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PM2.5考验

花盼非花

在空气质量区域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单个地区的“变绿”无济于事。摄影章轲

被废弃的首钢3号高炉。摄影章轲

环保技术人员正在监测空气质量。摄影章轲

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远超环境承载能力。摄影章轲
　　中国低碳网专稿　“北京的上空有个黑盖，盖子的中心在石景山，它的下面就是首钢。”早些年，北京人这样描述“首钢—石景山—北京”这三者之间的污染因果链。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首钢所在的石景山区全年二级以上（含二级）的天数仅占全年的一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2003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达到71783.9吨。而首钢排出的可吸入颗粒物就占了近四分之一。
　　北京市每年所消耗的燃煤中，仅首钢、燕山石化公司、焦化厂、电厂四大家就占去一半以上；北京是严重缺水的特大型城市，但工业用水占了全市用水量的81%，这其中，首钢又占了大头。
　　北京所面临的这一困境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能源、资源高消耗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
　　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首钢搬迁的故事
　　从天安门出发，沿着长安街西行17公里，就到了位于石景山南麓、永定河畔的首都钢铁集团旧址。
　　记者在这里看到，盖着绿色琉璃瓦的仿古大门外人来车往，但穿过厂门，越往里走行人便越少。到了厂区西北部的旧工业区，则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
　　厂区的铁道上长满了杂草，地上、空中的管道设施锈迹斑斑，巨大的高炉静静地站在那里，废弃的车辆下不时会窜出几条野狗，甚至在一些厂房的墙壁上，写着“严禁大便”和“防止墙皮脱落”的字样。
　　在厂区推着破旧自行车的一位老工人告诉记者，首钢的前身是1919年开始建设的石景山钢铁厂，建国前30年只生产了28.6万吨生铁。新中国成立后，首钢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以“首都”冠名的企业，是北京工业的标杆企业。在鼎盛时期，首钢一家企业的利税就占到全北京市税收的1/4。
　　1978年首钢钢产量179万吨，销售收入14.43亿元，成为全国十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首钢的年钢产量由100万吨猛增至800多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销售收入列第12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列第39位。
　　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首钢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高达34吨。
　　一份由北京市人大提交的《关于支持和加强北京西部城区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首钢产业结构调整的议案》里，有这样一组数据：石景山区的空气质量大大低于北京全市平均值，2003年二级和好于二级空气质量天数有155天，低于全市平均19个百分点；仅首钢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就占全市排放总量的6.5%和5.4%；首钢厂区及家属区用水均为地表水，因此造成严重污染。
　　“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两难选择，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尘埃落定。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在顺义建设冷轧薄板生产线，到2010年底完成搬迁。
　　2011年1月14日上午，首钢高炉的烈焰慢慢熄灭，转炉的钢花渐渐暗淡，十里钢城不再机器轰鸣、浓烟滚滚。从这一天起，首钢石景山厂区全面停产，这标志着具有91年历史的首钢进入了全新的转型发展阶段。
　　对于这次“大搬迁”，首钢股份总会计师张凤文曾表示：“我们绝不是‘异地复制’，更不是‘污染搬家’，而是全面贯穿循环经济的绿色搬家理念。”
　　去年，首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255亿元，钢产量3142万吨。而今年首钢计划实现销售收入2210亿元，钢产量3236万吨。
　　首钢总公司董事长朱继民介绍，这个我国目前最大的钢铁工业精品生产基地，代表了21世纪钢铁企业的水平，具有生产更稳定、更环保、更节能的特点。
　　如果说，首钢这些年所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的话，那么，这种发展模式该彻底改变了。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能源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记者说，实践证明，“先污染，后治理”不行，“边污染，边治理”也不行，必须走“环境优先”这条路。
　　难与排放“脱钩”
　　要走上“环境优先”这条转型之路，首先需要认清自己。
　　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称，我国目前正在由一个低能源消耗国家迅速变为高耗能国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能源总消耗的60%左右。”牛文元称，这对我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介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近10年持续超过9%。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机构和人员，努力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中国仍然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成果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杨富强介绍，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采用“高增长、高污染”的模式，经济增长很难与污染排放脱钩。
　　证明中国“高增长、高污染”发展模式的方法之一是考察国民经济和资源消耗的规模。
　　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但能源消费量却占了全球的20%，主要工业产品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的先进水平高10%-20%。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2010年我国的资源产出率只及日本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国科学院2009年开展的一项评估（评估不仅包括空气和水污染，同时也分析资源消耗和生态退化）认为，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评估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资源和环境退化的总成本达到当年GDP的13.5%。这个水平远高于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接近加纳、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
　　目前，中国的绿色发展还是落后于“褐色”和“黑色”发展。这其中，空气质量的好坏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绿度”的重要标尺。
　　今年初，我国东部地区的雾霾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浓度水平高，均属近年来罕见。
　　“我国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以大家最为关注的PM2.5为例，全国70%左右、重点区域8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说。
　　清华大学、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今年公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称，2010年，我国因PM2.5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23.4万例，占当年全国死亡总人数的近14.9%。
　　这项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分析估计，2010年室外空气污染在中国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以及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目前室外空气污染在全球健康风险中名列前茅，在中国则位居第四。
　　据介绍，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201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267.8万吨、2273.6万吨，位居世界第一，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均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等13个重点区域，是我国经济活动水平和污染排放高度集中的区域，大气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述重点区域占全国14%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近48%的人口，产生了71%的经济总量，消费了52%的煤炭，排放了48%的二氧化硫、51%的氮氧化物、42%的烟粉尘和约50%的挥发性有机物，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至3.6倍。
　　在空气质量区域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单个地区的“变绿”无济于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北京现在基本不烧煤，但周边省份增加的燃煤是北京减少的煤的好几倍。北京进行了产业转型，但河北还有近亿吨的钢铁产能，这么大的生产消耗需要能源。再比如，北京已普遍使用天然气，但河北小县城里居民楼采暖没有天然气，仍然用煤。
总体环境仍在恶化

我国各城市PM2.5的浓度水平

卫星监测的全球细颗粒物浓度水平（ug/m3）

一些城市和区域观测得到的 PM2.5化学物种构成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汇总表（资料来源：国家环境保护部）

我国东部地区的 PM2.5 污染更为严重（b） ，与煤炭消费强度（a）的空间分布一致

资料来源：《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最新研究显示，近30年来，中国既没有遏制住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也没有遏制住生态退化的趋势。环境质量在局部有所改善的同时，总体仍在继续恶化。　　据原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介绍，首先是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目前，中国消费了世界11%的石油和49%的煤炭，排放了占世界26%的二氧化硫、28%的氮氧化合物和21%的二氧化碳。　　2011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218万吨，与1981年美国排放量相当。而目前美国排放量为1036万吨，欧盟27国为598万吨，日本78万吨。2011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实际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84.8%，化学需氧量（COD）实际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212.5%。
　　其次是区域复合型污染日渐显现。大气污染已由传统的局地煤烟型污染转向区域复合型污染。这在中国东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12年2月，环保部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调整了PM10浓度限值。依据新标准，2011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也只有拉萨、海口、昆明、广州、福州5座城市达标。而如果按WHO的标准，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能够达标。　　黄河、松花江、淮河和辽河流域为轻度污染，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分别为18.6%、14.3%、15.1%和10.8%，这些流域支流污染仍然十分严重。2011年，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监测，在总共4700多个监测点中，水质较差至极差的水质占比55%，表明中国一半以上的地下水已受污染。
　　传统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污染问题又接踵而至，不断加剧中国业已恶化的环境形势。目前，中国汞污染十分严重。土壤汞含量比背景值高3-10倍，相应的蔬菜作物、田间杂草汞含量也超过卫生标准的20-30倍。工业水污染排放中，除了常规污染物外，有些还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持久性有毒污染物(PTS)。此外，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电子垃圾等问题也非常突出。　　以2000年至2012年为例，骆建华将这一时期形容为“高排放、中投入、高恶化阶段”。
　　从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扩张阶段，各地纷纷上马钢铁、水泥、化工、火电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致使能源资源供给全面趋紧，污染物排放急剧攀升。　　其结果，“十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目标没能完成。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年为1995万吨，2006年跃升至2588万吨，经过“十一五”节能减排，2011年又降至2217万吨。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1.07%增加到2010年1.66%，反映这一时期工业污染治理进入投资高峰。
　　从总体上看，眼下，中国刚刚达到控制污染所需投入的低限。这一时期环境状况总体上看，仍呈继续恶化趋势，但恶化程度有所减轻。　　“超越GDP”需落实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要求，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需做好九个方面的内容：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减少贫困；提高用水效率；有效控制水污染，恢复水生态环境；严格保护耕地，保证耕地的耕作面积；提升能源利用率，进一步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减少CO2排放，有效控制城市空气污染；改善生态系统；增加森林面积；扩大木材现存量；恢复已经退化的草原，扩大水土保持面积；加强国家自然灾害安全网络；建立应急反应和救援体系。
　　骆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30年中国需要跨过三个拐点，完成三个阶段性任务，才能真正跨入生态文明的门槛。简言之，中国未来30年环境保护也需实施“三步走”战略。　　骆建华解释说，2020年，跨越污染排放拐点，实现污染物排放负增长；2030年，跨越环境恶化拐点，实现环境质量全面好转；2040年，跨越生态退化拐点，实现生态环境全面好转。
　　“未来10年，中国迫切需要在环境与发展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摆脱过去那种经济决定环境的藩篱，走向环境决定经济的新轨。”骆建华说。　　记者注意到，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型的国家意志能否在地方层面得到有效实施，这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超越GDP”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研究部部长陈文玲也表示，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衡量方式无法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更不能反映一个地区通过自然保护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应建立一套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区域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超越GDP：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执笔人张焕认为，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从“人的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两个方面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方面，则要求将人类的生态足迹纳入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内。“绿色经济转型是一种长期行为，因此，在考察绿色经济发展时，不能仅仅看现状，更要通过对目前的投入和措施的考察来看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张焕说。　　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离不开有效的经济手段，其中，一个完备的环境税收体系作用巨大。
　　骆建华告诉记者，目前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环境税税系，环境税涉及大气、水污染物，以及各种污染类产品等10多种，课征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硫税、氮税、碳税、污水税、燃油税、垃圾税等。　　骆建华表示，环境税开征涉及面广，牵扯利益多，应本着先易后难、税费并举的原则，逐步设立和征收。目前条件比较成熟的可先征，条件不成熟的可缓征，但必须尽快启动这项税制改革。
　　考虑到现实条件，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今年初已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目前仅开征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工业COD三个税种，税率暂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均为2元/千克，COD为3元/千克。据此测算，一年环境税收入大约900亿元。
      (中国低碳网）

冯恩旭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地良性发展，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