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校长大作——《2012：解析中国民间环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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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解析中国民间环境发展——为《中国发展简报》冬季刊而作
冯永锋

一些事件——甚至说频繁发生的事件——容易让人产生幻觉，让我们以为2012年比以前要好，或者有新的特点。有些变化确实在悄然发生，但环境的两个重大指标：环境受害者赔偿机制，公众参与环境事件体系，都尚未真正建立。

2012确实可能不是世界末日，但也不太显现出有重大转折的模样。或者，这世界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重大转折，轨迹在默默地朝某个方向划动，但我们坐在列车上的人，可能无法觉察真正的去向是何方。

（小题）环境对话：怎一个“取消”了得

2012年4月份，一些想在民间环境报道有所作为的媒体，发起的第三届环境报道奖，正在北京颁奖。这一届的奖项中，多了一个“公民记者奖”。相较于手持记者证、身后有强大媒体系统支持的“正规记者”而言，公民记者的表达方式显然另有途径。

刘福堂、吴柱和张祥获得了这个奖项。刘福堂是“最佳公民记者”，他的成就来源于对海南水椰林破坏的持续报道。而吴柱和张祥是“优秀公民记者”。吴柱是因为他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做出了惊人的微博卫护行动，直接让雪花啤酒的“勇闯天涯”行动改变了路线，不敢再像预订计划那样穿越可可西里核心区；而张祥持续在北京清河边“拍摄北京排污口”，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纷纷效仿，一个拍摄中国排污口的热潮正在形成。

颁奖结束后，原本预订刘福堂到新浪微博做个微访谈，说一说公民环境记者的处境和出路。预告都发出了，准备也做得差不多了，刘福堂突然说，他要紧急赶回海南，因为海南发生了重大环境冲突事件。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2012年中国“邻避运动”四大事件中的第一起事件。国电和海南省政府配合，要在海南乐东县的莺歌海修建两座大的火力发电厂，莺歌海公众对这个电厂的污染排放控制能力不放心，于是就持续抵抗之。2012年4月11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试图与项目决策者进行对话。

对话是艰难的，参与的公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少人受伤，不少人被抓捕，不少参与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也受了伤。六十五岁的刘福堂，通过他的微博，大量报道了这个事件。但无论怎么样的挣扎，莺歌海事件的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都远不如后来的三起事件。

2012年6月底，一家名叫“宏达股份”的上市公司，要在四川德阳的什邡市，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的钼铜冶炼项目。在奠基仪式举办后不久，7月初，当地公众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成了一个潮流。最后，直接导致了这个项目被宣布在什邡“永久取消”。

2012年7月底月份，几乎是同样的模式，江苏启东的王子造纸污水管道排海项目也遭受到了公众的抵制。尽管当地政府和企业一再声称，这样的项目对当地环境只有益处，排海的废水是达标治理的废水，如果不排海，这些废水也将排入长江，再排放入大海（黄海与东海交界处），但当地公众无论政府怎么样解释，他们直接“占领”了“市政府大楼”，也直接导致南通市政府出来宣布，这个项目“永久取消”。

2012年10月初开始，陆续有村民，以各种方式，宣布抵制宁波镇海区引进PX项目。10月22日，近200名村民到区政府集体上访，附近公路被围堵。10月22日，宁波镇海区委、区政府通出了相关书面答复承诺该区将在生态带内保留改造20个村民集居点，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备用地上建设16个集中居住区，以安置该项目涉及拆迁村民。10月24日凌晨，宁波市镇海区政府对中石化镇海炼化扩建项目作出回应，称其符合环评要求，当地政府称，该项目执行最严格排放标准，环保投入约36亿元，将对项目附近村民进行搬迁。但公众对这些承诺几乎不作出任何的信任表达。10月28日晚，宁波市政府宣布，“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2012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大”的一个新闻招待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当前，中国社会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来分析，这些问题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

周生贤表示，未来将从4个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加强依法环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把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信息，包括各级政府所做的承诺，全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度；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突发事件。

周生贤称，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凡是重大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今后，环保部门将积极主动配合有关牵头部门，全力以赴，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做好社会风险评估。

其实，2012年远未止发生以上四个重大的环境冲突事件，有一些事件尚未引发真正的社会冲突，比如浙江一直在酝酿和推动的“千岛湖引水工程”，准备把千岛湖的水引入杭州作为饮用水，这个工程在网络上的讨论声和质疑声一直不断。而陕西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的“引汉济渭工程”，要打通秦岭，修建一条“过水隧道”，把汉江上游的水引到渭河，帮助清理污染，帮助恢复河道生态。而像这样的事件都远未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对话”的层面。按照所谓的统计，中国环境冲突事件以每年29%以上的速度在递增。

2012年6月份，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视察温州塘河治理时说，要让温州的市内河道能够“游泳”。关注温州的环保人士表示出了强烈的参与的意愿，但尚未形成有效潮流。而在10月底，陈德荣视察温州滩涂开发时说，温州现在非常缺乏土地，必须抓紧开发周边的滩涂。而在环保人士看来，温州的滩涂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加油站，是留鸟平时重要的栖息地，这些地方的开发的环境代价，应当有更好的评估，可惜，尚未听到有效的回应。2012年，略为搁置了一段时间的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又传出了开始“工程移民”的消息，而无论是当地公众还是关注此事的环保组织，似乎都无法找到更好的办法让这个项目得以举行更充分的讨论。

相信2013年会有更多的公众对重大建设项目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过，这种对话属于“风险防控”，而对于真正发生污染的事件，社会冲突的量级多半无法与以上的四个大事件相比。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对尚未发生的危险抵抗的力度加强了，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危险，则仍旧靠忍受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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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环境救援：一个有望多方联动的趋势

2012年有一个趋势倒是值得大书特书，姑且将这样的行动方式称之为“民间环境救援”。

在过去，民间环保组织遇上环境事件时，“救援”的方式比较简单，要么是悄然参与，要么是举报监督执法方，最多，是通报给媒体，与媒体联合发力。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对北京房山区的鸟类和动物保护开展“民间救援”，多年以来，他们穿着非常“正派”的工作装，开着颇为时髦的越野车，平时不是到村里做宣讲，就是沿着各条线路做巡护和监测，遇上捕鸟的人，他们会马上举报——因为他们与房山区的林业公安，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手持剪刀，有力而坚定地剪断了一张张的鸟网，然后将这些网，付之一炬。工作虽然艰辛，但成果却也惊人，有效地压制了当地的偷猎、捕鸟的恶习。

但黑豹的工作方式，或者说环境救援方式，在中国一直是个比较罕见的孤例，很多环保组织以大量的理由把这种救援工作推卸给了其他机体，或者一直不敢有效地表达，总担心一些莫名其妙的“风险”。

几乎全中国都是野生动物的杀戮场，大网、毒药、电瓶、夹子和枪支，是中国当前野生动物的“致命天敌”，而潜藏在生活各条街巷的一个个“餐馆”，在不事声张但又主动积极地销售着这些“野味”。像井冈山这样的红色旅游集散地，成了游客吃野味的上佳场所；而像广东这样的有着食用野生动物传统的地方，像全国各地以食用鱼翅、燕窝、蛇蛙为荣的地方，全世界的野生动物都在填补着中国人贪婪的嘴巴。

2012年11月11日，“让候鸟飞天津小分队”在天津北大港巡护时，拆除了一些他们随眼可见的鸟网，这时候，他们遇上了一个鸟类摄影爱好者。他说，他在拍摄东方白鹳时，发现有些鸟类出现了疑似中毒的症状。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马上赶到现场，发现，湿地正在上演惨烈的毒杀鸟类的事件——这个事件其实以前每年都在发生，今年未必最为严重。

接下来的就是连续五六昼夜的奋战，通过微博发力，通过举报电话的大量打通，通过媒体的持续报道，通过网友齐声协力的呼吁，天津北大港东方白鹳中毒事件慢慢地清晰起来。原来，这是一些人通过在湿地里建造封闭的“毒池”，毒池一两个平方米左右，把鱼虾放进去后，再投以剧毒的农药——克百威、硫丹等，将这些鱼虾毒死，然后再投放到湿地里。迁徙过来的大天鹅、东方白鹳、斑嘴鸭、白骨顶等靠鱼类为生的湿地鸟类，在取食这些鱼虾之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少22只东方白鹳被毒死，上百只的其他水鸟“殉葬”。

“让候鸟飞”小分队的工作成果也算出色，他们发起的环境救援，在所有参与者的帮助下，救治了至少13只的东方白鹳，发动了全社会所有可能的力量参与了这次民间环境救援。而“蓝天救援队”、“壹基金救援联盟”、“绿野救援队”、“昊天救援队”这样的过去志在野外救人的团体，也开始初步涉足了环境救援领域。而警察、消防队、野保站、兽医等“国有”各类救援体系，也几乎是初次参与。大家都显得经验不足，但大家都在救援中表现出了强大的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

民间环境救援以这样的形式全场，颇为悲壮。当然，直接的突破一是与民间灾难救援结拜了兄弟，今后双方必将联手做更多的环境救援工作；二是在遭遇“环境灾难”时，“第一发现者”有了更加主动的现场解救意识，有了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专项的救助基金将会出现，救助的经验也将有更多实用的示范案例，会形成相对实用的成熟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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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社会支持：一旦期待，仍旧艰难

如果说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一个全社会对环境灾难或者说潜在灾难的“共同救援”，那么，中国整体的社会支持力量仍旧显得若有若无。在你不需要时，他们表示出了强大的理想，在你需要时你发现他们根本不存在。

对于环境受害者来说，最重要的支援当然是法律支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法律不会想着办法去对环境伤害者进行惩处，反而会想着办法对民间环保人士的行动进行牵制。2012年7月20日，病中的刘福堂被海南警方抓走，理由是“非法经营”。而真正的理由，是他在4月份积极以公民环境记者的姿态，报道了海南乐东县的莺歌海事件。同样，当自然之友试图对云南铬渣污染案件发起公益诉讼时，发现要想找到相关的法律支持，并不是那么容易，而2012年新修订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把发起公益诉讼的主体，确定为“法律规定的有关机构”，这让民间环保组织发起环境公益诉讼遭遇到了“法院自由裁量”的困境，公益环境律师认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般法律都会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有关机构”为由，拒绝立案。

同样，正在新订的《环境保护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也主动删除了“按日计罚”的相关条款，对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听证会、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也没有明显的支持条款。假如这样的法律正式通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将可能比以前更加艰难。

对于信息公开来说，2012年的政策法规有了鲜明的进展。10月9日，环境保护部悄然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此前由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8年1月30日印发的《关于公众申请公开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函〔2008〕50号）有关内容与该条例的规定不相符合，现决定予以废止。”细查2008年的那封“复函”，会发现是当时回复给上海环保局的，回复的第一个意见就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中获得的由建设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等，不属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所列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这意味着，公众向环保部门申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环保部门将必须如实提供，再也无法推诿。

10月30日，环保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全面落实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时准确发布监测信息。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2012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74个城市开展监测，12月底前对外发布信息。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底前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并公开信息。完善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按新标准要求发布监测数据”。

相较之下，2012年中国环保类型的基金会对民间环保的支持能力并未显著提升，甚至有些饱尝申请项目之苦的民间环保团体发出了哀鸣：“基金会，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基金会当然不具备生来就欺骗人的才能，但他们的“资助过程”却由于经常表现出“有心无力”甚至“无心无力”，而备受社会的质疑尤其是需求者的诟病。按照正常的理解，中国的基金会资助模式早过了“审批型”，而早该转为“服务型”，但纵观中国的本土草根基金会在2012年的表现，仍旧属于“傲慢与偏见”兼具一身的“专制蛮横型”。

简单地分析一下便知。真正合理的资助方式，应当是基金会以敏锐的眼光，迅速发现业内需要以钱来协助的项目或者团队，然后敏捷地凑上去，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项目的资助策略——包括期限、金额、路径等——然后在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内，把资助流程走完。这样的服务型资助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基金会到受资助方办公室的频率，远大于让资助方到基金会的频率；二是资助的流程极其简短，程序颇为简洁。当然，这考验着基金会资助官员的能力，更考验的是基金会的资助架构。

而中国当前草根型基金会——算起来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基金会类型了——仍旧执迷于、沉湎于“项目审批”模式不放。这种模式诸多糟糕的缺陷中，“盛气凌人”之势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当然，直接的表现是前线资助官员缺乏最基本的资助权利。在这个前线工作群体中，不乏活泼可爱、温柔可亲、善良可人、友爱动人者，但由于他们缺乏被资助机构赋予基本的决策力，自身也不太可能长时间在资助对象的群体中浸泡，导致项目谈判过程的冗长、乏味和悲凉，一次一次让期待资助者强大的心灵频频遭受重创。在这样的等待和煎熬过程中，项目书被批改了一次又一次，理想被修割了一轮又一轮，但资助是否发生，仍旧是未知数。

如果你参与一下就会知道，受资助方像过堂受审一样，为了一个几万元的项目要跨四季过五关斩六将七窍生烟八方流离九度变更初衷。资助官员的能力表达渠道不畅，决策资格几乎可以视为没有。他们自身频繁陷入犹豫不决的泥潭，要把项目层层报上级领导审批。而顶层设计者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犯错误的担当能力，于是被否决的往往是最具创新力的项目，被排除的永远是最需要资助的项目。

这个资助手段更为残忍的地方是，“审批制”必然带来恶性的竞争或者说残忍的拼杀。一个资助方向放出来，上百个上千个上万上项目书在一夜之间同时输送往资助方的接收邮件。然后，先是预审专家班砍掉百分之五十，然后，是初审专家排出面砍掉百分之五十，然后，是面试专家连砍掉百分之五十，然后，是中审专家营砍掉百分之五十，然后，是终审专家团砍掉百分之五十，然后，是资助专家旅从剩下的项目中选择出百分之五十。这一场劳心劳力、耗神气费道德的资助过程，漫长到可以与犯人等待判决相比，残酷级别完全类似于战场上的兵刀相见——完全是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杀戮”。

如果资助方无法认识到受资助方才是中国民间环境保护的主角和“明角”，而不愿意让自身潜伏在暗处或者说隐处；如果说资助方无法发现受资助方帮助其把资金花好的价值，而一再地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手中流出去的那几个臭钱，那么，中国的草根基金会，可以休矣；那么，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完全可充分利用微博时代、淘宝时代、手机微信时代、人人都是基金会的时代，开始直接面向公众筹资。

当然，中国民间环保的资助体系绝对不仅仅是资金，虽然资金可能仍旧是当前第一位的需求，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暖化和平民化，法律援助体系、媒体协作体系、政府协作体系、科技协作体系、陌生志愿者协作体系、医疗协助体系，可能会在未来更强悍地挑战着民间环保工作人员的能力。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民间环境运动的黄金时间正在到来，虽然中国的方式永远出乎人们的预料，但一定会有鲜明的中国自身的特点。

holywood

写手，太能写了

explorer

喷基金会的这一段太犀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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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臆

真真真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