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的珍·古道尔】

张可馨 · 发表于 2012-12-1 1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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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珍·古道尔坦言自己十分喜欢丛林里的生活，她曾向公众透露真正的丛林生活：“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在可爱的小溪中洗澡，中午的炎热，倾盆大雨，有时甚至讨厌有的小虫，它们都是森林的一部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后悔做了这样的选择。”

   2012年11月4日下午，78岁高龄的珍·古道尔站在中国矿业大学科技会堂的讲台上，讲述关于拯救地球的希望。这是珍·古道尔演讲生活中普通的一天，一年中，她要花300天时间在全球演讲。
   1960年，26岁的古道尔“冒险”前往非洲，并开始研究野外黑猩猩。其研究结果颠覆了体格人类学领域的传统观点，“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概念。她在前半生致力于野外黑猩猩的研究，而后半生，则用于传播动物的美好与希望。英国媒体称其为“奔走着的特蕾莎”，美国《时代》杂志则评选她为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
   11月4日，北京今年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燕山雪花大如席”。糟糕的天气并没有影响人们来听古道尔演讲的热情，下午4点，演讲准时开始。古道尔安静地走上台，随手把那只正在剥香蕉的长毛绒玩具猴子Mr.H放在讲台上，抬头正视讲台下的人们，微微一笑：“今天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日子，我看到了根与芽小组展示的项目，感到十分激动，也相信大家也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我知道你们很期待非洲丛林中黑猩猩打招呼的方式。”
   上句话刚说完，她便撅着嘴巴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节奏由急变缓，博来一阵欢笑和掌声。白发如雪，高领毛衣，黑色羽绒外衣，素面朝天，声音细微柔和———珍·古道尔就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奶奶，透出宁静安详。
   和往常一样，演讲仍然以时间为线索，从珍一岁半的时候开始讲起，到黑猩猩研究，再到人们拯救濒危野生动物的成功故事。她在前半生致力于野外黑猩猩的研究，而后半生，则用于传播动物的美好与希望。英国媒体称其为“奔走着的特蕾莎”，美国《时代》杂志则评选她为20世纪“世界最杰出野生动物学家”。(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那么你还有想做却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吗？”一个记者问道。
“有！那就是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根与芽’！”古道尔大笑着说。
   如今，已有超过1万个“根与芽”小组活跃在世界各地。

一个女子的独自旅行
珍·古道尔的故事要从她一岁半的时候讲起。
“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带了很多蚯蚓到房间里，我非常喜欢动物。”她的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十分开明的母亲。“我母亲看到我喜欢动物，就尽量让我多看一些关于动物的书。”古道尔的家庭并不富裕，她除了去图书馆借书，还常常去二手书店，她看的每一本书都与野生动物及荒野探险有关。
“在我大概10岁的时候，在书店发现了一本《人猿泰山》，当即买下。在我住的房子后面有个小花园，花园里有棵树，我每天都坐在树下看这本书，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去非洲，要和动物们住在一起！”回忆如流水般流淌，古道尔的演讲没有一丝磕绊。(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18岁高中毕业，家境清贫的古道尔并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母亲的建议下找了份文秘的工作。不久，她收到一个同学的邀请，让她去非洲肯尼亚度假。她高兴坏了，经过一个月的服务生工作，终于攒到了去非洲的船票———那时候，坐船是最便宜的。但是，在“盛产”淑女绅士的英国，“一个女子的独自旅行”在当时充满了反对声音。
古道尔强调，她有一位开明的母亲。“她对我说，珍，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你必须刻苦努力，而且，永远永远不要放弃。”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不自觉地抬起右手，一上一下挥动。“在场的年轻人，当你们怀有梦想但遭到别人反对的时候，请记住我母亲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这是个倔强的姑娘，一旦下定决心，九头牛也拉不回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我站在船的甲板上，看着锚被一点点拉起。我挥舞着手臂，告别家人，踏上了非洲之旅。”那是珍·古道尔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远行。
到了肯尼亚，对于动物的狂热喜爱将她引向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这位毕生致力于挖掘古人类化石、曾在东非找到著名古猿化石“露茜”的前辈带她在博物馆逛了一圈，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位年轻女子竟然了解很多有关动物的知识。而后，他让古道尔去研究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黑猩猩。“当时并没有人对野生黑猩猩进行过研究，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得以进入丛林近距离研究黑猩猩。”
古道尔由此踏进丛林，潜心研究野外黑猩猩。

数十年野外研究
“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我一接近它们，它们都害怕地跑开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珍·古道尔只能耐心地坐在在山头上，远远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当她得以接近它们时，发现每只黑猩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竟如人类一般。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者，她不用符号和数字而是用人类的名字来给黑猩猩取名：“白胡子大卫”“菲洛”“菲菲”……古道尔还发现，黑猩猩与人类是如此相似。“当两个朋友见面了，它们会亲吻、拥抱、握手、拍拍后背。”
其中，她非常感兴趣的是黑猩猩母亲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这个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古道尔的眼里，黑猩猩母亲也有好坏之分，好的母亲非常宽容、耐心，教孩子一些规矩，和孩子一起玩耍，非常爱护孩子却并非是溺爱，总在孩子的周围照看着孩子，一旦孩子遇到危险，一定会挺身而出。“这些黑猩猩母亲和我母亲是如此相像！”古道尔不禁说道，引起一阵笑声。
珍·古道尔坦言自己十分喜欢丛林里的生活，她曾向公众透露真正的丛林生活：“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在可爱的小溪中洗澡，中午的炎热，倾盆大雨，有时甚至有讨厌的小虫，它们都是森林的一部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后悔做了这样的选择。”
当然，看似勇敢无畏的古道尔也有过害怕的时候。“但是，我一想到我竟然都跑到非洲来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只有祈祷上天，好在一切都很顺利。”她双手合十，调皮地笑着。
在古道尔的黑猩猩王国中，黑猩猩就像人类一样，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残暴的一面，而古道尔最重大的研究在于发现黑猩猩能够选择和加工工具，这一发现打破了当时“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为人类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导入了全新的资料。1965年，毫无学术背景的珍·古道尔凭借自己在黑猩猩研究上的成就获得了剑桥大学颁发的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
古道尔意识到，人与动物并没有十分明晰的界限，人类并非这个星球上唯一一种拥有智慧的高级生物，人类应该对其他动物多一分尊重。对黑猩猩了解得越多，古道尔越喜爱黑猩猩，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她甚至说：“我当然会喜欢一些动物超过很多人类，但我也会喜欢一些人超过一些动物。“她解释道，很多黑猩猩比人类优秀，当然也有一些人比黑猩猩更让她喜欢。(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2001年到北大演讲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只剩下最后一个香蕉，你是把它送给人，还是送给黑猩猩？”
古道尔回答说，她会把香蕉分开，各分一半。

转身环保
但是，人类对黑猩猩的了解，却可能给黑猩猩带来灭顶之灾。在1986年一次“了解黑猩猩”的会议上，珍·古道尔发现，自1960年她开始研究黑猩猩以来，黑猩猩的数量直线下降，从早期超过100万只下降到估计只有40万-50万只。黑猩猩赖以生存的丛林正以惊人的速度被砍伐，偷猎者设置陷阱捕捉黑猩猩用以售卖。参加了各种国际会议之后，她发现，除了黑猩猩，其他动物也遭遇了同样的灾难；除了非洲，世界的其他地区也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次会议一下子‘敲’醒了我。去参加会议时，我是一名科学家，而且打算继续在野外工作，分析和发表我的数据；当会议结束时，我成了保护黑猩猩及其正在消失的家园的倡导者。我意识到，如果我试图去帮助黑猩猩，我就必须停止野外工作，然后尽我最大的努力引起世人的关注。”在新书《希望》中，她写下了当时的心情。此后，她决心离开丛林，告别黑猩猩。
早在1977年，她便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推进全世界范围的野生动物保育和环境教育计划。研究会资助了贡贝河研究中心、动物庇护所、黑猩猩动物园等动物保育项目。其中，动物庇护所用于收养那些由政府没收的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黑猩猩动物园则用于收留遭到非法捕猎的黑猩猩，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类人猿研究基地。
“旅途奔波的日子是艰辛的。自1986年以来，我每年有300多天的时间是在路上度过的。从美国到欧洲、非洲、亚洲，从机场到酒店、会议室，从学校的教室到公司的会议室、政府的办公室。”一路上，珍·古道尔欣喜于认识一些真正优秀和富有灵感的人，欣慰于听到人们阻止了一片古老森林的砍伐，成功恢复了一个被破坏的湿地，保护了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正是在路上，让她看到了更多希望。《希望》一书，正是古道尔亲自从世界各地搜寻的振奋人心的故事，用以鼓励还在从事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人们。她的希望源自于年轻人的行动、人类的智慧、自然界的自我修复和永不言弃的信念。
1991年，珍·古道尔和16名来东非的学生聚会，她发现孩子们对黑猩猩的故事热情很高，但对动物并不了解，也没有相关的书可以供他们阅读。这启发了她要办一个针对青少年环境教育的项目。同一年，珍·古道尔研究会启动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它促进学生和社区成员投入到环境保护、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的行动中。如今，登记在册的根与芽小组遍布世界130多个国家，数目上万。
“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要为什么而活，即使现在参加了根与芽小组，投身环保，可能也只是一时的从众行为。你对此怎么看？”南都记者问道。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听多看，开拓视野，慢慢确立自己的目标。也许，根与芽就是这样一个拓展视野的地方。”古道尔回答道，神情严肃。
11月3日，根与芽北京办公室与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慈善晚宴，古道尔在席上发表演讲。到世界各地演讲是为了传播更多关于希望的故事，播下更多公益的种子，而筹款，则是支持这些种子生根发芽，二者，缺一不可。今年78岁的珍·古道尔尚未厌倦300天路上+65天定居的生活。
在11月4日演讲结尾，她问了一个问题：“Can we save the world？（我们可以拯救世界吗？）”或许是不好意思，观众响应的声音并不大。她又重复问了一次，这次，她高举着双臂和众人一起喊：“Yes，we can！（我们可以！）”（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