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叫“咿丫咿丫咿”的虫子：分类学家的小把戏

济溪小编

一种叫“咿丫咿丫咿”的虫子：分类学家的小把戏


生物科学命名里的小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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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艾文辉斯博士与檀香山主教博物馆里的昆虫标本藏品。图片：Oliver Koning

当记者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檀香山主教博物馆办公室里的尼尔•艾文辉斯（Neal Evenhuis）相当淡定。记者问，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你发明的这些科学命名……呃……你是故意的吧？大部分场合下，艾文辉斯看起来是个很理智的科学家。他花了许多年时间绘制双翅目昆虫的系谱树，他有一本专著详细梳理了5100个化石种，他本人正式命名了300种以上的双翅目昆虫，使用的大部分术语都能让外行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得知自己被选为国际动物命名法委员会的成员。
所以，这位成就卓著的分类学家脑子到底哪里抽了筋，要把一种难以辨认的化石属命名为“Dissop”，种加词命名为“irae”？“Disap-pear-ee”（读音类似“消失不见者”）？那个叫做“Iyaiyai”的幽蚊科化石属又如何呢？这是墨西哥民歌选段还是扶额的时候伴随的音效？
顺便一说，这个属本来的打算是命名为 “I ”——直到一位研究者指出，他可不希望写下诸如 “I have small male genitalia.（I 具有小型雄性生殖器）”的句子。艾文辉斯带来的欢乐可不止这些，而且没错，这都是故意的。虽然他是世界级的系统分类学专家，但他似乎认为时不时也应该轻松一下。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分类学确实是很严谨的科学——分类学家知道苍蝇腿上有几根毛，知道拉丁文的“白”字的九种写法——但这些人一直保留着文字游戏的“优良”传统。有些名字纯粹是听着好玩。“Zaa”（紫葳科的一个属），“Mops mops” （一种蝙蝠），“Bla nini”（一种海生线虫），还有“Awuka spazzola”（一种裸腮类软体动物）。有些名字来自名人，从贝多芬到柯南道尔到扎帕到忍者神龟，还有些是让人冷到不行的糟糕双关语。某些物种——往往来自于著名科学家——它们的命名冷笑话实在太过分了，都上不了全年龄段的杂志，背后的笑点也让人完全无法归类。比方说，来自悉尼的澳洲博物馆的蝇类研究者David McAlpine把一个属命名为This。他的办公室门上挂着这个属的一个物种的照片，附有一句命令：“Look 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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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犬吻蝠 Mops mops 的头部特写：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有些像巴哥犬（也叫做Mops）。图片：Merlin D. Tuttle
艾文辉斯描述了他在命名学奇（guǐ）妙（yì）世界的初次旅途。那是在八十年代初，他每年都要去访问华盛顿史密斯学会的双翅目收藏，不幸落入了一群幽默感可疑的昆虫学家的魔掌。每天工作开始之前，诸位昆虫学的顶级专家都会蜂拥而入一个实验室、抢夺里面的咖啡。就是在这里，艾文辉斯听说了“Verae peculya”（very peculiar，“非常特殊”）和“Heerz lukenatcha” （Here's looking at you，《北非谍影》里的名句）这样冷到不行的名字。史密斯学会的Arnold Menke命名了一个种Pison eyvae（poison ivy，《蝙蝠侠》里的角色“毒藤女”），甲虫学家 Terry Erwin则向Agra 属里添加了phobia 和vation 两个种（agoraphobia和aggravation，分别意为“广场恐怖症”与“日益恶化”）。所有名字都完全符合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的字面规定，所以也都是完全恰当（？）的节肢动物物种名。“我离开咖啡机的时候就知道，我必须也起个这样的名字，才能和他们同台竞技、才能进入他们的圈子。” 艾文辉斯回忆道。
那时艾文辉斯正在研究一类俗称“蜂虻”的昆虫，并且发现了好几个新种，大部分归于Phthiria 属。他回忆：“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样的种名配得上这个属名呢？”大多数种名都是描述性的，剩下的多半也是为了纪念某人。但是就算受这样的限制，还是有创新余地的。加州大学河畔分校的道格•雅内迦（Doug Yanega）说：“双名法的祖师爷林奈就是一个绅（biàn）士（tài）。”林奈显然经常注意到植物结构和人类生理的相似之处，他把一种蝶豆命名为Clitoria mariana（玛利亚纳的阴蒂） ，又把一种真菌定为Phallus impudicus（无耻的阳具）。“要说的话，我们现在可是比那时候收敛许多了，”雅内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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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叫做 Clitoria mariana 的蝶豆。图片来源：Wild Flowers of Alabama
就算是大众级的描述也可能一不小心玩过火。1920年，端足动物研究者本内迪科特•迪波夫斯基（Benedykt Dybowski）把太多的描述词放在了一起，得到了足以令人做噩梦的 Gammaracanthuskytodermogammarus loricatobaicalensis。雅内迦把它翻译为“来自贝加尔湖的皮肤上有中空棘刺的端足动物”。虽然这个名字确实是符合命名规范的，但委员会最终还是特别裁定迪波夫斯基的所有命名无效，因为这些名字实在太难背。纪念别人的荣誉命名其实也可以间接地提供一些描述。Erwin把他发现的大批热带甲虫中的一种，用《霍比特人》的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为Pericompsus bilbo。他说这名字很合适，因为这个甲虫很短，很胖，脚上还毛茸茸的。还有一种鱼和一种衣蛾在尾部都有看起来像头一样的色斑，它们都获得了beeblebroxi 的种加词——来自《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的两个头的银河总统扎福德•毕伯布鲁克斯。
大部分荣誉名称都是纪念那些采集到一个至关重要标本的人、描述者的导师、或者其他的好友/好基友/印象深刻的人。有两个分类学家把他们的蛾子种加词命名为bruneiregalis（毫无规律的文莱）以便“纪念”文莱皇家航空公司。地衣分类学家William R. Buck把一个地衣物种命名为yahriqe 以纪念他的一个研究生，在发现样本不够的时候，那个学生花了7小时的时间专程赶回采集地点，收集了足够的样本。已故的史密斯学会科学家哈里森•戴尔（Harrison Dyar）在1906年将一种蛾子命名为wellesca，这是他当时的婚外情人的名字。也许这是因为他没能成功和现任妻子Zella离婚，而给情人提供的小小补偿。但是到了1927年，和情人结婚六年之后，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结发妻子于是给另一种昆虫命名为zella。后来一位业余昆虫学家B•纽莫根（B. Neumogen）为了纪念Dyar而把一个属命名为Dyaria，不过这大概不是在表示不敬（该属名读音近似diarrhea，意为“腹泻”）。
其它的名字就几乎肯定是恶意满满的了。林奈创造了“Commelina”（鸭跖草属）一词用来纪念荷兰家族Commelin的三位成员，其中两人是植物学家，第三人却无所作为。鸭跖草的花瓣分为三瓣，其中两瓣很大，纯天蓝色，第三瓣却很小很萎缩，颜色也很苍白。至于用 Townesilitus（汤氏茧蜂）来纪念亨利•汤斯（Heny Townes）的那位分类学家……几乎可以肯定他脑子里想的是扁桃体炎（Tonsil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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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趾草 Commelina communis 的花，可以看见花蕊下方的那片花瓣格外瘦小苍白。图片：wiki commons不过有时候很难判断命名者的意图。一位昆虫学家决定将一个猫头鹰虱命名为Strigiphilus garylarsoni 以纪念漫画家Gary Larson，艾文辉斯认为这其实是明显的赞扬，恐怕没有哪个漫画家比他画了更多的节肢动物。Larson本人也表示赞同：“我就知道不会有人拿我的名字命名天鹅什么的。好赖都是机会，不能错过嘛。” 而当澳洲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前任领导John Stocker得知，有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物种Telanepsia stockeri——一种吃考拉便便的蛾子——的时候，他发布了一则精神可嘉的感谢声明。他表示能和澳洲的象征联系起来是非常荣幸的，至于联系的方式是排泄物，这只不过是人民公仆境况的真实写照而已。
艾文辉斯考虑自己的蜂虻命名的时候，主要出发点是属名的读音——Phthiria 听起来像 "theory-a"（理论）。他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命名为Phthiria gravitae（theory-a-gravity，“万有引力理论”），但是觉得这个名字太牵强了。不过他回忆起，“我可以想法子把它命名为relativitae（于是得到“相对论”），要蒙混过关也很简单，把它拆成拉丁词根就可以——relati–vitae，‘relating to life’（和生命相关）。”于是他决定这样命名这个物种来“纪念地球上的生命”。
国际命名法规要求，一个物种命名成立的前提是相关信息必须发表在公开刊物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当时的惯例是不鼓励过于搞笑的名字的，所以他担心一份警觉的期刊可能会拒绝他的名字。事实上，他的同事李•高夫（Lee Goff）刚有一篇文章被《医学昆虫学期刊》拒了，因为他打算把一种恙螨命名为Trombicula tgifi。接下来高夫改投一份比利时的期刊，成功发表。高夫怀疑，欧洲人是没认出美国人常用的周末缩写——TGIF（Thank God It's Friday，“谢天谢地终于周五了”）。
高夫的迂回战术启发了艾文辉斯，他决定把论文提交给波兰的昆虫学期刊《POLSKIE PISMO ENTOMOLOGIZNE》。“如果他们的编辑部里有人会像我们英文这样发音，那可真是奇迹了。”同一篇文章里，艾文辉斯描述了蜂虻Oligodranes humbug（humbug意为骗子）和Oligodranes zzyzxensis。他倒是没为这俩名字担心，因为文中他将这两个物种的名字来源归为加州的地理特征：一个是Humbug溪，还一个是Zzyzx泉。
不管是知情还是不知情，这家期刊在1984年发表了他的结果。“我真是喜出望外，”他说。可惜他的胜利是短暂的。1986年他重新分析了蜂虻的谱系，发现他的相对论蜂虻其实应该归于另一个属。“科学总是在进步的，”他说，但是进步使得他精心打造的名字变成了Poecilognathus relativitae，“我几乎被打垮了。”
自那以来，他找到了很多安慰自己的方式，比如把一个意外发现的双翅目科命名为Serendipitae （Serendipity，“意外惊喜”）。惯例也不再明确歧视幽默的名字了——前提是不能冒犯别人。艾文辉斯甚至总结出了一点哲学思考。他的建议是，“底线：如果你想在名字上玩花样，要小心后人的工作可能毁掉你的努力。而那个后人没准就是你自己。”
  
来自：果壳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