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NGO北上这十年

作者: 白晓威 程芬 郑美宝 甄凯珊 来源: 公益时报

十年前，香江两岸为香港回归而万众欢腾，而香港成熟的NGO体系则抓住机遇纷纷北上，高调融入内地。

　　乐施会、世界宣明会等迅速扩张在内地的办事处，回归十年，由几个人发展至三四十人的团体。而近十年，香港又兴起独立而小型的NGO，如“培才基金”、“流动书角”、“大地基金”、“土房子”等等，也致力于深入内地开展项目，或到农村小学组织有益的课外活动，或到边远地区建立自给自足的绿色小学，或到都市中培训大学义工为家乡服务。……这些NGO虽然规模小，但数目庞大，且主要由香港的老师、律师、社工及艺术工作者组成，熟悉民间需要，他们又在项目上有分工，有协作，不会带来资源浪费、重复投入的弊端。此外也有如健康快车这般造福6万多贫困患者的大手笔。

　　一方面是这种对内地的融入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对内地NGO来说，香港NGO有着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乐施会的独到管理，抑或宣明会的扶贫方法。十年回首，两地的NGO在不断的融合与借鉴当中，共同成长，行善天下。

　　香港NGO高调融入内地

　　对于廖洪涛来说，香港回归是个绝对值得肯定的大事件，身为香港乐施会的高层管理人员，他见证了回归十年间，香港NGO大批项目和资金进入中国内地的过程。

　　“以前，乐施会管理层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在海外受教育，但现在有了变化，比如中国部有12个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半是内地人。”廖洪涛坦言，他本人就是从内地到香港读书，又在香港的NGO里锻炼成长起来的，应该说是有内地背景的。

　　而此前乐施会都是在海外培训人员，再派往内地工作，但目前在内地的员工中，80%是内地人，在内地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以前乐施会来自内地的员工在薪酬上与海外员工差距是很大的，目前这个差距也在缩小。廖洪涛认为，再有十年就会抹平这个差距。

　　同许多机构一样，虽然在内地已经开展工作很多年，并且设立了4个办事处。但是，乐施会一样没有取得合法注册身份。

　　“尽管1987年就进入内地开展项目合作，但实质意义上的合作领域拓宽，还是在1997年开始，前10年只有1个亿，而1997年之后的10年就有3个亿。”廖洪涛说。

　　有分析认为，资金不是最重要的，对内地而言，香港地区NGO的治理模式可能有更贴切的参考价值。

　　民间合作发生质的飞跃

　　在廖洪涛看来，1997年之后，乐施会与内地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和政府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在云南签下了3年的扶贫项目，和国务院扶贫办、广西自治区民委、青海省民政厅、民政部扶贫中心等单位有了更多合作。

　　有分析人士认为，类似乐施会一样的多数香港NGO，都在内地开展了项目。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各种援助的款项，更多的，则是公民社会发展历程中，NGO的管理模式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

　　随着合作方式的升级，乐施会与内地政府机构在回归后合作的层次提高很大。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乐施会接受商务部的委托，进行在中国的农产品保护等公平交易议题的研究，可以说，和官方在政策层面的合作也多了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草根NGO的管理模式都是个别精英统治型，或者说是创始人统治型。虽然在组织发展的初期，这一模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组织的成长，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其中，草根NGO内部缺乏民主，NGO的问责程度不高，组织缺乏公开透明性。近年来，在海外捐赠者的推动下，中国草根NGO开始兴起了一股能力建设与组织管理变革的热潮。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草根NGO治理结构的建设。

　　治理经验影响本土机构

　　有分析认为，中国内地民间组织的发展尚处初级发展阶段，过去在组织建设、管理模式、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都十分欠缺。西方民间组织发展成熟、经验丰富，但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国情的不同，西方NGO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内地？中国NGO是否能够照搬西方国家NGO成熟的治理模式？一直是民间组织领域争论的话题。

　　另一层面，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在保留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香港NGO组织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最长的有85年的历史，本土的民间组织有着符合内地情况的丰富经验，同时本土的国际性NGO又将西方理论和管理模式进行“过滤”，其完善的组织构架、丰富的资源，都对内地民间组织有着极佳的借鉴作用。

　　单纯就香港乐施会而言，有着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财务制度，所做的项目都会向捐款者公开，会有财务报告给公众。乐施会把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进过来。

　　“如果内地的机构和香港乐施会合作过的话，就会明白乐施会为什么会在这方面比其他基金会制度化建设更强，在财务问责方面更谨慎了，因我们所有捐款者都是老百姓，不能有任何漏洞产生。乐施会在大陆和政府的合作项目90%是顺利的、令人满意的”，廖洪涛说，“在内地工作也出现过资金被项目合作方没有用到位的情况，我们会终止项目的合作，并把这些事情公开，给公众捐款人一个交代。”

　　以香港为基础的世界宣明会在机构管理上，在扶贫发展以及救灾重建工作中，有一整套工作方法。这些是在宣明会多年的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中得来的。宣明会有着广泛的社会监督问责机制和治理安排，其成熟的国际NGO模式对中国的NGO成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使得这些方法逐渐本土化，相信对内地NGO的学习有一定的意义。”世界宣明会的东亚区域总监和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说。

　　还有像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多元化发展，则充分展示了民间组织日后的发展前景，会里的热线、培养女青年的领导人、组织小组活动、宾馆、幼儿园等多种项目，其精细条理、多元化的服务为机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内地的社会工作发展得如火如荼，殊不知，香港社工正是内地的学习榜样。而时下国家人事部与民政部颁发的社工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标志着内地社工制度的确立，在着手培育内地社工的同时，回望香港社工的发展，或有补鉴意义。自香港回归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与香港社工联就进行了多次工作交流研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说：“近几年，我们与香港社工联在社工理念、社会救助方面进行过很多交流。香港先进的社工服务手段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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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400家香港NGO活跃在内地

　　●据介绍，目前，香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数以万计，在民间团体工作的专业人员有3万多人，年筹集资金100多亿港元。他们从社会的不同角度向政府提供各种咨询、建议和资讯，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这些服务。
　　●香港特区政府对服务于社会的NGO的发展，特别是对从事社会公益服务的NGO采取的是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每年香港特区政府都有支持NGO的财政预算。香港社会福利署2004-2005年度提供给NGO的资助为（港币）66亿元，2005-2006年度的预算为（港币）67亿元，占福利署年度总开支的约20%。很多NGO都是向福利署申请资金开展项目并维持自身的运转的。对于NGO提供的公益性的、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很多是采用政府招标和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NGO的服务。
　　●在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层面，香港担任特殊的角色，尤其最近这十年。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活跃在内地的境外NGO，官方数字是2000多个，学者的数字是6000多个。其中来自香港的最多，初步估计，至少有400多个香港机构与内地开展了深层次的项目合作。

　　“‘健康快车’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同诞生，一起成长，见证着香港回归祖国的紧密关系。”
　　——健康香港基金主席陈振彬

　　健康快车：下一站，光明

　　1997年6月30日晚，一列只有四节车厢、绘着彩虹图案的火车缓缓驶进香港九龙火车站。尽管暮色浓浓，细雨纷飞，但是火车皮上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条显得格外醒目。这是一列特殊的火车，车厢内有当时最为先进的眼科医疗设备，这些设备可供医生实施眼科显微手术。

　　这列火车名为“健康快车”，是香港同胞送给内地的礼物。

　　第二天，这列意义非凡的“健康快车”出现在CCTV的电视直播中。亿万观众目睹了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和“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代表香港人民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一起拉响了火车汽笛——这个赠车仪式，是当天除了接交仪式之外，香港惟一的有政府参与的民间活动。

　　弹指间，“健康快车”已诞生整整十年。

　　2007年6月23、24日，这个火车医院回到了“娘家”，在香港九广铁路公司火炭货场举办了“健康快车十载光明行”展出会。

　　车身上还是那眩目的彩虹，车厢内还是那些可供眼科手术的仪器。不同的是，这样的火车医院已经有了三列。十年间，它们的足迹踏遍了22个省市自治区的57个贫困地区，累计为13个民族的68025个贫困农牧民送去了光明。

　　礼尚往来送医术

　　香港回归，举国欢腾。各地不仅纷纷展开庆祝活动，31个省市自治区还拿出了各有特色的礼物赠送给香港。讲究礼尚往来的香港高层人士也琢磨着给久别的祖国回送礼物。这个礼物，既要有纪念意义，又要让广大同胞长期受益。但是，什么样的礼物才能不负众望呢？

　　“印度有一列火车医院，沿着铁路线为贫民实施免费医疗服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造一列这样的火车，送给内地医疗困难的同胞呢？”

　　1996年秋天，代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在世界各地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黄吉雯女士一提出这个主意，就得到了香港和内地许多高层的赞同。于是，她和卫生部、铁道部、国务院港澳办的高层组成考察团，前往印度实地考察火车医院的运作。

　　考察归来，他们给尚未诞生的中国的火车医院取名“健康快车”。时任香港回归筹委会经济组召集人的方黄吉雯将香港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她对火车医院的描述打动了在座的人，捐款总数很快就超过了千万。随后，“健康香港基金”成立，担负起为火车医院筹款和宣传的重任。

　　火车医院渐渐成形，但是车厢空间狭小，比正规医院的限制多很多，究竟开展哪些医疗项目为宜？

　　据统计，中国内地有数百万白内障患者，有超过一半的白内障患者因为生活贫困等原因，得不到及时治疗。1996年12月6日，四部门组成的“健康快车”管理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失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大；而且，白内障的治疗相对容易，使用先进的显微技术，十几分钟就能让患者恢复视力。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讨论，中国第一列火车医院的形象明晰了：它叫健康快车，能开往铁路网所能到达的贫困地区，专门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十载内地行

　　健康快车成形后，卫生部向各地卫生局发函，调查当地白内障的发病率并询问是否欢迎健康快车去开展医疗活动。令人意外的是，各地方政府对这样的无偿援助普遍反应冷淡：有的观望，有的怕麻烦，有的则建议把善款拨到地方由当地医院来做。

　　身为发起人的方黄吉雯反对直接拨善款，因为这样，事情将很难控制，健康快车是一项慈善活动，绝对不能违背捐助者的初衷。

　　当多数地区保持沉默的时候，安徽阜阳政府表示欢迎健康快车。几年之后，阜阳市卫生局邱书华主任回忆，当时地区领导之所以敢吃第一只螃蟹，除了给老百姓办好事的想法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健康快车”因香港回归而起。这样的背景必然使健康快车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新闻事件，借助媒体的报道，阜阳市的知名度会得到提升，其开放的城市心态也能借此向外展示，从而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1997年7月3日，三伏天，“健康快车”到达安徽阜阳，随后而来的还有志愿者——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眼科教授林顺潮等医师。

　　但是，治眼睛，做手术，一分钱都不要，这样的事情在当地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许多患者对免费复明并不热心，有些人在政府的动员下住进了医院还在一起嘀咕：要是“秋后算账”怎么办？

　　而当时的阜阳地区，所有县级以上医院只能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还不能开展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将全盲的白内障患者变成弱视而不能使之完全恢复视力。所以，当听到重见光明的受益人口口相传，病人蜂拥而至，不由分说地登上列车求诊。

　　无奈之下，卫生局贴出通告，说明“健康快车”不设门诊、不接待计划外病人。但是，依然有人在站台附近安营扎寨。火车开往下一站的时候，他们有的躺在铁轨上不让车走，有的跪在站台上恳求……

　　这一切，让“健康快车”的发起者们终身难忘。他们更清楚地看到内地不发达地区眼科医疗的局限，从而坚定了多为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多为眼科发展尽心力的初衷。

　　催生姐妹基金会

　　1999、2002年，第二、第三列火车医院分别诞生。那时候，建造一列健康快车要花费1200万元，车上配备的医疗器械需要500万元，维持火车医院的运作每年开支要800万元。粗略一算，6年里，只有4个专职工作人员的健康香港基金已经筹集了超过1.3亿元人民币的善款，帮助2.7万人恢复了光明——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上百家慈善机构的竞争。

　　鉴于“健康香港基金”的运作机制日趋完善以及它为内地所作的贡献，2002年10月，国务院特别批准在内地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使“健康快车”可同时面向内地筹款。这个基金会与前者堪称“姐妹基金会”。

　　此后，京港两个基金会联合努力，光明业绩得到大幅度提升：不到五年，“健康快车”不仅使4.8万人恢复了视力，还将在欠发达地区建立10 所眼科显微手术培训中心。

　　共建慈善文化

　　健康快车种种善举的背后，是内地慈善文化的兴起和企业社会责任潮流的风行。6月23日，在“健康快车十载光明行”展出会开幕式上，十年前以香港特首的身份向内地赠送“健康快车”的董建华，此次以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接受了中石化的3000万元捐赠。这次的捐赠将用于建造第四列火车医院，这也是内地企业首次直接捐建火车医院。

　　“这几年，内地的慈善环境改善了很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秘书长马秀娟曾经在李嘉诚旗下的一个医疗器械公司当经理，每次看到香港街头的卖旗活动，就会感叹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但是在健康快车工作的5年，让她亲身感受到了内地慈善的升温。

　　根据2005年度工作报告，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2004年总收入达13147945.07元，2005年度捐赠总收入为19453935.81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2.97%——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这个比例限制在10%之内就算合格。

　　记者发现，国内很多基金会按照事业机构的模式运作，员工收入往往与筹款业绩挂钩。但是在健康快车基金会，“员工收入明晰，只有明确的薪金和国家规定的福利。”

　　马秀娟说这种“高效、节俭”来自对香港经验的借鉴。

　　“香港的机构设置简单高效，一人多职。我们这边也没有像国内其他基金会那样因岗设人，而是根据工作任务来增加人员。”马秀娟说，2002年她参与基金会的筹备时，全职工作人员只有自己一个，直到今年基金会全职人员也才扩编到7人。

　　阵容可观的理事会和由政府官员组成的顾问团可谓健康快车的一大特色，他们在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和项目管理上贡献颇多。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身居高位的官员并没有给基金会带来“二政府”的影子。记者多次参加健康快车的宣传活动，既看见董建华在采访后主动与媒体握手言谢，说“你们的工作也是行善”；也看见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统战部原副部长田鹤年与记者同桌吃饭，边吃边聊家常毫无“部长架子”；还看见10位在任和退居二线的部长们为了筹款而在慈善演唱会上大展歌喉……

　　健康快车，不仅像健康香港基金主席陈振彬所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同诞生，一起成长”，而且也在与内地慈善事业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