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垃圾议题引发的对若干问题的思考

guanjian

不久前在余庆开展的调研活动虽然不过短短五天时间，但也还是发现了一些现象，加上之前在农村社区关注过将近两年的垃圾问题，不久前又参加了成都垃圾研讨会，这段时间收获了很多，也带来了不少的困惑。在此把自己的收获和疑问分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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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谁在关注垃圾问题？同样是垃圾问题，在农村，在县城，在成都和北京那样的大城市，人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也是不一样的，政府、NGO和普通居民的关注点还是不一样的，NGO在参与垃圾议题的工作中，应该正确看待这样的差异，如果对农村留守人员和城市贫民窟的居民谈什么二噁英、飞灰和渗滤液的危害，是不是就像向刚刚维持温饱的人谈可持续农业有机蔬菜和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一样，他们没意识不关注并不表示他们愚昧麻木没有社会责任感，想要提高他们的意识也未必是靠加大宣传力度就能做到的。同样，像阿苏卫反焚烧那样的行动，期参与者未必就是环保意识有多么强烈，归根结底还是怕死的心理。由此看来，有没有环保行动和环保意识高不高之间的联系或许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紧密。环保意识的宣传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唯一可行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推动不下去的环保行动都归结为民众意识的问题。那么，推动垃圾分类是否一定要从意识提升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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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谁最想做垃圾分类？是政府，是社区居民，还是我们这些NGO？政府考虑的更多是现实问题，要想办法用最简单最高效率的办法最大范围内解决当前的问题，因为垃圾就在那里，一天不处理都不行。社区居民考虑的更多是自己家跟前的环境，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少的钱保持自家的干净整洁，跟自家的庭院比起来，地球这个“家”实在太大太遥远，填埋场的渗滤液有没有经过处理，焚烧炉的二噁英排放是否达标，对他们日常生活可能还比不上邻居家装修房子制造的噪音影响大。相比之下身边的看得见的问题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对垃圾分类处理欲望最强烈的的只有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常常既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效率，又经常忽略了有效性和可行性。在行动上往往操之过急而又缺乏耐心和坚持。那么，在关注垃圾处理议题上，NGO应该如何找到和摆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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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垃圾分类该由谁来做？需要做到什么程度？生活垃圾如果按厨房垃圾、厕所垃圾和客厅垃圾来分类收集，绝大多数居民家庭都已经做到了，只是做得并不彻底。这样分类好的垃圾又被混合在一起，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收集之后的运输上，从居民家里的小垃圾桶到社区的大垃圾桶再到垃圾车再到焚烧填埋场的这一过程中，而这一过程是不受社区居民控制的。如果说，垃圾分类应该是从垃圾产生到运输到处理所有相关的人都有责任，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多数人都已经做到了，或许只是还需要更彻底一些。居民有居民该做的，小区垃圾工有垃圾工该做的，政府环卫系统有环卫系统该做的，而做得最差劲的或许根本不是居民自身，做不好影响最大的也不是居民自身。那么，NGO如果要来做推动，最需要做的和有效果的着力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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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垃圾分类处理费用应该由谁来买单？是污染者买单还是受益者买单，或者是想做的人买单，或者共同来买单？往大里说，每个人都会产生垃圾，每个人都是污染者。垃圾污染治理每个人又都是受益者，羊毛出在羊身上，垃圾管理的费用不管是小区物业管理费还是市政卫生管理费，都还是社区居民甚至是每一个纳税人在出，现在也都是这样做的。垃圾从不分类到分类，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从居民自己的角度，做垃圾分类本身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奖励反而还因此要交纳更多的垃圾管理费以贴补后续的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增加的费用，这样势必让普通居民难以接受。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理，政府也需要增加更多的投入，虽然部分垃圾可以再生转化成资源或者能量，但是无论是国内垃圾回收企业的案例还是卢红雁老师分享的德国垃圾资源化的案例，都已经说明这一过程价值是亏损的。那么，作为最想做垃圾分类的一方，NGO和基金会是否也应该拿出自己的诚意，为政府不愿意或者不方便投入的那一部分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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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垃圾分类的体系应该由谁来管理？除了政府和社区居民，作为最想做垃圾分类的一方，NGO和基金会是否也对垃圾分类体系的运转承担一部分管理责任呢？有责任就意味着需要去投入，持续的运作就需要持续的投入。然而很多NGO和基金会却总是想着推动政府和居民一起建立一套所谓长效的内部管理机制，而把自身看做是“外部”的，是来做“推动”的，过后是要“走人”的，持续性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包括钱是“不干”的，作为最想做垃圾分类的一方，NGO和基金会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很没有诚意，这样的态度是否需要转变？

春子

垃圾问题必须多方合作，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推动一个个实际案例开展。一方面要做倡导教育，提倡节约和分类回收；一方面，也要建立分类回收体系，推进更科学的垃圾分类产业建设。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垃圾问题中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