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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实践选集   潘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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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9 13:4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实践选集

潘家恩


编 辑 手 记
(一)、
由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农村和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又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然而我们要说,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层面上,“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由来已久,断非我辈的独创,历史上的前辈们曾经很认真、很努力、很系统地做过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
既然偶断七十余年的薪火能得以相传,则从一个侧面上表明七十年前后所面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我们都同样面临着极易被忽视、被绕过但却又不得不承认的基本国情限制,我们也都不愿停留于“口水三农”上的原地踏步。我们都希望能真正地行动起来,为夯实这个国度的庞大根基而做出一点建设性的改良工作。我们都想在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从概念到概念上的纯粹演绎之后,跨进泥巴墙,做一些本来早就该做的事情。
然而,我们更不想让这一关系最大多数人的实践行动再次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而成其为无花之果或无根之木,不想再次步入知识分子们自娱自乐和“单相思”的泥潭。由此,我们既拒绝没有实践和操作基础的“空中乡建”,也拒绝一种埋头拉车的赶路心理。我们希望能从历史中、从脚下的这片热土里真正地吸收经验与营养。
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辑这套选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追求一种严格学术意义上对前辈理论实践的筛选与评判。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告诉我们,乡村建设理论是一套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最重要的解读原则是将其还原给实践。我们希望能将前辈们的理论思想与他们数十年来的实践工作融合后交给公众,以帮助我们大家更为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解那段不很简单更不容易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自然也可不段地与我们现时期所进行的同名行动(乡村建设)进行比照。不求武断或自以为是的结论,但求一种对乡村建设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本套选集的另一个重要读者群,就是那些正在田埂中行走的当代乡建同仁。就当社会公众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有种种不同理解、评价和态度时,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些工作?怎样去认识我们所要一起工作的对象?我们又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
七十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用数十年的实践及探索做出了回应。而我们又怎样看待他们的认识与回应?如何看待这段正在继续着的历史?我们是否能有足够的谦逊和准备去承接那段历史,而非毫无创造性的照搬或有其名无其实的借用,这对我们每个从事新时期乡村建设实践工作的同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选本中,既有被大家公认经典的前辈著作,也有他们在推进乡村建设进程中不是完全意义上理论类的文章(如晏在平教会周会上的讲话记录等),我们认为,它对那些正在被很多相似问题所困扰的当代乡村建设工作者将有较大的借鉴作用。同时它希望,能让每位读者和后继者都能更为真实、全面地了解那段有血有肉的历史,把握它的发展脉络与内在规律,从那恳切的言语、可贵的回归中体味两代乡建人的追求、思考与前行!

(二)
作为七十多年前乡村建设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晏阳初先生无疑是为乡村改造奋斗时间最长,探索方面最为系统的一位。他终其一生、七十年如一日地贴着地面步行,在他传奇而又平常的一生中发现了许多人都本应发现抑或心知肚明但却佯做不知的“常识”。
古圣贤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训被背了几千年,也被考了几千年,更被用了几千年。晏阳初先生却将正反被视为“工具”的所谓“民”从概念中解放出来,并在实践中让其成为了一个个充满自发、自强力量的主体。
在那个国运衰败、灾难深重的年代,晏先生痛陈,何以国已不国?因为民已不民。而现今,它对早已习惯在宏大叙事及国际关系间寻求历史答案的我辈来说,确实是当头棒喝,它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和我们所承担的责任。
七十多年过去了,大背景下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已经不是当年晏先生所为之奔走呼号、占国民人口85%的文盲了,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可喜的提高。然而,识字和填饱肚子仍然解决不了许多问题,晏时代所竭力改变的小农面貌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与他们的子子孙孙中。并且,他们的子孙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了幸运的城里人;一部分正十分努力的赶向城市,再次掀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浪潮;剩下的,则是更多可能注定还要与那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三子孙的各方面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按晏先生当年的问法,这样的家庭,能和谐吗?
晏先生当年反复强调,救中国危亡的重要关键,不应当光在缓急快慢上计较,要先抓住国家的命根,治着它的症结,培养它的元气。无论是“四大教育”,还是乡村建设,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则是进行人的建设。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七十多年前,晏先生是这样认识人的:就在他准备开展平民教育时,他认为,广大平民中间蕴含着异常丰富的“脑矿”, 我们应苦“苦力”之苦,发“苦力”之力。只有这些潜力能够得以开发,中国这个老大的民族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四万万自然人,真正转变成国家社会意义上的四万万人民。
当他在定县实验时期,常年与农民打交道及全面科学的社会调查使他认识到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落后因素,并用实践提出了“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他结束定县实验以后的更长时间,他进一步的总结了对平民开发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再次阐述了他的平民立场和对人价值的肯定。
“没有农夫,谁能活在天地间?”他在七十多前的发问至今依旧支配着我们的思考!如果没有九亿农民的现代化,何求国家的整体富足与和谐?
针对晏指陈农民身上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落后因素,有人视其为高高在上的指责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将问题的外在化。我想,晏先生舍弃本应舒适的生活和锦秀的前程,七十多年如一日的田间行走既证明了很多东西,也更应该让我们相对客观、全面地评价他在那个时代的这个提法。面对全国85%的文盲率,面对被主流社会所忽略不计的国之根基,为了更为一针见血的在广大国人面前提出一个希望他们也能参与的命题。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晏先生高度概括出了这样可能有些刺眼的四个特点。可以理解,当这四个字从晏的嘴中说出时,又是多少的无奈和不愿,但正是因为对那千千万万平民的深层次感情,让他选择了这样的概括和这样的判断。就像医师,开方确诊并非因其犯病而推辞病人,重要的是以确定更好的治疗方案。同理,我们更应该关注在提出此四大落后因素之后,他们在做什么?
他做了一生的努力,他还提出了同样著名的 “欲化农民,则必先农民化”。
作为一名当时社会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晏真正做到了“既能上天,也能下地”。可能刚刚前脚在某中央级政界要员那里议完国之大计、刚刚领完一个国际大奖、刚刚在最高学府做完一场精彩报告,他的后脚就踏上了熟悉的农家小院。更为可贵的是,晏一直就不把自己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视为没有问题的施教者。他说自己有两个革命性的发现:“一是如何去评价农民;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他有别于绝大多数一手指点江山,一手痛陈国民之劣根性,见农民就直捂鼻子,但却干着远不如农民的书斋型学者(毕竟农民一直作为生产者存在)。他脱下了身份象征的西装、骑上了乡间的毛驴、甘当农民的小学生和三万万农民的走狗,从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开始,影响着越来越多与原来的他一样的人。
七十多年前,晏先生是这样认识教育的:他说,我们要“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人。”他看到了原来那种教育的危机与种种不适,“无教”与“误教”都同时从不同的程度上制约着受教者们潜力的真正发挥。而对于教育内容及教育过程本身,晏认为,(原来的教育)是一条腿一只肘的教育,离整个人的全面教育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希望能在实践过程中探索一种活的、能真正改造民众生活的教育、一种有力量的教育。
七十年后,当我们一方面痛心地看到最广大的农村正在最迅速地丧失人才(或者说接受教育而有可能成为人才者);另一方面,已有的所谓乡村教育既日渐成为与乡村无关的教育,也越发成为非为乡村的教育。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乡村教育却一直给了大家一个自认为每个人必圆的梦和必走的路。然而,常识和现实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这样的梦,对于同样是梦幻季节的他们来说,能够圆成的,永远将是少数。当我们看到日益衰败的乡村一批批的送出“金凤凰”,当我们很是尴尬地看到因为一张张高额代价的入学通知单而使本来还很和谐的家庭陷入困境时?我们又不禁想起了当年晏先生的困境,他说:“我们初到乡间,看到农民的失学,慨叹中国教育的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非亡国不可。……我们常看到一班子弟未受教育以前,倒还肯帮
帮父兄,一踏进学校,出来便成了废人……”。而至今,仍然能感受得到这种农家子弟存在的我们不禁要追问: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谁是教育的真正收益者?
七十多年前,晏先生是这样看待各地日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很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场使命伟大的运动,所以将绝不是少数人干得了的,也绝不是多数人各干各的能成功的,所以他强调各方面力量的联合与协作;他不断地坚持这场运动的最终导向与平民立场,他甚至说道:“老实说,如果大多数民众在城市里,我们当然要到城市里去,我们从事乡村工作,并不是为乡村而乡村,为的是大多数民众是在乡村。” 在他设想中的这场运动将有:准备、调查研究、实验培训、推广联合几个阶段。同时还应坚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
就像甘地一样,他很注重在运动过程中扩大影响和培植民众基础,无论是当年在长沙、烟台等地的平民教育大运动,还是后来享誉全国的“定县实验”。因为他深知,这场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中国大多数人的长远受益,而非一民、一村、一乡、一县。而一种大众化的行动则是这一过程中传播思想和理念的最佳载体。
    七十多年前,晏先生是这样看待他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说,要寻找第一流的人才、制定第一流的计划、做出第一流的工作,所以“茫茫海宇寻同志”、一方面努力感召更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很有远见地提出要积极培养训练运动中急需的各种人才。
“愈努力,愈起尽,勇往向前程”,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十分真切地再现当年定县考棚内紧张而又具体的工作,但通过平教会的档案,通过当年他们每一次的周会记录,我们仍旧能感受到那个组织的活力和组织者的执着与坦荡。
七十多年前,晏先生是这样地认识学术与研究:他既强调在实践及实际生活中认识问题,又认为对问题的认识及结论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它才有普遍、本土及指导实践之价值,由此就产生了如我们所见的各种“实验区”。而由此产生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也都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而总结出来的。虽然,“定县实验(调查)”对西方社会科学及研究方法的引进和本土化有着里程碑式的贡献,但他更强调:(我们应该)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点说:一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而研究。
而这种研究及认识问题的基本态度,对当前“拿来主义”风正盛的中国学界,依旧有很重要的思路借鉴。
七十多年过去了,晏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曾经,更留下了真实。当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往事时,除了当年的所思所为外,他们还会让我们得到更多。作为那个时代一种强国富民努力思路的缩影,晏阳初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如他所说,人的热情是可以也是需要感召的。就在我们努力走近晏先生的思想及实践深处时,我们能否也能够同他一起,对种种的发现、行动和解放,有一种欣喜、一丝感动,更有一腔前行的勇气?如果隐隐有之,则晏先生几十年前所播洒下的种子已经找到了适合的土壤……

(三)、
作为新时期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一份子,我们虽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有古人的信心,但对于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和几千年来的挑战,还很年轻单薄的我们常常感到势单力孤与沉甸甸的压力,我们既不想在简单的模仿与平庸的参与中丧失创造,更不想在自认为的悲壮中从自恋走向自怜。我们只想真实地看待问题,真实地做好一件件平常的小事。
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问过我们,七十年后,很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现在进行乡村建设的空间到底在哪里?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来到乡间一段时间后,我想说,这不仅仅是我们少数人的乡村建设,天下事天下人共担。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建设既不在历史,也不在现在;既不在乡村,也不在都市,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只要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人在叹息,乡村建设就永远没有尽头!
有人说,晏先生是个可敬的失败者。我想说,很遗憾,晏先生没有取得你们所期待的成功,但他却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证明了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每一个平民都可能有的力量。
每每从翟城村民敬立的晏先生塑像前经过时,都能感受到先生的微笑与眺望。平和但饱含力量,坦荡又不失远虑。希望,我们都能真正的读懂晏阳初,理解那场离我们都还不算遥远的运动!
当年,他们需要的重要条件是耐心,现在,您说呢?……

                                       

潘家恩
                                 初稿于定县翟城村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六日

晏阳初思想精粹:

二、三十年后,农民打不打我们,那就要我们自己努力了。我们从事平民教育,不是哪一党的工具,不是哪一个的走狗,我们的头衔是三万万以上农民的走狗。中国今日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乡村,而在乡村里的农民。

所以要改变学生的环境,不能专靠学校,必须联合家庭,社会,才能作成。

我们的工作是要造成一个“整个的人”,这正是我们的希望如此。过去,中国的教育是一条腿一只肘的教育,而我们是整个人的教育。

所以要救中国危亡的重要关键,不应当光在缓急快慢上计较,要先抓住国家的命根,治着它的症结,培养它的元气,拿定主义。

究竟要怎样的教育呢?总括起来说:要:“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人。只有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才能造成国家中兴发强刚毅有作为有创造的民族。

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其实只有生物学上的四万万个自然人,哪里有国家社会学上的几个人民呢?

(乡村建设)它的使命之伟大,绝不是少数人干得了的,也绝不是多数人各干各的能成功的……如果太散慢,太分开,没有集中的组织,一定要发生种种不经济的毛病和不能解决的困难。

我们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点说:一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


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

定县乃系一个实验室,我们要研究出一套(农村综合改造)的内容和结果,故必须切合以下四条件:一、是否经济,二、是否简易,三、是否切合实际,四、是否有基础。能合此四条件,方易普遍推行,才能对于广大之民众有益。

老实说,如果大多数民众在城市里,我们当然要到城市里去,所以我们从事乡村工作,并不是为乡村而乡村的,为的是大多数民众是在乡村。

为什么会国已不国?因为民已不民。

乡建学院的一个特点,不是关门的修道院,而是开门的全社会的研究所,特别注重于从实际工作中得到学问。

我们受教育越多,我们与农民的距离就越远,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要想有效地教育农民。首先必须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志趣,并且和他们打成一片。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我们有两个发现,那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我们学会了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

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抛下一切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

要实现任何一项改善农民生活的目标,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血汗、泪水和个人生命的代价 ,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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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9 15:59:2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从一本书上摘下来的?我去整一本看。
好贴,虽然不愿意,帮你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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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5-10 00:08:43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大
你脑袋清楚点好吗
你看还是不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从来不需要您的帮助哦
不过谢谢你的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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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0 12:02:1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问问这本是书嘛。。。。上网没有搜索到呢,你从哪里看到的啊,想弄一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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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5-5-10 20: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最好距离你们绿色论坛远一点
搭了边没有好事情
书还是您自己去找阿
广西师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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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1 12:52:12 | 显示全部楼层
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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