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观察 2月27日 2014年第2期,总第84期 出品:鸿芷工作室
导语:这周环境热点非持续一周的“雾霾”莫属,而20日雾霾起来之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则是环保大部制的预言。27日北京雾霾散去,但肯定如大灰狼一般坚韧,它一定会回来的。如之奈何?
官员拍胸脯立下军令状,巡视组出动,习大大去南锣鼓巷与民“同呼吸”,27日有三篇媒体社论为治霾立论,两篇赞成扩大行政力量,一篇怀疑“行政力量是否对雾霾的治理真正有效?”
进一步整合、提升行政力量,把环保部再搞大一点是治霾之道吗?学者秦晖201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权不受制、责不可问的体制无论名义上‘追求’什么,都可能与民众的期待距离甚大,甚至南辕北辙。中国现在一方面提可持续增长、建设生态文明等,一方面环境却不断恶化,就是这个道理。”
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的社会力量是否可以发动,以发挥揭露、监督之效?可惜他们一直被“雪藏”。
专题: 集权治霾
习近平雾霾天与民“同呼吸”
周二,习近平出现在雾霾笼罩的北京知名景点南锣鼓巷,并与现场群众亲切交谈。有外媒说,习近平此举所要传达的信息似乎是:雾霾中领导人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月26日)
灰霾“巡视组”潜入京津冀
2月17日起,环保部12个督查组奔赴京津冀及周边灰霾重灾区,“难兄难弟”交叉督查,环保部下达死命令:一定要查出问题。
规模罕见,12个督查组由12名厅局级官员带队,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如此规格进行跨行政区域调查是首次。“各省带队跨界调查,一是显示独立性,二是各省可以相互学习。”
公开程度亦罕见,12个督查组配备报社、电视台记者;督查结果直接挂在环保部官网上,报道甚至直指当地如何阻挠、围困督查组。(南方周末,2月27日)
【社论】雾霾锁京城 治理必须嵌入经济发展
决策和执行上的高效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特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走过了西方20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环境污染也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历程,而在雾霾治理上,中国能否用5到10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国家50年的治理过程,这绝对值得关注。也许,我们丝毫不用怀疑行政手段的有效性,也不用怀疑王安顺和张庆伟两位行政领导的决心。有理由去怀疑的是,行政力量是否对雾霾的治理真正有效?
一个简单的分析,河北省为了保卫北京,势必要关闭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种做法的直接影响是减少了“就业岗位”,降低了经济增速。为了雾霾治理,牺牲就业岗位,影响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对立该如何调和?假如经济发展的压力和保卫首都的压力并存,对于一任官员来说,很可能的操作手法是在检查前期暂停一些企业,以备检查之需。
行政命令之所以持久有效,并非因为其强制力量,而在于政策本身嵌入了经济社会的运行系统。(南方都市报,2月27日)
【社论】雾霾天中的两会改革期盼
我们更有必要对环境治理形成系统组合方案,首先,在立法修法层面,应抓紧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和保障公民环境权益列入宪法,尽快审议通过《环保法》;
其次,在税收倒逼层面,应尽快构建包括资源税、消费税和环境保护税在内的绿色税收体系,不仅应加大资源税征收力度和提高资源税税费,而且还应将资源税适用范围相对扩容,将水资源、空气资源、草原和湿地资源也列入到征税范围,如此可以通过税收倒逼生态环境的改良;
还有,在环境权益交易层面,除北京环境交易所之外,应尽快推动全国其他省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省市)成立环交所,并通过制度设计的完善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使环交所能够在降低治理污染成本、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时代周报,2月27日)
【社论】雾霾走了,治霾的紧迫感不能走(新京报,2月27日)
“偷排”不除雾霾难治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之下,中国众多地方企业依然顶风“偷排”?一种说法是中国行政序列中,环保部门过于弱势,责大、权小、人少。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3年下半年也公开感叹:中国的环保部是全球四大尴尬部门之一。此说有一定道理。
中国地方大、中企业中,以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居多,地方环保部门一般惹不起。一些重点民企,是当地多年重点培植的龙头企业,其管理者与地方政府关系良好,环保部门也惹不起。企业“偷排”行为在经济学上可以理解为成本节约,能搞定当地政府部门的企业显然愿意“节约成本”。
问题是,地方环保部门为何有时连一些小企业“偷排”也管不住?面对质问,地方环保部门往往以“小企业分散、数量大,污染难于发现”来应付。这显然是推责,空气污染于附近公众而言,可见、可闻,环保部门只要允许和重视公众举报,就不可能发现不了。
面对大、中企业“偷排”问题,在雾霾空前严重的现状下,国家应从行政改革入手,为环保部门扩权,让其“有胆”管理“偷排”。必须认识到,小企业“偷排”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环保部门的渎职。国家在为环保部门扩权的同时,也可相应加大对环保部门的问责力度。
此外,国家还应严格环境法律法规,对“偷排”行为动用重典,使犯规者付出“不敢再犯”的代价。发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也应及时启动,包括对公众环境举报以及环保机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鼓励。(财新网,2月26日)
博弈环保大部制改革
2月10日,环保部官网刊发周生贤有关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讲话。记者注意到,在这篇讲话中,周生贤谈到了与目前环保部管理领域“毫不相干”的森林、湿地、海洋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问题,甚至用两大段的篇幅谈及“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尽管周生贤在任环保部部长之前,在国家林业局任职多年并担任局长,但多年来,环保部几乎从来不与林业沾边。无独有偶,周生贤在去年11月也曾公开谈及国家海洋局职责范围内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护问题,谈及国家林业局职责范围内的林业生态系统保护和林权改革问题。
“周部长的用意尚不清楚,但有可能是往‘环保大部制’的角度考虑。”连日来,记者接触的多名专家学者都有此猜测。
相关部委人士昨日也对记者表示,周生贤此番讲话,应该是有深刻用意的。这或许意味着,有关“环保大部制”的改革方案已基本定型,并得到了高层的认同。(第一财经日报,2月14日)
环保部或扩权(路透中文网,2月12日)
官员:未听说“国土部并入环保部”(新京报,2月13日)
大部制改革需要“逆向思维”(经济观察报,2月15日)
环保部长接连表态 引发大部制改革猜想(每日经济新闻,2月17日)
环保NGO生存寒冬
在中国,环保NGO是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一类非政府组织。在今天,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让活跃在各地的环保组织处于“忙不过来”的春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大多正遭遇筹资、运营皆难的寒冬,多个草根NGO持续“断炊”,甚至多年依靠热情“自掏腰包”做环保。(财经,2月23日)
首次发布“橙色预警”
自去年10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发布以来,北京市政府上周五首次发布“橙色预警”,这是第二高的预警等级,并在本周一再度发布“橙色预警”。
但北京市政府尚未发布“红色预警”(这种最高预警等级将要求学校停课、工业企业停产、市内一半汽车不能上路),尽管雾霾水平似乎达到了政府自己设定的采取此类行动的标准。
周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发起了一场向政府施压的公共宣传活动,要求将预警等级升级至红色。(FT中文网,2月26日)
北京雾霾:要多严重才会启动红色预警?
近日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北京当局连续第六天维持“橙色预警”(二级预警)不变。许多北京市民不禁想问:空气要变得多糟,当局才会启动“红色预警”。
只有当局预测未来至少连续三天出现严重污染(即空气质量指数突破300)时才会发布红色预警。空气污染预警一旦升级为“红色”,北京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以及停驶30%的公务车辆等强制措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月27日)
北大附中不理教委“叫停令”坚持雾霾天停课(经济观察报,2月26日)
北京空气污染时长破纪录 家长欲集资为幼儿园买净化器(新京报,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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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简讯
石化双雄的环保欠账
“对于这些央企来说,它们在环境污染上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方面喊着要大力整治,一方面下面的公司又千方百计躲避监管,能省点事就省点事,在整个监管体系上,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公司是完全脱节的。”曾举报中石化下属公司污染问题的一名知情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21世纪经济报道,2月13日)
独家还原三峡集团利益输送链
2013年10月29日至12月30日,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三峡集团公司进行巡视,问题冰山才开始破出一角。近日,巡视组更是直指三峡集团存在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暗箱操作、分包及亲友插手工程建设等问题。此外,三峡集团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不规范不透明,选人用人决策问题非常突出。
“巡查已引起集团内部大地震。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目前集团上下人心惶惶,随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三峡集团一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道。(时代周报,2月27日)
上市公司埋毒后院
作为苏北地区条件最佳的港口,燕尾港已有上百年历史,素以“享黄金海岸,受渔盐之利”著称,并在2007年被农业部批准建设为国家一级渔港。然而,如今的燕尾港早已不是那个燕尾港了。
2011年,燕尾港镇地下水取水彻底关闭,水厂改道从附近的五图河取水。但家家户户都不敢饮用,水流出来发黄发黑,只能买纯净水。一名当地的实业家,在新区投资了3100万房产,因环境污染,无人问津,全部亏损,当地银行连贷款都不肯,理由是,这里污染太严重了。(南方周末,2月14日)
状告环保局的80后女生
起诉广州市环保局一审之后的2013年3月,陈立雯又向广东省环保厅提出申请公开李坑二期的环评报告等信息。李坑二期于2013年6月点火试运营。
在告知陈立雯将延期答复一次之后,广东省环保厅于4月12日告诉陈立雯可到环保厅查阅。16日,省环保厅对陈立雯确认可现场查阅,免费提供全本复印。
最初,广东省环保厅不许她复印任何信息。陈立雯认为,这是诉讼产生了影响。“因为一期的诉讼,他们也确实吸取了教训,按照法定的日期来回复。广州市环保局的官司出来之后,广东省环保厅厅长表态,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8月7日,陈立雯到广东省环保厅查阅、复印李坑二期环评。环评全本共600多页,陈立雯两个小时也没复印多少。环保厅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帮忙复印,请她第二天来取。(中国周刊,2月10日)
潘石屹欲监督别人得先正己
事情缘起于2月25日晚7时许,他发微博称,自己在机场高速收费处拍照,不料却被首发集团保安制止,称“公司有规定,不允许拍照”,并声称要喊警察来抓人,幸亏“拿出了一证书,证书救了我”。
昨日,首发集团方面回应,潘石屹亮出的证件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证,还透露了几点细节:发现潘石屹违规停车后,保安上前询问情况,潘自称要拍雾霾下的收费站,而并非要求“不准拍照”;他能脱身,不是证件起了作用,而是离开速度快,所以未予追究。(新京报,2月27日)
于丹微博谈雾霾:能做的是不和它较劲
23日中午,于丹发布一条谈雾霾的微博,表示北京雾霾已经持续至周末,“大家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和它较劲。”随后支招面对雾霾大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该微博发出不久便引来网友频频吐槽,质疑其错用传统文化中的“心学”,其中不乏一些网络“大V”。有大V表示,儒学至王阳明心学都强调在面临不利时不是单纯的忍,而是知行合一。
此外还有网友表示,于丹的糊涂之处就在于把雾霾灾难这样一个严肃的公共政治问题置换成一种私人体验,从而回避对问题根源的追究。(中国新闻网,2月25日)
“AA收款”背后的公益募款尝试
怎么用“AA收款”来筹善款?姚遥仔细琢磨后,将筹款目标制定为1825元——相当于5个温暖包的价格。分成50份,每份就是36.5元。“金额不不高不低,在大家支付的心理承受范围内,也接近于网络捐赠的最热额度。”姚遥说。
姚遥以个人的名义发起该活动,设定好以后,他将其转发到“红包热飞”的几个微信群里。他发现,效果区分马上就出来了:“熟人或好朋友的群里,大家都认识我,知道我的工作平时在做什么,基本二话不说就捐了,特别爽快。但陌生人多的群里,就会有很多人跑出来问这是什么项目啊、钱怎么用啊、最后捐给哪家机构啊、靠不靠谱啊,结果问完了也不一定参与。”(公益时报,2月19日)
中国公益慈善“洋务派”
中国民间组织承担国际责任,在中国一直是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公众、媒体大都认为国内还有很多群体需要救助,应该先解决国内问题,然后再考虑承担国际责任。
“如果说我们自己还很穷,对外面所有的人都不帮助,都不管,那我们只会越来越穷。”何道峰回应道,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家很穷,孩子上学都很困难,难道就因为这个原因,见到隔壁更困难的病重孩子,我们就可以见死不救吗?”
何道峰所秉持的理念,正是“中国公益慈善洋务派”们面对国际责任时的共同价值观。
2011年8月16日,一则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关停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一条“中非希望工程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耗资约20亿元人民币”的新闻也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热议。此后,“中非希望工程”当事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饱受公众质疑,很多捐赠方旋即退出,项目陷入窘境。
“狭隘的民族主义、自卑的爱国主义,打死了‘中非希望工程’。”徐永光一语中的,“现在中国有大量企业在海外投资,在非洲等地的形象很不好,毁坏环境等方面比老殖民主义时代的力度都大。去海外投资的企业在当地做慈善,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融入当地社区,其实是一种双赢。当年很多到中国投资的外企,对‘希望工程’的支持力度都不小。(中国慈善家,2月19日)
页岩气开发诱发地震?
中国近四成页岩气资源储存在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而过去几年,这些地区正是地震灾害频发地区。“要降低诱发地震的可能性,需要加强监测,并在远离人口稠密的地区。”金元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南方周末,2月14日)
郑新业:北京城市病莫要责怪人太多
人越来越多,为何水资源没有枯竭,反而越来越多?从水的来源来看,地表水、地下水确实在不断减少,但再生水从2003年的2.1亿立方米增加到了2012年的7.5亿立方米,占总水量的近五分之一;南水北调从2008年的0.7亿立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2.8亿立方米。
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无论是水,还是电、煤、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供应都是开放的,且不以地域为限的。北京的资源均从外地“进口”,恰恰不能证明北京出现了资源危机,而是证明市场化的资源供给能够解决资源紧张的问题。(财新网,2月14日)
中国六专家计划五年内建成污水概念厂
“在未来五年之内完成我们的建设,未来20年内能形成污水处理概念厂完整的模式。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引领国际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带动这个行业的技术发展。”
2月1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向与会媒体介绍了污水处理概念厂专家委员会的上述计划和设想。
六位水专家之所以要做这件事,起因于对中国污水处理现状的严重不满。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污水处理领域至少存在四大问题:一是近年污水厂建设大跃进,但管网配套滞后,致使大量处理厂产能闲置;二是污水“体外循环”现象较多见,因资金和管理问题,污水厂对部分污水不处理;三是中国污水量大,现有标准下处置即便达标,也常造成较严重的水体污染;四是污水中的污染物最终未得到根本性的处理,随着80%以上的未处置污泥重新回到自然环境。(财新网,2月17日)
调水进京每吨成本高达10元
2014年9月前后,中国迄今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将实现通水。通水在即,但从千里之外的丹江口水库调水到北京、天津,成本到底有多高,官方一直没有权威说法。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在一篇署名文章披露:每立方米8-10元。(财新网,2月20日)
两会将实行矿泉水"实名制" 不再提供沏茶服务
北京国际饭店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服务员们将不再为委员们提供“沏茶倒水”的服务,代之为给每名委员提供一瓶矿泉水。以往散会后留下没喝完的矿泉水只能被扔掉,存在浪费的问题,有关部门今年要求全国两会的驻地饭店服务员,应为委员们提供贴有委员名字的矿泉水。这样即使上午会后矿泉水没有喝完,下午开会时这些实名的矿泉水仍能被主人成功认领。
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委员们只有喝光自己的矿泉水,饭店服务员才会为其提供第二瓶矿泉水。此外,服务员不再为委员逐一提供文具,而代之为每组提供公共文具。
在用餐方面,今年北京国际饭店也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的会议费标准,高档菜难觅踪影,大众菜成为绝对主角。另外西式餐点基本退出舞台,代之为更具有地方特色的菜式,例如西安羊肉泡馍和部分北京小吃,都将登上委员们的餐桌。(京华时报,2月27日)
看起来健康的阳台种菜
有条件的话,我们建议对你种的阳台蔬菜做一下必要的检测,或者选购土壤要寻找正规的、所售泥土经过必要重金属等检测的供应商,一些不明来源的营养土可能来自污泥或底泥,其实可能含更多的重金属。(陈能场,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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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什晓生 传播:胡敏、什晓生、贾洪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