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第五期杂志的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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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间环保NGO的形成多半是由于“问题”（例如怒江水坝）或者“兴趣”（例如观鸟），所以机构的专业定位常常就是专注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兴趣的传播，很少有机构（虽然有一些个人）能够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战略角度来审视和研究环境问题。

──环保组织创绿中心的陈冀俍和李莉娜在去年12年发表在《绿叶》杂志上的文章《从民间视角看国际气候制度转型》中说。

人们对尚未发生的危险抵抗的力度加强了，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危险，则仍旧靠忍受来消解。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负责人冯永锋在去年12月发表的文章《2012：解析中国民间环境发展》中说。

以往的环境教育，往往是住在城市里的、有“环境意识”的一批人，去教育小孩子，或者住在乡村的没有环境意识的人（那些落后、教育基础不好、信息不通达的地方...）。但是，由于从事自然保护，在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地，在我们走向乡村和山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我们被教育了。生活在山水之间的乡村、牧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学校顽皮的小孩子，对于家乡的自然环境，知道得很多很多，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中。

──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孙姗去年11月在该组织博客上的文章《山水“自然学堂”故事》中说。

北上广的公益组织最大的区别，拿最简单的捡垃圾为例：北京，捡垃圾是为了让政府也去捡；上海，捡垃圾为了组织一个社会化企业；广州，捡垃圾是为了推动公民社会。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去年11月在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组织的法律培训上说。

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投资领域都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保姆多，孩子少”，一堆公益创投、社会投资、影响力投资机构拿着大把的钱，却找不到好的可自我造血并持续发展的公益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兼院长周惟彦1月23日在其微博上说。

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你看中国现在很多人讲民主，但是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一点都不民主……我觉得他对民主的理解有点泛化了。“民主”这个词本质上还是和政治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工会、NGO，我甚至不能肯定我们有义务去要求它是民主的。乔布斯民主吗？他一点都不民主！人们在公司、NGO里是有退出权的，而在一个国家里，退出成本非常高；老板、CEO们独断专行，是受制于市场、社会的奖惩机制的。但在一个垄断暴力的政府面前，可能几代暴君才会出一个陈胜、吴广。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2月接受《南方周末》时说。

在美国俄勒冈州参加“世界环境律师联盟”年会，吃着多半都是生拌的饭菜，喝凉水，住十多人一个房间的上下铺。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但这里的河水清澈，天空碧蓝，喝凉水吃生菜也不拉肚子。反思国内，别说国际会议了，国内环境NGO会议也不可能让人睡通铺和上下铺了。真应该对我们的消费反思了。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王灿发2月在其微博上说。

土壤污染在各地均是多年前发生的历史问题，近年才以健康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现任政府一旦承认有污染，就意味着要替前任政府担责，不仅要花费巨额成本治土医人，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事件，所以基本态度是能回避就回避。

    ──财新《新世纪》记者宫靖在1月文章《救土先救人》中提到，各地政府多不愿谈及本地土壤污染事宜，对此现象，多位与各地政府曾深度接触的土壤专家做如上解释。

NGO获奖是常事，既是社会对组织工作的肯定，又是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但如果没有任何前因后果就“被获奖”并受邀出席公关公司组织的颁奖晚会，和许多企业、媒体同场领奖，你说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其实我就想说：不是谁都有资格给公益组织颁奖的。做企业公关活动的陪衬，消耗的是自己的信誉。

──一个环保组织的传播官员1月如是说。

吴静、莫克、黄俊、邓永恒、杨贤5名教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一个市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开支实际上会对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升迁带来负面作用。他们发现，一个地方的环保投资占当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当地书记的升迁机会便会下降8.5%。

       ──一篇译自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中提到，绿色官员在中国难获升迁。该报道2月刊载在《环球时报》上。

通过政协、人大等渠道反映诉求，是环保NGO参政议政、理性解决环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一条重要手段与渠道。

──WWF北京代表处项目实施副总监王利民3月在微博点评中说。

一个社会的稳定靠的不应该是逐年上涨的维稳经费，而是一批经过训练的、专业的、可以真正代表各方利益诉求的NGO组织。自保、自治、自律是包括商会在内的众多NGO组织的基本职能。

    ──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秘书长、《秦腔汇》杂志总编张亮在微博上推荐美通无线董事长兼CEO王维嘉在亚布力论坛上的闭幕演讲“NGO和企业家”，王维嘉回复说，各地商会是规模最大的企业家NGO，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争取应得的权利。

现在人们都在纷纷谈论扩大内需，似乎扩大内需就是对的。但中国甚至世界资源的条件允许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大内需吗？我认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努力满足基本需求，积极扩大改善性需求，适度满足奢侈性需求，坚决抑制浪费性需求。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3月11日发微博点评“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