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水垃圾分类：深圳NGO期盼“大联盟”

合一绿学院 · 发表于 2014-11-5 2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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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在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分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义工联、慈济深圳总部、深圳民间NGO等公益组织高调联手，正式介入垃圾分类减量活动。市分类中心负责人表示，让NGO参与垃圾分类，是深圳垃圾分类推进中的一件大事。今后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及NGO的宣传、普及作用，潜移默化引导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

“很多城市都去台湾求取垃圾分类‘真经’，但回来却大多遭遇‘水土不服’，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广州著名环保组织宜居广州总干事巴索风云告诉晶报记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取经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即台湾垃圾分类，是由NGO组织先行先试，引导民众形成了垃圾分类共识，为政府推进垃圾分类打下了民意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由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协调NGO介入垃圾分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带有半官方色彩的市义工联及来自台湾的慈济（深圳分部），深圳还有多少民间NGO环保组织存在？他们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又是怎样的生存状况？他们能够承担垃圾分类的责任吗？

NGO盼政府给机会
8月14日上午11时许,云南昭通鲁甸县城汽车站,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在站外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他叫付伯承，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沐恩志愿者协会会长。前一夜，他带着3万多元救灾捐款，连夜乘火车赶到昆明，又坐汽车赶到鲁甸县城。现在，他在等待那个点对点的联系人。联系人一到，即在县城购买救灾物资，送往对点灾区。

8月6日，记者赶往大浪沐恩志愿者协会采访时，付伯承的救灾募捐正在进行。不过他告诉记者，救灾募捐是应急突发性任务，作为以环保为主题的NGO公益组织，沐恩志愿者协会最想介入的公益事件是垃圾分类，但进入的通道并不顺畅。去年，有关部门委托专业公司到大浪一些社区宣传垃圾分类，据说一年付费数十万。但在付伯承眼里，那种宣传顶多就是——到小区挂几个横幅标语，演几个节目，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他找到有关部门，建议把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费用交给协会来做，他们会派志愿者天天守在小区，除了宣传示范，还会督导居民真正开展垃圾分类。

“现在市分类中心把大家组织到一起，希望能真正开辟一条进入垃圾分类事务的通道。”付伯承说，“对于垃圾分类，我们NGO有激情投入，有信心搞好，就看政府给不给我们机会。”

当付伯承在为如何进入垃圾分类而苦恼时，也有不少NGO组织早已在路上。

今年5月20日，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在深圳终于成为现实。当天下午，深圳垃圾分类讲师团首次公开亮相，在福田区梅华小学开讲垃圾分类第一课。这个讲师团由NGO绿典环保促进中心组织和发起，专门从事垃圾分类知识传播和讲授，授课对象包括中小学、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首批讲师成员10名，来自社会各个行业，有环保和垃圾分类专家，有环保漫画家、有环保记者、有老年协会成员，有环保志愿者等等。讲师团成立不久，绿点环保即与福田区教育局签约，将在区内36所中小学开讲垃圾分类，迄今已在校园、社区开讲30多场。

绿典环保另一大亮点，就是其自2013年以来推行的“一公斤零废弃”理念——以家庭为单位，在垃圾产生时，熟记一个“瓶瓶罐罐纸电一三五七”的十字口诀，将不需要的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织物类等在未与其他垃圾混淆的情况下，集齐一公斤，便可领取一个有记录功能的环保支票，通过支票可以参加绿典组织的有奖体验活动。近两年来，绿典先后在侨香村、彩田村、长城盛世等30多个社区和福南小学、益田小学、北环中学等30多所学校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试点及“一公斤零售废弃”推广宣传活动。

在罗湖，一个叫罗溪社会服务社NGO组织，因为在7所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教育而引人注目。在宝安区，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在6个街道设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深入社区、机关、学校、U站，宣传垃圾分类减量。

建议市分类中心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NGO联合体，在分类中心的统一协调下介入垃圾分类，既能形成合力，也能降低运作成本。”——绿典环保理事长李东得

分类中心如果把大家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垃圾分类NGO互助平台，各取所长，形成合力，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罗溪服务社社长苏鹏

那些人，那些事
徐静茹：投身公益，以漫画的语言和形式。

几乎每个草根NGO创始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5月20日，深圳垃圾分类讲师团首次亮相，在福田区梅华小学开讲垃圾分类第一课。当天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漫画家徐静茹，一个瘦弱文静的女士。

8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福田南的徐静茹工作室，被墙上的四幅漫画所吸引——她用漫画语言和形式表现出的垃圾分类的四种类型：可回收、有害、厨余、其它。

1993年，毕业于哈师大装饰绘画系的徐静茹南下深圳，先后做过玩具和动漫设计师。2000年，公益组织“绿色江河”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前往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徐静茹报名应征。组织者派人前来深圳面试她，因为身体素质达不到应对可可西里恶劣自然条件要求，她落选了。但来人说，许多保护场所需要藏羚羊宣传画，你可以画藏羚羊，也算是为保护藏羚羊尽份力。

她拿着“绿色江河”寄来的藏羚羊照片，撑起画板……

她画的藏羚羊，出现在西藏许多藏羚羊保护场所……后来，相继有各类动物保护组织请她做画——白鳍豚、黑熊、斑头雁……她用画笔勾勒着她的环保人生。

后来，她发起成立了深圳向日葵环保联盟，又成为自然之友深圳组发起人。几年前，她开始将艺术触角转向垃圾分类，创作的垃圾分类系列漫画，被厦门等多个城市采用。与绿典环保合作，出任垃圾分类讲师团首席讲师。

今年4月，她应拉萨江苏商会邀请，前往进行垃圾分类讲座。商会请她去郊外一农家乐用餐，那里的客房，都挂着她的画作藏羚羊和斑头雁。斑头雁是青藏高原上的珍贵鸟类，但也快让人类吃光了。用餐间商会一位领导对她说，你画的斑头雁太可爱了，我以后再也不吃它了，也要号召商会所有会员单位禁吃。

那一刻徐静茹眼睛有点潮湿。

李东得：一句玩笑，让他投身垃圾分类

绿典环保创始人李东得本在香港开公司，一次酒后与台湾朋友的一句玩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是2009年的一天，他与几个有业务关系的台湾朋友小聚。大家都喝高了，台湾朋友说，台湾用了20多年、几代人的时间，把垃圾分类搞成了，现在生活环境很好，感叹内地人环保意识差，乱丢垃圾，环境糟糕。李东得说：“你们效率太低，用了20几年，要在深圳，几年就能搞成。”台湾朋友不依了，说你这么牛，敢亲自去搞一下么？他说搞就搞，谁怕谁？当时还击掌为誓。

“我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对环保和垃圾分类一无所知，才敢说那么大话，没想到台湾朋友当了真，老追着问，硬把我逼上这条路。”李东得回忆，当时他回深圳一打听，才知垃圾分类还是概念，他连边都沾不上。想退缩，又不好在台湾朋友那里失了面子。只好把公司事务委托给其他股东打理，他返回深圳，在当时NGO“绿色珠江”创始人王华礼旗下，做了名环保志愿者，开始研究垃圾分类，直到后来自立门户，成立绿典环保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付伯承：热衷公益，3年志愿者超千人
付伯承原本是警察，后来又做过劳动站劳资纠纷调解员。街道领导见他热衷公益活动，就特准他专职打理街道公益事务。他就把原来的大浪义工联进行改组升级，成为今天的沐恩志愿者协会，不到3年志愿者人数超千人。

和付伯承同样的，罗湖罗溪社会服务社创始人苏鹏，原本是一名商人，以网名“罗湖再生”活跃于罗湖家园网，帖子言辞犀利，多关注与罗湖相关的“大”问题，参加过为罗湖区未来发展献计的征文比赛，还组织几个网友写过罗湖区民间版政府工作报告“罗湖九章”。他告诉记者创办罗溪社会服务社的目的，就是想研发一套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垃圾减量分类教育项目，它不说教，有参与和互动，而且也真正把政府需要解决、需要居民配合的事，以最生动灵活的方式展现出来。

瓶颈：经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草根NGO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是经费问题。

李东得告诉记者，几年来绿典环保也零星通过招标得到过一些政府垃圾分类宣传项目，但对于整个团队运作而言，那点钱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他只好从公司股份里抽出20多万填补亏空。

付伯承坦言，搞公益活动虽然是无偿的，但志愿者搞活动总得吃饭喝水吧，协会没有钱开支，他只好经常自己垫付，但这样能支撑多久呢？

苏鹏表示，罗溪社会服务社创正在开发的一套幼儿垃圾分类教学课件，因为经费不足而举步维艰。

台湾NGO的镜子
宜居广州总干事巴索风云，曾长期考察过台湾、日本、韩国及欧美垃圾分类和NGO发展情况。他表示，深圳NGO发展中的困难，若以台湾NGO为镜，就不难找到问题根源。

“台湾NGO介入垃圾分类，其实是从反焚烧开始的。”巴索风云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垃圾以几何量爆增，全台生活垃圾日产24800吨。台湾为解决垃圾围城之厄，环保署决定实行“一县市一焚化炉”策略，在全台兴建21处焚化炉。“NGO不干了，你建这么多炉子烧垃圾，环境空气污染了，二恶英四处扩散，是要害居民得癌症的呀！于是就起来抗议。”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主妇联盟等NGO一致起来抗议焚烧垃圾，但现实是，台湾土地资源短缺，没有空间可填埋处理，不烧，那么多垃圾怎么处理？如果拿不出解决方案，NGO推翻政府焚烧计划也就缺了底气。

参考了多种国际先进经验后，NGO推出了对垃圾进行分类减量、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解决方案。为了让政府相信方案的可行性，不少NGO组织亲自示范实践。

以上可以看出台湾NGO的几个特征：1、发展历史较长，会员众多。如主妇联盟，1988年创立，拥会员数万。再如慈济，1990年代至今，志工可以天文数字计。2、主动介入垃圾分类，有明确行动纲领、理念和目标。3、政府支持，经费充足。其经费，一半来自政府拨款，另一半来自会员会费。4、有丰富的垃圾分类实际操作经验。

较之台湾，深圳NGO组织发展历史较短，志愿者人数少，影响力相对有限。此其一。其二，由于人数少，会费收入有限，加上政府缺少相应支持，经费紧张，生存艰难。其三，多从事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缺少垃圾分类实际操作经验及技能。

这样一只年轻、经验欠缺、经费不足的NGO队伍，投身垃圾分类出路何在？

出路
深圳环保NGO大联盟

7月10日，在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义工联、慈济深圳总部、深圳民间NGO等公益组织高调联手，正式介入垃圾分类减量活动。身穿深圳义工红马甲、慈济志工黄马甲、深圳NGO绿马甲的志愿者，将持续不断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区，进行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示范、引导和宣传活动。

这是市分类中心第一次整合引导公益力量介入垃圾分类的大行动，其对参与活动的公益组织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被视为政府对公益组织的支持。但对于身着绿马甲的绿典环保、绿宝宝、沐恩志愿者协会、罗溪服务社等10多个草根NGO组织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次宣传活动结束后，他们干什么，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靠单打独斗很难成事儿。”绿典环保理事长李东得表示。

“目前各NGO力量都相对薄弱，但各有所长，如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很难取得成效。”罗溪服务社社长苏鹏表示。

接受记者采访时，各NGO几乎不约而同发出了组建联合体的呼声。但更多的声音是，希望今后政府在经费上多向NGO倾斜。

市分类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让NGO参与垃圾分类，是深圳垃圾分类推进中的一件大事。今后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及NGO的宣传、普及作用，潜移默化引导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7月推出的“红、黄、绿”大行动，是一次有益尝试，不排除今后在合适时机，将NGO集合起来，组成“联盟”或协会，打造出一支垃圾分类推进的有生力量。下一步，也会考虑将NGO的经费纳入垃圾分类预算中，向财委提出申请。

巴索风云认为，正因为深圳NGO组织力理相对弱小，才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一是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可考虑参照台湾的做法；二是在专业上对NGO人员加强培训，让他们既能搞宣传，又能去小区进行垃圾分类实际操作。

“因为NGO的公益性质，未来让他们推进垃圾分类会大大降低运作成本，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巴索风云表示，未来可参照慈济模式。慈济既是垃圾回收的场所，也是环境保护的学校，还是佛教修行的道场。“深圳NGO进入社区后，也可以象慈济那样建社区环保站——回收垃圾场所、环境教育学校，当然第三点要修改一下，应该是居民修身修心道场。垃圾分类就是改变生活习惯，就是个人修行嘛。”

“对于有能力的NGO组织，也可以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他们实际操作小区垃圾分类。”巴索风云建议，当然前提是，政府要搞好中端收集运输和末端环节处理的设施配套。

晶报记者 吴建升/文 晶报记者 高雷/图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零废弃联盟
本栏目特聘专家团：
赵章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员、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会长
周传斌
环境经济与管理学博士、中科院环境资源研究所处理研究员
毛达
环境研究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民间选报公益平台“中国零废弃联盟”联合发起人，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副主任
黄小山
网名“驴屎蛋”，网络红人，垃圾达人，从北京名律师变身垃圾分类实践者，全国第一个自费在小区建垃圾分类分栋厂“绿房子”的人
王政
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垃圾计量收费RQS国家专利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