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社会企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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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李晔

海涛左一和参与他社会企业的志愿者。 资料照片

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所创办的“穷人银行”，是一家著名的社会企业。英国，社会企业的营业额达到270亿英镑，资本市场有单独的社会企业上市板块，截至去年，已有6家社会企业上市。不以“眼泪效应”和免费慈善标榜自己，而是以商业规则做公益，社会企业=公益+商业。

这几年，周永平多位好友罹患肿瘤，有的人到中年，有的更年轻。

恐慌，如影随形。许多人和周永平同感，担心这种人类迄今无法战胜的疾病，就在不远处游荡，随时会落在自己身上。

过去，想把日子过得好些，靠自己勤奋努力就行。而今，面对呼吸中的雾霾、一日三餐中可能会有的重金属和化学剂，自己，便显得很无奈。摆在面前不过两种选择：听天由命？移民海外？

一个偶然机会，周永平作为个体，参与到崇明横沙乡“蟹田改无花果园”项目，由此接触到一个新名词—社会企业。

它介于纯粹的公益与商业之间，和前者一样有怜悯心，同后者一样追求利润。但，它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终目的。

在逐步了解认识过程中，周永平发现，生存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关键看我们能否改变自己。每个市民手中的购买力，就是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的武器。市民可用自己的良心购买力，来鼓励农村的良心种植者和食品工厂的良心生产者，而非坐等政府监管，自己却一事不为。

周永平愈发感到，每一个体一味埋怨，等不来食品安全的“馅饼”从天上掉下，也等不来雾霾在头上散开。

精英返乡的初衷

周永平曾是沪上一名新闻官，十余年前从处长位置“下海”到瑞安集团，参与上海新天地开发建设，现为瑞安董事长罗康瑞的助理。半年前，周永平成为福特汽车赞助的“更美好的世界绿色晋级导师计划”中的12名导师之一，这些包括香港太平绅士、普华永道合伙人在内的导师们有着一项共同任务—辅导全国12个公益机构的市场化运作。

周永平“认领”了上海大树公益服务支持中心，学生刘海涛。

刘海涛，某传媒公司前人力资源总监、某知名汽车合资项目全程参与者。不惑之年，他突有曾经沧海除却巫山之惑，故于2年前，转而投身种树，在新疆、江苏多地留下“种迹”。

去年夏，海涛被崇明横沙乡民永村沈建荣村长一番忧伤“吐槽”触动。

横沙乡以蟹塘和柑橘出名，其中七成蟹塘被外来户承包。民永村村民将土地以每亩800元出租给外来户，而承包养蟹者的每亩利润约3000元。一亩水塘，几千只蟹，饲料和蟹苗排泄物，定期清理到旁边沟渠，尤其每年2月投蟹苗前，要用杀虫剂清塘，脏水统统外排，污染极大。沈建荣幼时常见的蜻蜓、萤火虫、蚯蚓等渐渐无踪，曾游泳的小河，从水捧起即喝，到而今只能洗脚。

村民们却无动于衷，满足于坐地收租，攀比着谁先进城，家家户户跨江，到上海市区买房，以致乡村凋敝。

其实，蟹塘并非不能改作他途，如种树。11年前，一对东北夫妇在横沙乡承包20亩地种无花果树，如今每亩净利万元，赚头是蟹塘3倍。无花果树“粗枝大叶”，有利光合作用，可净化空气，其果实，则有防癌之效。

蟹田改种无花果？

这念头在沈村长心头一闪即灭，“肯定没辙。若靠村集体投资，可能又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若引进社会资本，难保它不是逐利最大化”。

“记得住乡愁”之梦眼看告破。

此时，正在民永村基层锻炼的原横沙乡团委书记曹明，其交大MPA（公共管理硕士）的老师徐家良教授推荐了“大树公益”刘海涛。

海涛一上岛就澎湃了：这事，基层政府没法做，单纯商业不屑做，但问题总得有人解决啊！这不恰是自己用武之地？

他设想，承包下民永村105亩蟹塘，深翻土地育肥，种1.5万棵无花果树，助村庄减蟹稳果，同时为城市提供放心食品。

农民想进城，精英却返乡？沈村长心花怒放。

这项目，海涛以前的学生、某大型IT公司地区经理张卫国也“点赞”。张卫国被自己家乡的污染震惊到了，他老家山东某县医院，7层楼中有4层是肿瘤科，曾经摸鱼虾之地，而今工厂遍布，“这样的故乡，不知还能不能回得去？”因此张卫国立誓，“海涛这项目若能成，我将是下一个全职做公益的人。”

海涛的导师周永平则在一个雾霾天来到横沙现场辅导。他颇痛心，有些当地农民不把横沙当美丽家园，反当成赚钱机器。他动情道：“有专家预测，这雾霾若不加防控，十年后，上海将有更多人罹患肺癌。我家人中就有患肺癌过世的，要知道肺癌晚期非常痛苦……无花果既净化农村，又造福城市，我愿参与！”

行“骗”生涯

海涛立马操办起来。不过最初，他并未想用自己所熟稔的商业，去嫁接公益。

“一开始仍旧用老办法，劝募。每棵100元，花了3个月，只被认领了300棵，而劝募所投人力物力，甚至超过筹来的钱。”

按此法，多做多亏，非但无法解决问题，还把自己机构的“命”搭进去。

好在随后一场英国社会企业考察之旅，令他眼界大开。

所谓社会企业，就是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英国，社会企业的营业额达到270亿英镑，资本市场有单独的社会企业上市板块，截至去年，已有6家社会企业上市。

回来后，海涛自问，能否用社会企业方式来做公益？告诉朋友，他们第一反应是“骗子”，是“打着公益幌子，行商业之实”。

但海涛执拗，“骗子”就这么好当？英国公众难道都是傻子？他还进一步了解到，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所创办的“穷人银行”也是一家著名的社会企业，“尤努斯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让海涛信心倍增、意志更坚地开始社会企业融资。

他告诉记者，“我最初的原则，投资人不控股，好让生态种植不被利益绑架，要鼓励村民参与，因此要无偿赠股”。所以决定，不仅给村民高于原出租蟹田的租金，还赠送村民和其中技术骨干15%的股份。

也设置了分红比例，村民及果农骨干15%；留出20%用于当地综合环境治理，包括寻求不污染环境的蟹苗养殖技术；16%用于 “大树公益”在横沙以外的环保事业；剩余49%留给投资人。

总投资需150万元，设置成15份，先从朋友处“骗”起。海涛原汽车公司董事长率先支持了5份；村长要避嫌，没投；海涛和村长朋友，认了6份；果农的技术骨干，用约2.5万棵无花果苗，认了1份；村委会吃不透社会企业这“新玩意”，谨慎投了2份。

还剩最后1份，眼看已是年底。这时必须收土地了，否则村民等不及，又要把田租给养蟹户。具有商业经验的导师周永平看到了危机，此时不救一把，可能就成死棋，于是出资10万元，这临门一脚，导师成了股东。周永平坦言，从投资角度看，他有些“冲动”了，但他更看重这件事情的意义，“商业，是追求投资者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社会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紧接着，无花果本月（2014年2月）育苗，随后将在11月栽下。对投资人而言，这是一笔初步测算到第4年开始有年均28%左右的回报、到第7年后才能收回本金的买卖。

海涛对未来的设想当然很缤纷，包括邀请企业冠名、让小朋友来认领树陪伴其成长、给每一位参与者每年快递1公斤无花果等。该项目也获得沪上一些基金会的垂爱，对方有意支援和提供资源。

但海涛知道，一切都有赖于他后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商业模式，将这个项目做强。

无论如何，总算踉跄起步了。

被“逼”出来的社会企业

跟海涛类似，许多社会企业的诞生，都起因于“将死”，结果是“后生”。

足有3年时间，孙学音在死撑，几百万元积蓄垫支殆尽，卖车卖房，其财务报表仍是一片红。

学音曾在4A广告公司、某知名媒体任创意和市场总监等职，从一个捧着高薪的成功人士，到一个落魄的公益人，其初衷，仅仅是一个做母亲的想给孩子寻找放心食品。

有几件事对她触动很大。第一件事，她曾跟随家中保姆返乡，试图找一块不施农药和化肥的干净土地，但遍寻不着，最后老农一句话点醒她：“你们城里人喜欢"卖相"，咱们就按你们的要求种呗。”第二件事，当时还在媒体供职的她满怀愤慨地质疑农业专家“哪样食品不危机”时，上海农科热线的资深专家方炳初却举例海南毒甘蔗事件：“也许毒甘蔗比例不足20%，你知不知道那80%的老农在地里哭？”第三件事，4年前她在静安公园推出有机米试吃活动，当场有人惊呼，这就是当年他在崇明插队时吃到的大米味道，但一问价格，他又开始“骂娘”……

这些事让学音找到了做公益的切入点—消费者自身认知有误，好东西理应有其合适价格，否则就是对良心种植者的挫伤，而那些被伤及的无辜，应该被验明正身。

于是她自掏腰包创办了有机绿色联盟，通过该平台，邀请农科专家为消费者普及有机知识，向消费者推广经权威部门认证的有机农产品(000061,股吧)。她不愿做纯粹的有机农产品经营商，她的初心与社会普遍认知，让她背负沉重的心理包袱：“既然做公益，就应该免费，赚钱算不算昧心？”

直到去年下半年，在公益圈内，她听到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小斌一句话，“纯公益，只能解决1%的社会问题，唯有社会企业，才可能持续且规模化地解决99%的社会问题”。

她有幡然醒悟之感。

伦敦曾有一个基金，资助了2辆车，用于残疾人免费接送。此后，该基金断了资金源，只能把2辆车留给公益运作方。要么停运，要么对健康人收费来补贴残疾人，这是公益运作方面临的2种抉择。当年，运作方选择了后者，发展至今，已拥有500多辆车、7条线路，从一个濒临死亡的公益组织，变身为伦敦鼓励残疾人出行的最大运营机构。

学音终于打算放弃内心的桎梏。几天前，她有些悲壮地和记者一同梳理和挥别过去4年。现在，她已分离出“合众公益”和信息服务执行方两块，前者做社区绿色知识普及与实践，今年会有100场社区“绿色工作坊”，旨在培养一批批有辨别能力的绿色消费者，此为纯公益；而信息服务项目则是提供农产品生产、服务企业的第三方信息服务，做消费者口碑认证，是社会企业。后者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以补贴前者。

“道”和“术”兼备

距新天地不远的卓维创意园区的陶咖，和浦东峨山路上的9E咖啡馆，是公益圈经常聚会之所。

海涛和学音的社会企业尝试，在此找到共鸣。

这个热闹的圈内，过去讲得过多的，是做善事的人生价值、人格升华，或哭诉因奉献过度而导致的悲催境遇。

而今风向却悄然变化，解剖的多是一个个成功或失败案例，探讨的多是如何“长寿”。

恩派，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对公益组织进行集成式支持的机构。几天前，恩派创始人、主任吕朝现身9E咖啡馆，他并不掩饰自己对公益走商业化模式的天然好感。他介绍，国内大部分公益园区是免费的，但恩派和上海市民政局在黄浦区普育西路共同开辟的“公益新天地”却要收租金，“我们先测算出园区一年运营需多少成本，再根据面积分摊到园区内几十家公益机构。我们之所以如此"无情"，是要让公益机构更有效率。否则，它们会一直以高尚自居，躺在"免费"身上，以致机能退化……”

吕朝很强调社会企业的“道”和“术”。所谓“道”，是格局，是担当，是发现问题的眼光；所谓“术”，是指解决方法。可持续的公益组织，必须二者兼备。

上海财经大学的朱小斌研究社会企业已6年，期间接触了千余公益组织。他认为，社会企业必须用商业的“术”，来实现社会价值的“道”，缺了哪头都无法成功。他举例，台湾有一家名叫“多扶接送”的社会企业。公司创始人改造旧汽车，增加自动化设备，使残疾人得以无障碍上车，方便举家出游。有一年，台湾召开全球残疾人大会，会议期间所有与会残疾人代表的机场、酒店与参观接送均由“多扶接送”承担，机场停着的几十辆黄色车辆蔚为壮观，引全球轰动。朱小斌告诉记者，“多扶接送”一部分收入来自政府购买服务，但更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不少残疾人来自中产家庭，一位残疾人和其家人举家出游消费，这块"蛋糕"其实是很大的，且完全能做到私人订制和区别定价”。

纠结的界定

朱小斌介绍，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了初步实现收支平衡的社会企业，如纽约州立大学MBA毕业的杭州女孩蔡史印，创建了 “黑暗中对话”（中国），由盲人给知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上课，来克服这些“大佬”们内心的黑暗和“盲区”；在英留学的周贤创办了“善淘网”，这是中国首家慈善商店，通过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和个人将闲置或库存物品捐赠或义卖，从而为残障人士提供可持续、有尊严的就业培训和工作岗位；哈佛女孩乔婉珊，从藏区收取牦牛绒，请上海、纽约等地设计师设计，再交由崇明织娘编织，牦牛绒制品得以与优质、时尚相联系，而不仅仅是一件“道德商品”。

部分基金会也开始尝试资助社会企业。上海增爱基金会是一个私募基金，去年与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合作，成立“中国创投奖”，给予3家社会企业每年20万元连续3年的资助，包括“携职旅社”在内的3家受资助社会企业果然不负众望，已基本实现自负盈亏。增爱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告诉记者，今年依然会资助3家，但资助方式改为每年20万元连续3年的无息贷款，现网上报名企业已达200余家。他坦言：“基金会不想把善款花得很草率，社会企业有能力将善款使用得更有价值。”

然而，即便社会企业愈加走红和获得政府、基金会等各类资源垂爱，但其界定依然令人纠结。

英国驻中国领事馆企业文化处王海军介绍，在英国，分红比例不超过利润的15%，就算社会企业。

但这比例，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按海涛的说法，“在中国，不分红、光送股的上市公司比比皆是，但它们未必算得上是社会企业”。

一些著名的社会企业，更有苛刻的自我约束，如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规定，自银行存在第一天起，只贷给女性，50美金以下，附加条件还包括，分红只能分到初始投资完全收回为止。

朱小斌认为，从目前看，很难以数字或比例来给社会企业定性，而应根据目标来界定，“要看企业成立初衷、存在意义等是否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譬如，一家扑克生产商，在扑克上印失踪儿童照片，帮很多家庭找回了失踪的孩子，这不能算社会企业，而是做商业的同时顺便做公益。因为寻找失踪儿童不是办这家企业的目的”。

海涛也曾纠缠于融资和分红比例，但他最后想通了，“其实社会企业做成功与否，最后应看2条，一是社会问题解决了没？二是投资和捐赠人认为合理”。那些既非投资或捐赠人，又非受益者的人，似乎没有理由在旁裁判。

海涛说：“我们圈内有个观点，做社会企业，不争执，不辩论，去完成。”

而他的导师周永平，把社会企业视为自己发现的又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