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低碳生活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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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境与生活》

有选择能力的家庭不低碳，没能力选择的很低碳
◎李煜（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研究人员）
   
北京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13个低碳试点省市之中，再加上北京、上海两大都市，一共选取了15个城市，进行了名为《公众眼中的碳排放——试点省市家庭生活方式的碳排放影响案例研究》的调查项目，对中国家庭的用能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他们发现，虽然大多数家庭知道低碳理念，但只有少数人真正过着“低碳”生活。英国《卫报》在相关报道中，称中国民众“旧习难改”。此项调查是在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资助下进行的。

了解容易做到难，
低碳意识与行为之间并不完全正相关

根据在全国15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我们发现，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等传播媒介，绝大多数受访者听说过全球变暖的说法和低碳的概念,知道使用新能源、乘坐地铁、公交、少产生垃圾等符合低碳生活的理念。可以说，仅就宣传倡导而言，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经获得了行为意识的普及教育。
   
但是，仍有一定比例的农村家庭或城市低收入家庭，从未听说过低碳生活的说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家庭的低碳意识与其行为之间并不完全正相关。总体上表现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的家庭可能对低碳并不了解，而采取高碳生活方式的一些家庭，反而比较清楚低碳的意义所在。如调研中发现，普通工薪阶层日常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是因为省钱，并不是为了公共交通的低碳。白领阶层出行多用私家车，是为了出行方便和工作需要，尽管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并不低碳。
   
家庭的经济情况大体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住房情况、家用电器的数量和质量、衣物购买的价位和品牌、交通出行方式和工具的选择，以及休闲娱乐方式的选择等，也就同时决定了家庭能源消费的大概水平。案例调研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家庭不会做出超越自身消费能力的行为选择。下面列举的珠海和深圳两户家庭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高收入家庭的“高碳”生活
   
珠海的这位男主人今年40岁，广东梅州市人，上世纪90年代，他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进入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工作。如今他在珠海已经生活了十几年。2009年，他离开银行系统，供职于珠海市某开发区，月收入两万多元。他的妻子是珠海本地人，35岁。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在外资银行工作，月入3万元。他的岳父早年去世，岳母从部队转业后也在银行系统工作，现退休在家，每月退休金5000多元，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2006年，他们买了新房，180平方米，四室两厅，有电梯。每个房间都装了空调，一共6台，一年要开上五六个月。家里平常每月电费200多元，夏天用空调的时候，会达到四五百元。平常请工人打扫卫生，岳母负责做饭。家里用的是管道天然气，一般一次买200块钱的气，可以用好几个月，家中直接能源消费在日常开支中所占比例极小，小到他们几乎不在意，也不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
   
因为家里生活条件较好，也因为各自的职业和社会关系要求，他们买衣服相当注重品牌。妻子和岳母买衣服都是想买便买，买给她们自己和孩子。妻子喜欢逛街购物，平时也经常去美容会所做护理。
   
2002年，他们买了第一辆车，去年换了一辆新车，今年另外又买了一辆SUV。这样，丈夫和妻子便每人开一辆车，用于平常上下班，或周末休息时开车出去玩。汽车，便是他们的日常交通工具。他在开发区上班，距离较远，每天需要半小时车程才能从家里到单位。而这条路线并没有公交车可以乘坐。每月两辆车的油费要2000多元。
   
周末，他们一家人通常会出去喝茶、吃饭、购物。节假日经常开车出去玩，诸如厦门之类的地方他们都是开车前往。更远些的目的地，就会乘飞机出行，每年总有一两次外出旅游，国内的旅游景点，想去的几乎都去过了，国外游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是很平常的事，7岁的儿子已经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他们一家人都很清楚低碳生活的理念，会尽量少开空调，使用自然风，空调温度设在26度以上等。但是，他们的职业、收入、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能源消费水平。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一定是高碳的，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他们会被周围的一切推着前进。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有可能回头审视自己的生活，探寻一下，在哪些方面，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加低碳一些。


汽车拥有情况在各地区差异较大，沈阳、天津、北京的家庭汽车拥有率最高，达到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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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者过的“低碳”日子

她叫何玉，是深圳市坪山新区某电子公司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她是湖北省襄樊市人，家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只身来深圳打工，后来与同样出来打工的来自湖南常德的马广平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大女儿11岁，随爷爷奶奶在湖南老家生活，小儿子7岁，和他们一起在深圳，在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上学。两个人加起来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也还有余。
   
他们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但是通常会加班，从早晨7点到晚上7点，中间有一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余的时间都在工作。加班有加班费，工厂有赶工期的需要，他们有赚钱的需要，所以总是尽可能加班。
   
他们平常都穿工作服，偶尔会给自己买些衣服。夏天的衣服会买很便宜的，因为要常换常洗，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都可以。也不会给孩子买很贵的衣服。
   
她和老公早饭午饭都在厂里吃。她每天晚上回家给孩子做晚饭，有时候自己在工厂食堂吃，有时候也和老公、孩子一起在家里吃。每天早晨，她会为孩子准备牛奶做早餐。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每学期餐费600元，校车费500元。周末了，她会精心给孩子煲汤，增加营养。因为他们的打工生活比较简单，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房租水电，只有1000元左右。
   
一家三口，租住在何玉工厂对面的一个两居室里，是本地人的自建房。这里算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了——深圳和惠州市的交界。他们所住的小区，楼房多为五六层，绝大多数都租给了在附近工厂打工的人。四五十平方米的两居室，每月房租三四百元。她的家除了几盏日光灯、一台老式彩电、一个电饭锅、一个电风扇，没有其他的大型电器。热水器是烧液化气的，做饭用的也是液化气。他们说水费很贵，要5块钱一吨，电费比较便宜，一块钱一度电，每个月家里的水电费加起来，也就100元左右。没有空调，也没有洗衣机。儿子正上小学一年级，因为他们不会辅导孩子的英语，所以专门给孩子买了一台点读机。


在自带购物袋方面，地区间差异较大，厦门、上海、重庆的多数受访者表示购物时会自带购物袋，但是保定、杭州、武汉自带比例较低。
   
她每天步行上班，儿子坐校车上学放学，老公则忙时住厂里，周末回家。平时晚上没事，他也回家来住，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如果回家，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
   
他们的出行以公交为主，所以，他们会记着公交车的通行时间。一年一度，他们会带着孩子回湖南老家。每年春节十几天的假期，便是他们最幸福的日子。只是那时候火车票不好买，幸运的话，会买到几十元的硬座或100多元的软座，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就到老家了。而如果买不到火车票坐长途汽车回去，同样需要十几个小时，票价则从平常的300多元到年底的四五百元不等。
   
以他们两人打工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他们是不会考虑在深圳买房的。所幸在湖南老家，他们已经在镇上盖好了二层小楼，将来如果有什么情况，还是会回老家，利用家里的沿街小楼，做些小买卖，开始另一种生活。


从各城市一年内人均购衣费用在1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可以看出除杭州外，其他城市都在50%以上，其中，深圳、武汉、贵阳花费最高。

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才有能力选择

我问过一些不同的人，深圳如此炎热的天气，每年需要开多长时间的空调，有人说七八个月，有人说九到十个月，有人说全年都开，有时不为制冷只为除湿。但在调看到了很多人住的地方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他们，一样活在深圳。
   
这只是我们调查中的两个家庭。职业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只有家庭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上的人，在生活方式上才可能存在选择性，并能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更加低碳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低碳也罢，不低碳也罢，都是别无选择的现实。
   
根据对居民能耗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家庭收入与受访者的能源消耗行为有正向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家庭能耗越高，这符合常识，也说明实行阶梯电价的合理性：耗能高的家庭应当为多消耗的能源多付出。
   
另一方面，尽管很多低收入家庭的低碳行为是被动选择，也应该得到奖赏和鼓励，因为他们朴素的生活，是对这个世界日益缺乏的能源和资源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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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对于低收入家庭是个伪命题。
人还没有到达那种主动去低碳的程度，只要有能力就会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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