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晓静：一个前气候谈判围观者的独白：为什么中国本土NGO要参加气候变化谈判

清水无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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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晓静：一个前气候谈判围观者的独白：为什么中国本土NGO要参加气候变化谈判

德班大会开始了，邮箱里又开始每天上百封的邮件出现，两年来第一次坐在后方关注气候谈判，虽然不再朝九晚十的在会议现场冲锋陷阵，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硝烟弥漫。


关注气候变化的NGO工作者，在中国NGO里，尤其是本土NGO里 是一个另类，在过去两年参与气候变化工作的经历里，大多数时候，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整天飞来飞去，那么高的碳排放，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甚至经常被批评浮躁、不踏实，甚至觉得我们是在凑热闹。自己也经常质疑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的有意义。而现在跳出了气候领域，有时间也是换一个角度思考那两年的工作，还是很希望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让大家能够更加理解在气候领域工作的伙伴，尤其是替每到谈判每天早上八点起来开会，在各个会场和各个谈判代表之间奔波，到了晚上还要熬夜往国内发稿子，却被同仁们误会整天出国旅行的谈判观察员们说几句话。


为什么中国本土NGO需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
1、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来看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本土的NGO参 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原因是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质疑。有很多干了很多年环保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证明这些干旱和洪水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你怎么确定现在的全球 变暖是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是的，确实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最权威的学术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是用概率来回答的，气候变化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适应问题上更多是一个风险，就是我只能告诉你，平均温度升高多少可能将导致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提高多少，但是我无法确定的告诉这次的干旱就一定是气候变化导致的。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说，那还有什么可搞的，可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有很多有关污染的环境议题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化工厂的污染使得周围村庄的癌症发病率的提高，但是你也很难说明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得了癌症就是由这个污染直接导致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生癌了啊），难道我们就不治理污染，不和化工厂进行抗争了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虽然不能证明某一次的洪水或者干旱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但是根据气候变化的情景分析，我们大致能知道洪水和干旱的频度和 强度会增加多少，为了应对这种增加，我们需要制定什么样的防灾规划。


而换一个角度来想，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发展了低碳经济，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保护了更多的森林，增强了抵御洪水和干旱的能力。结果气候变化最后证明是假的，难道我们就是白白地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么(Create a better world for nothing)？


2、从公众参与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
气候变化领域，如果说不是唯一的，那也是少数几个，至少是在环境领域，NGO可以跟政府进行比较平等的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每年谈判前后和谈判进行中，中国谈判代表团都会定期的与中国NGO代表进行交换意见。而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政府官员对NGO的态度也要比其他领域的政府官员要更加开放，在去年的天津谈判期间，坎昆会议之前，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都安排了与NGO代表的专门会面，肯定了NGO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样级别的NGO见面会，在其他议题上是很少见的。


说到这里，很多人又会质疑，这样的会面有多少意义，政府不过是做做样子，你们的建议，他们根本就不会听。首先呢，这个长期会面的机制本身就是公众参与的一个突破，是一个窗口，一个先河，也给其他相关国内议题的政府部门做出了一个示范。其次，这样的会面为政府采纳NGO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事实证明，政府机构并不都是一样的，除了其本身的态度，另一个关键你的建议是否具体可行。举个例子来说，今年气候立法，发改委公开征求民间意见，在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协调下，在中国的近30家组织集体提交了NGO对 气候立法的建议稿，并在之后与发改委负责立法相关工作的官员进行会面交流，在现场向他们解释了各个方面的建议，而这个立法建议稿的很多条目最终也被政府委托进行气候立法研究的相关机构吸收进入了他们的正式建议稿中。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建议政府一定会采纳，但是相信这个公平对话窗口的打开，会给我们更多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


而从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过程中，气候变化的NGO网络的民主机制，自省程度以及内部的学习机制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磨合，也逐渐成熟起来。2007年成立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一直在气候变化的NGO参与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10年德班会议之后，CCAN的战略规划会议上成立了中国NGO气候政策工作小组（简称CPG），由中国本土NGO和在中国设有办公室的国际机构的相关的气候政策官员组成，开始就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外政策议题进行定期的讨论和学习。气候变化立法的建议稿、中国NGO在波恩谈判以及德班气候变化大会的核心立场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通过讨论协商而形成的。


曾经有文章指出过，中国本土NGO参与气候大会只是凑热闹，走过场，被代表，我承认，在参与气候变化的本土NGO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在状况外，参与也只限于每年去开开会，但是大家也应当看到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批本土机构的伙伴，尤其是年轻的同仁们开始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些政策的讨论中，而中国NGO在此议题上也从没有立场，响应政府立场，到了现在多家机构协商讨论，最终形成一个自己独立的立场，并在国际NGO网络里面，基于这个立场去争取更多的工作空间。其中的进步不能不说是显著的。


中国NGO气候政策小组每个月都会召开学习讨论会，在不同的成员组织的办公室召开，每次都会提前设定好议程，布置好学习的议题，讨论会会就最近重要的网络以及各机构的气候政策相关工作进展进行分享，对重要的需要我们进行回应的事件和立场文件进行讨论并对规定的议题进行分享学习。我想这样的有秩序长期的学习机制，在其他议题的网络里并不常见。


在气候变化NGO网络的实践中，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如何在行业内针对某个议题有策略的进行工作的方法，各个参与其中的机构也逐渐明确的自己的分工以及定位。我想即使是在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苹果行动，这种互相学习，进行清晰的策略定位和思考的机制也是缺乏的。这个和气候变化议题是否重要没有关系，因为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都需要这样策略性的思考和自我反思以及自我学习提升的机制。而我们在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的实践，如果在做其他在地议题的伙伴们愿意在批评我们不踏实、浮躁、空谈的时候，多看一眼，也许有些好的东西是可以为你们所用。

3、从行业人才培养的角度：
在培养NGO行业人才的时候，我们强调全球视野，解决在地问题（Thinking globally, working locally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给青年人强调要“在地”，鼓励青年人扎根社区，踏实工作，往往忽视了这句话的前半段，如何去培养全球的视野。缺乏全球视野的在地工作，只看到自己工作的某个社区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有个故事，三个人在砌砖，你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在砌砖。”，第二个人回答说：“我在砌一堵墙。”，第三个人回答说：“我在造一个大教堂，一座上帝的圣殿！”）全球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定位我们的工作和整个社会的关系。缺乏全球视野的工作者，往往会因为看不到自己工作与这个社会的链接，而看不到具体细微工作的意义，而逐渐失去动力。


而从议题推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地的社区工作者，需要政策研究者，也需要能够将在地的问题上升到政策层面的穿越型的工作者，而现在的NGO人 才培养模式中，第一种类型人才培养的模式趋近成熟也有很多的资源，而后两种人才的培养却十分缺乏甚至被忽视。而实际上议题的解决这三种人是都不可缺少的， 而且很难有全才，所以一定是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工作的，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分孰轻孰重，应该放下相互轻视的情绪，尊重对方的，去制定一个全局的策略，找准自己 在整个议题推动工作中的定位。


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却为年轻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培养他们全局的视野，为他们成为相关议题的政策研究者或者穿越型的人才提供了机会。也有很多 参与过气候谈判工作的年轻人，在进行了自我定位和剖析后，最终选择了在地的工作，比如李立、郭云哲，以及我，之前的经历，使得我们更加认识到在地工作的重要性，更加清晰自己的定位，从而成长得更快也更加坚定。


在气候变化政策小组的工作中，我们也开始思考，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新人的培养，尤其是政策研究型的人才，4年前当CCAN刚刚成立的时候，本土机构里能够真正参与到国际谈判跟进和国内政策研究中的伙伴几乎没有，而4年后，在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前辈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在法律形式、森林、资金、MRV、适应等领域都有了专门跟进的伙伴。明年CCAN将起步气候变化相关人才的支持计划，支持气候变化领域国际谈判跟进、国内政策研究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工作者的成长。


在地性：寻找气候变化工作的根
这些年来，很多的对NGO气 候变化工作的批评都是觉得我们浮而不实，针对这点我们内部也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讨论，很多批评我们也是接受的，并不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而事实上，我们一直 在寻找气候变化和在地工作的联系，找到如何将气候变化与在地工作结合起来，更好的解决在地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等领域都进行了 不断的探索，收集了很多的在地案例，比如宁夏的农村节能推广、福建的红树林保护、云南的社区抗旱等等，希望从中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找到气候变化扎根本土 之道。


坎昆之后，NGO气候变化的网络中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在9月份联合近40家NGO共同发起了C+气候公民超越行动，希望发动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超越国家目标、超越气候变化、超越中国国界，将气候变化谈判与本土NGO的工作联系起来，将现有NGO在 减排和适应方面的项目整合起来，从家庭、学校、乡村、企业、个人的层面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这个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框架，不仅仅是减排的工作，气候变化所涉及的适应、贫困以及公平性的问题也将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来。与以往不同，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倡导宣传性的活动，而是联系到NGO具体在家庭、在学校、在乡村、在企业以及针对公众个人开展的项目，帮助他们建立衡量的指标体系，能够产生实际的改变，并推动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这个行动计划，真正做到了扎根本土，但是像自然之友低碳家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低碳乡村这样的项目，都是我们将气候变化议题从国际的舞台转回国内战场的尝试。也许过去的4年的工作中，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国际谈判或者国内政策层面，但是不代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本身没有在地性，对于一个5、6年前才刚刚进入中国NGO视野的议题，她和其他很多的议题一样，还在探索之中。也许不应该太早的盖棺定论。要知道，这个网络里的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也是不到30岁，都是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也希望更多的NGO伙伴能够放下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偏见，真实走进我们，了解这一群气候工作者们在从事的工作，给予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作者：费晓静
机构：聚贤社
曾就职于 绿色大学生论坛，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青年团成员
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南方能力建设项目 2009-2010年
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项目主任  2010

清水无痕16

8号，多哈气候变化会议刚刚结束，这两天在搜索一些这方面的新闻。

突然看到这篇文章，几个角度都让人有所思考。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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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溪小编

井底之蛙是不能确定行业大方向的

这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方向然后有行动的过程。

只是我们还要更多配合下国内政策

济溪小编

来源：南方日报
国内角度解读多哈会议

多哈落幕 角力继续 美国是最大“钉子户”

　   气候大会戏剧般地拉上了帷幕。在发展中国家的力争之下，会议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核心议题上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但如同以往历次气候大会一样，大会仍给未来留下不少问题，可谓“喜忧参半”。

　　欧洲为什么要试图挑领导者角色，美国为什么消极？多哈大会之后，国际社会聚焦到2015年时达成一个涉及所有国家的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议，中国准备好了吗？这似乎注定气候变化谈判“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宿命。

　　有了2011年德班气候谈判36小时超长“加时赛”的前车之鉴，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在开幕式上风趣地警告，多哈会议希望能在星期五(12月7日)结束，而不要拖至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对于这样的倡议，大家真的只是一笑而过。分析人士认为，本届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与会各方共同妥协的产物，最终形成的结果“各方都不满意而各方都能接受”。

　　实现平稳过渡

　　2分钟的背后，有没有其他交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大会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不愿透露细节，但表示“我们帮助了大会主席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与会谈判代表邹骥看来，谁都不愿意开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议题上的绊脚石。

　　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京都议定书反映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逻辑是：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到10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太多二氧化碳，他们还要发展经济，其发展速度不应该受碳排放限制。显然，这个机制能够保留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特别有利的。

　　“同样，对欧盟来说，《京都议定书》二期是否能够顺利衔接将会极大影响到欧盟碳市场交易的未来。而如果将‘热空气’过渡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影响到环境的完整性，相当于再次降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同时也将影响《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效力。”邹骥说。

　　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承诺注资

　　在多哈，大会决议重申发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并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亿美元的目标。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有意愿达成共同的承诺来确保公共资金的标准有所增加。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德国、英国、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已经为此编列预算，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不到700亿欧元。而美国“一分钱也没有承诺”。

　　而发展中国家对资金援助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依据的基础是，自工业革命的一百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向受到损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我请客，中国买单”。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与中国的利益相悖的。经过艰难的谈判，关于行业减排的内容，在文本草案中被删除掉了。

　　但在这个问题上，77国(包括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加中国这个谈判阵营就有产生了分歧，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离家出走”，和欧盟走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美国以及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也要在国际协议框架下做出“自上而下”的减排承诺，而不仅仅是在国内做出“自下而上”的承诺。

　　美国是最大“钉子户”

　　记者观察发现，关于气候友好技术转让的内容，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钉子户”和“绊脚石”。凡是涵盖资金、技术等核心问题，就必将遭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狙击，美国拒绝对气候友好技术转让问题展开谈判。

　　对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国际NGO联盟四次给美国颁发“化石奖”，这个带有黑色幽默的奖项主要颁发给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最不积极的国家。但美国丝毫不为所动。

　　世贸组织涉及气候变化的案件沉寂了近10年后又开始不断增加。为了实现美国的碳竞争力，美国国内气候立法对中国低碳产业的发展进行遏制。

　　不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明确表明不与欠发达国家争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并表现出南南合作的“噱慨”，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自己已经出现“换位”迹象，因为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而不用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