会成员都是企业家。

任志强提到的“企业家直接管理公益事业”正是当前环保公益资助关系中最大的“机制”，而环保组织在这些企业家面前没有“议价权”，只能被动地去接受。这种资助关系不是一种平等的主体关系，而是一种层级关系。

在这个层级关系中，国内资助环保领域的基金会处于公益链条的顶端，基本没有“天敌”，环保组织在其面前显得“懦弱”，不满也没办法，不得不按照这些基金会的逻辑做事，因为资源对他们最重要。

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当下的基金会就有这种隐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

要改变这种现状，可能就得像冯永锋那样，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体会，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公开去评论、评估资助方的工作，合理表达受资助方的观点和诉求，寻求机会和他们共同探讨资助应该怎么做。另外，私下犯嘀咕对平衡资助方和被资助方关系的帮助可能不大，公开讨论是正能量。（本文摘自第四期《青年环境评论》的“回望”栏目）

ho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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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是比NGO还小的孩子，需要时间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