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开创公众环保新模式

lvzi

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可以放心地说，如果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板上，把马军的头像与篮球明星姚明和银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但那些知道他的人会坚持说，比起一个体育巨星或电影明星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的英雄。”

   坐在马军简单而整洁的办公室里，你很难把眼前这位颇有儒雅之风的“文人”，与媒体渲染的环保“斗士”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中国水危机》一书让马军声名鹊起，并最终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台湾导演李安一起问鼎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而后来创办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开发“中国水污染地图”、倡导“绿色选择”，更是让他背上了敢于挑战在华污染跨国企业的环保“斗士”之名。

   初露锋芒：《中国水危机》

   “可以放心地说，如果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板上，把马军的头像与篮球明星姚明和银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但那些知道他的人会坚持说，比起一个体育巨星或电影明星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的英雄。”

   《时代》周刊如此推崇马军的原因在于，他于1999年底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该书分析了中国七大流域各自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书中的观点是，如果不能改变而仅仅通过工程措施治水的方针，那中国的很多地区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水资源危机。

   《时代》周刊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的意义，如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对美国的意义一样，唤起了对未经熟虑、不可持续的发展的潜在灾难性后果的警告。

   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作出了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这个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的预言，最终导致美国环保局和第一个环保组织的成立，并使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从生产与使用名单中彻底清除。

   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现在已成为许多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水问题的必备参考书。马军也应邀先后在美国环保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耶鲁大学等学校、机构进行演讲。

   但马军最初与水结缘，却是从新闻记者生涯开始。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的马军进入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担任研究员。

   2000年至2002年，马军担任《南华早报》网络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协调网站在内地的业务，组织中国报道，同时为报纸撰写环境专稿。正是在《南华早报》工作的近十年期间，马军有机会走遍国内的山山水水，并亲眼看到黄河断流、太湖水污染等触目惊心的环境事件。而这些事件迫使他寻求水污染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1997年，马军在黄河边上采访几位水利工程师，工程师们认为黄河的治水经验非常成功，可以复制到其他河流治理上去，但这却引起了马军的担忧：“黄河已经200多天没有水注入到海里了，如果其他河流复制这种治水方法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

   马军坚持认为，如果延续原有的治水思路，就无法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于是，他开始深入研究水污染问题，在研读大量科技文献、历史典籍，并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后，终于在1999年写成《中国水危机》一书。

   重磅出击：水污染地图

   这本书出来之后，马军本想告一段落，但他已经欲罢不能了：“有很多读者找来，说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不改变治水的方略，未来中国的许多地方就会面临水危机。但他们又问，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在读者的推动之下，我感到自己需要全力投入环保工作。”

   于是，在2002年，马军加入博信国际信息咨询公司(Sinosphere Corporation)，担任环境顾问。在这个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提供环境、健康和安全咨询服务的公司里，马军了解到跨国公司如何从商业角度应对环境问题，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一旦市场的力量被激发出来，可以为环境问题提供某种程度的解决方案。

   但市场力量的激发需要来自社会的原动力，马军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原动力来自于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关注。“这种认识和关注在国外有，所以环境（绩效）的压力就从国外跨国公司总部传递到国内跨国企业的供货商，我们（公司）就是帮助跨国公司管理他们在中国供货商的环境行为。”马军表示，这种方式可以为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中国自身需要形成本地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压力，去促使国内企业解决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

   2004年，马军作为当年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了“耶鲁世界学人”项目，到耶鲁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其间马军对中国和西方环境治理体系作了一个对比性研究，并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是国内相对西方最为欠缺的一个部分。于是回国之后，马军毅然辞去博信的工作，决定重点推动公众参与的活动。

   2006年5月，马军创办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在选择项目方向时，马军认为，水污染是最为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公众参与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并且这一问题完全是人的行为造成的，也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修正。

   公众参与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马军当时想到，如果把水污染的信息做成一个数据库，让人们通过网站较为系统地了解污染信息，就可以促进公众的广泛参与。

   2006年9月，第一期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汇集和整理了全国各省、市水污染信息，并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形式展现在用户面前。

   通过点击这一数字地图，用户可以查阅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标排放的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还可以对各省市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量进行排名。目前，该系统公布的污染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既有百事可乐、三星电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也有青岛啤酒、宜昌双汇等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有的是超标排放，有的是违反环评、“三同时”等制度，还有的是被要求限期治理和挂牌督办而被记录在案。

   据马军介绍，系统的数据信息绝大多数是国家环保总局、省级、地市级环保部门提供或者已公布的信息，一小部分是权威媒体经环保或相关政府部门确认曝光的企业。水污染地图只是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列表，并注明数据来源。

   水污染地图如同一把利剑，甫一出鞘就被称为污染企业的“网络追杀令”；水污染地图又如一枚炸弹，重磅出击后让污染企业心有余悸。

   据马军介绍，数据公布以后，一些被披露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迫于国外总部的压力前来沟通，希望能将名单从地图上撤下。马军认为企业能够主动沟通是件好事，但如果仅仅希望通过公关手段解决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少数跨国公司在华超标排放情况被水污染地图公布后，经过其总部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在其本国形成了公众压力，最终导致这些企业提出整改措施，直至承诺第三方审核，如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三井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均承诺在6月30日之前进行第三方审核。另外，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隆尧工厂）也承诺建污水处理设施，并在6月30日之前进行第三方审核。

   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大部分企业对此或者不闻不问，或者了解数据来源后就杳无音讯。

   即便如此，马军所做的工作仍然弥足珍贵，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2006年12月9日，马军被中宣部等7部委联合授予“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评委会的评价是：“他对中国水污染预见性的关注，为现实所验证；他对信息公开机制的创新，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了新的模式。”

   再显身手：绿色选择

   3月22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再次发力，通过联合其他20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选择”的倡议，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在污染企业证明已经改正之前谨慎选择其产品，用自己的购买权力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倡议还公布了25家被指发生超标的知名消费品生产企业名单，其中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杜尔伯特伊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重庆）有限公司赫然入列。

   对于此次绿色选择的倡议，马军解释道，尽管水污染地图已经披露了部分企业的污染情况，也期待企业改进环境表现，但大部分企业仍在观望，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公众参与行为来施加压力，通过消费者的购买权力促使污染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绿色选择也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马军透露，在绿色选择前，企业的环境压力明显不够，普遍的现象是要么询问一下就无下文，要么不愿意公开回应这件事情。但发出“绿色选择倡议”后，媒体跟进报道，污染企业就非常急切地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企业表示订单在减少、上下游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在施压，“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而从更深层次来讲，绿色选择为市场力量的激发提供了原动力。马军表示，NGO应该做的是市场所不能作的，为维护市场的秩序提供一种动力，在这个动力的支持下，市场可以更好的起作用。“若没有这样的市场压力，污染企业不会自动开始做这方面（减少污染）工作的。”

   马军认为，一些企业超标排放，甚至造成恶性停水事件，而这却并不妨碍其产品在市场上热销，这就给企业传递了扭曲的市场信号，鼓励它们降低环境标准，通过减少环保投入来赢得市场竞争。通过绿色选择，消费者可以给企业发出一个正向的市场信号，形成真实的市场压力，促使企业考虑其违法排放行为给品牌和市场份额带来的影响，促使其遵守环境法规，从而可以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让负责任的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搞垮企业，”马军强调，“企业对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但企业没有权利向社会转嫁其环境成本，没有权利违反环境法规。我们希望不达标企业能够正确地看待公众的压力，停止违法排放；在此基础上持续改进其环境表现，以便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我们也在积极寻找资源，力求为愿意改进的企业提供建议和专业意见。”他表示，已经书面承诺将在6月30日之前进行第三方审核的企业在审核结果公布之前，其产品不列入绿色选择倡议活动中建议消费者谨慎购买的产品名单。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该中心所开展的项目能使公众在清楚地了解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以“现实有效”的方式参与环境保护。而曝光企业的真正目的在于希望借此促使企业意识到公众对企业环境表现的要求，正视自己的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

   据悉，目前已有20家企业对水污染地图披露的信息作出了反馈和沟通。

   剑指何方：绿色供应链管理

   “我们正在开发第三方审核流程标准，重点是污染处理设施能力和污染控制管理体系，”马军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地加强供应链的环境管理，对照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对供货商进行筛选，对其中的不达标企业开展严格的环境审核。“这些对供应链条开展绿色管理的企业，其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将更加清洁，他们值得公众更多的信任。”

   据马军介绍，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已经与部分跨国企业达成一致，他们将在内部试用中国水污染数据库，以此管理供货商，防范产品的环境风险。他乐观地估计，如果跨国公司大量采用这种绿色供应链管理手段，就意味着公众绿色选择产品提升到大型企业绿色选择供货商，将大大增加中小企业的环境压力。

   他还表示，下一步还可能披露上市公司的水污染问题，促使社会对这些公众公司施加压力。“如果这个做起来，将涉及外国上市公司、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内地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供货商等多层概念，将极大地延伸企业社会责任。”

   马军认为，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理应更加环保地利用其投资，承担社会责任。国外市场设有道琼斯可持续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和富时社会责任指数（FTSE4Good Indexes）对上市公司的环保表现和社会责任进行考核。绿色投资也成为一种时尚，像政府养老金基金等投资明确规定资金不能投向一些污染企业。

   作为一家环保组织，马军领导的公共与环境研究中心在资金、人力、资源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他感慨，由于机制缺陷，在中国做环保不容易，不仅经费缺乏，可资利用的手段也非常有限。

   不过，他说，每当下去实践，听到普通老百姓在面临污染问题时痛苦的哭泣时，他都会重新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高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