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五八（目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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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4 条条大路
59户本地人外加四户外来人的房子大致成三排分布，分东街，西街和中街，本来各条街上的道路都是简易的土路，人走，牲畜走，机动车也走。路面承重力就那个标准，走得时间长了也就和麻子的脸一样凸凹有致了。一下雨，地上就积了水坑，骑摩托车特别容易摔倒。SEE协会进来以后，首先做的是舍饲养殖，接着是针对管委会成员的项目管理能力培训。这些项目都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毕竟做项目村民也得出一部分钱，出不起的和不想出的进不去这个门槛，便对项目管委会有意见，对着干的情形也不少见。这样一来，协会力图推动村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以及互相合作的心思也眼看着要黄了。这时候，项目管委会的成员去了一次腰坝贺兰队噶查（村）交流，贺兰队也是SEE协会的项目点，人家的管委会一上来就做了一批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这些长期遗留下来的和村民利益休戚相关，但凭借个人力量和政府单独出面又解决不了的问题，管委会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村里的人都得了益，积极性一提上来，将来做其他项目也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
珠很高勒管委会的成员得到了启发，回去后仔细分析了当地村民的需求，最后决定翻修社区的道路。管委会提前组织村民开会讨论修路项目，大部分村民同意进行此项目，也有少数前期未参与养殖项目的村民当场就表示不参与道路修建，管委会成员中就有人提议不修路了，因为又不是给管委会自己修建道路。但有积极分子就发言：“路一定要修，不能每次就因为几个人坏了大家的事”。散会以后，虽然也没有个决议，但管委会成员开始做群众的思想攻坚，关系好的村民可以互相交流理思路，家庭成员之间也作动员。管委会成员凡是愿意参加修路的，每人出100元。愿意参加修路的群众每人出30元，投工投劳，协会出5050元，政府负责协调在锡林高勒草场处取采砂石土方，修建珠很高勒村南的入村道路及村内东、中和西三条街道,全长共1325米。在基层，一切涉及公共资源的管理和维护的问题都比较棘手。修路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可村民心里也打开了小算盘，劳力怎么算？砂石怎么运？协会出多少钱？我自己又要出多少？思想工作做通，资金和劳力划分清楚后，仍旧有一户村民老吴不愿意参加修路，他的理由只有一个：“路修好了，上面的砂石就多了（不是土路），骑摩托车不方便。”西街有一户王姓人家，是承包大棚的外来户，宁夏中卫人，他家的房子靠近村北边的公路，基本上不会使用村南边即将修缮的道路。老李当时是9人管委会的一员，负责上门收修路款，他知道村里做啥事都难，收钱更难，没想到去王家收钱，人家痛快地就把30元给交了。最后路修好了，就豁出老吴家门口那一块，吴家后来盖房子，自己找了些材料把门口那段给补了，但他填的材料渗水功能不好，一下雨门口就成了大水坑。
路修到这份儿上，算是功德圆满了。和村民唠嗑，别的项目，无论是澳援办的还是SEE协会的，意见都不少，怨气也不少，提到道路的翻修大致就换了一副神情，有了些笑意。公共资源维护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能公正地分享到好处，谁还能指责谁多占了些去？但也有村民反映：“路修得好，但路面修高了，一下雨，水就进到院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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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5 考察，旅游还是采购
中国农村是个人情社会，强调多少次也不嫌多。权利，利益和责任很难落实清楚。珠很高勒的村民本身就不富裕，再加上中国人相对保守的消费观念，挣了些钱不是扩大再投资，也不是拿出去消费享受，而是如数存在银行里。这些钱用来干吗呢？给孩子交学费一大笔，看病没个准，看一下就是一大笔，将来养老也得有一笔。邓利华家有两个读书的孩子，大女儿上初中，一学期各种费用加起来得要个1000多，邓利华说：“村子里有些钱的，去保险公司买个保险。政府的社会保障现在还没有下来”。
社区的村民很少能去次距离此地3小时车程的银川市。协会出钱让村民到外地去考察，那就是扎扎实实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利益。可是什么样的人能享受这个权益呢？选拔的标准又是什么？
村里的人对澳援办末期的项目不满意，觉着“怎么越往后做，越是在为那几个人在做呢？”组织的工作对象，发展目标是针对一个社区，任何一个单独的人剥离出来，即使他/她是这个社区的能人，代表，也无法承担一个社区的命运和权益。项目得以实施，是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获得的资源，单个人没有权利优先得到发展机会。没有一个组织愿意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扶助社区中的积极个人，村民对具体的做法有质疑，那或者是沟通的渠道存在问题，或者是组织本身的做法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陈建军做澳援办的代理人的时候，接触了一些膜下滴灌的资料，那时候老吴，丰卫国，洪银宝到外地去考察蔬菜种植，回来后丰卫国的妻子也外出考察了一次，看了下膜下滴灌的使用。SEE协会进来以后，陈建军是管委会的负责人，协会让他去外地考察一下膜下滴灌，老陈不愿意：“以前也看过了，就是那样了，有啥区别？”最后协会还是要让他去，老陈也就去了，回来后还是那态度，觉着都差不多，去一趟浪费，没必要。这次从河北张家口考察回来，丰卫国提议在村里做色素辣子的膜下滴灌。老陈来邓利华家串门，斜靠在炕上，黑脸上挂了些愤慨：“我在澳援办的时候，找了那么多膜下滴灌的资料，如果说这次考察回来的东西我那些资料上没有的，找我，我负责！”
丰卫国这次去张家口，群众有意见，觉着这事不对啊，去哪也是管委会决定，怎么能丰卫国自己决定去哪就去哪呢？社区就200来号人，即使不安装大喇叭，人的嘴也比喇叭走得快，一件事情过了三张嘴，同时也过了三个脑袋，这可就走样了。“丰卫国的孩子都穿些啥衣服？”有大叔问，脸上挂着“你这都看不出来”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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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6 谁能拿到助学款
丰卫国说到生态助学款这件事，便有些激动：这事咋说呢？
的确，咋说呢？生态助学款这事，是盟教育局和SEE生态协会合办的，正确的流程应该是：申请表由旗教育局发给学校，学校发给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完毕，再统一收集，交给旗教育局审批盖章，通过后再上交给盟教育局以及作为赞助方之一的SEE生态协会。
丰卫国说2月1日他接待了协会下来的人，给他看了盟教育局发下来的文件，那时候陈建军不在家，打手机又打不通，文件就搁在丰卫国家了，第二天他上巴音处理自家的事情，3号回来的时候，助学款的事情已经传开了。丰卫国解释说协会来人的那天，自家有些串门的人也看到了这个文件。这2户人回去就把事情传开了，至于怎么传开的，有村民说是因为这两户人不知道申请表怎么填，跑去问陈建军，陈建军说不知道啊不知道助学款这件事。
村民私下便有了议论，不一直说公平，公正，公开嘛，咋就这2户人知道？咋管委会的负责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丰卫国说4号管委会的人一起开了个会，他把助学款的事情给大伙说了。然后和洪金宝去了趟巴音，把申请表给复印了20份，回来发给了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人。5号丰卫国和陈建军等人去了河北考察，其间村民们拿着申请表，跑巴音，找学校盖章，学校说不知道这事情，有去找教育局盖章的，总之折腾了精力又折进去钱，具体怎么操作还是迷糊的。3月7号丰卫国和陈建军来协会，丰卫国跑去找协会的项目官员，说助学款这事情究竟怎么搞，协会的人又去问了教育局的人，把这个流程理了一下，同时，协会还有说明，项目户优先考虑。
老李别看是个精瘦的小个子，一激动起来，脸上青筋都涨得鼓鼓的，遇到这种他自认为是把两委班子搁在一边的情形，他的嗓门可以把墙上的双层玻璃震得嗡嗡响：“有人说他都在丰卫国那看到红头文件了，既然是红头文件，为什么不经过两委会？不打个招呼？协会再这样做下去，是要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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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7 让农民组织起来吧之棉花故事
协会来到珠很高勒，看到的是西北荒漠地区普遍存在的灌溉农业，社区人口增加，原有耕地无法承载更多人口，那就继续开垦，打井，抽取地下水，大水漫灌，土地盐缄化，追施化肥，土壤板结，环环相套，套成一个死结。澳援办想解开这个死结，他们的做法有些象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老哥东征到亚细亚，看到传说中的亚洲之结，解开此结的人将征服亚洲，亚历山大抽出佩剑，将亚洲之结砍成了两半，结解开了。中国的生态之结也具有中国特色，它根植在乡土中国的基础上，说白了，这是个人情社会，纯粹用民主的那一套，用PRA，砍不动，要栽跟头。中国人喜欢讲巧劲，四两拨千斤是一种境界，庖丁解牛也是一种境界，这就好象周润发站在竹林之颠，泰然自若，在于他找到了一个支点，一个突破点。
协会也希望解开生态之结。要合理，可持续利用地下水，草场等自然资源，那就要改变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地是不能不种的，但怎么种，种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政府做了节水管灌，减少了地下水的传输损耗。有人提出做滴灌，06年初这个想法还没有合适的实施时机。珠很高勒管委会提出了棉花种植这个想法，改变当地的种植内容。其实怎么种，种什么都不是生态之结的突破点，管委会的成立才是真正的环境保护的支点。一个人类社区，附着在相应的地景之中，是这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社区居民不去真正关心他们周遭的环境，外来人又能在社区坚持做几年环境保护，做完了谁去维护呢？
让社区居民自己组织起来，共同管理他们的生计，发展，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中国的三农问题，环境问题就都有了希望。
珠很高勒的9人管委会，是社区居民民主选出的代表，这个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民主。它有自己的小圈子，而这个小圈子基本上是由血缘或社区内的干，湿亲家来划分的。每个小圈子又互有一个联系人，即站在多个圈子里的人，这些人最有可能被选为利益代表，从这一点考虑，9人管委会兼顾了各方利益，并且包括了村两委班子的人，陈建军是多任的噶查长，噶查合并后是村委会的委员。老李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
管委会是一个新鲜事物，村委会虽然名义上也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实质上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和管委会不是一个性质的事物。管委会是一个社区居民的民间组织。三国开篇：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在六十年代动用政府力量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是从上到下的合。四十年之后，各地陆续出现的合，已经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过渡到“让农民组织起来”，一字之差，却已是天地之别了。
管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做的舍饲养殖，村民利益难统一，管委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认识，地下水的确会越用越少，草场的退化大家也有切身之痛，村民不富裕的现状就摆在那，怎么发展，怎么保护环境，这干管委会啥事呢？还是套些钱最实际，管委会的成员心里也在拨弄小算盘。协会组织管委会成员去了趟贵州古胜，那可是个人均收入只有600元的山区，当地的农民协会怎么操作项目，村民怎样参与到社区建设和资源管理的情景对管委会成员有启发，“在那给每户人一两百元，可以做好多事情”邓利华说，“修路之前，政府做电网改造，一个水泥柱子需要用人力运进来，一运就是需要7天”。“人比人，气死人”这句话，倒是可以描述管委会成员的心理变化。古胜穷，穷则思变，富裕的地方则想赚得更多，珠很高勒正处于不穷不富的状态，人一对自己的生活满意了，就没有发展的动力。还在古胜的时候，管委会的成员就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在社区里组织村民做项目，如何节约农业灌溉用水保护社区的自然资源。
06年2月，协会组织各项目点的管委会进行项目管理培训时，管委会听说吉兰泰二队05年在小查哈尔滩种植棉花获得了成功，便对棉花这种经济作物有了兴趣。珠很高勒的村民都是来自民勤，现在还有亲戚在民勤种植棉花，他们也知道棉花既省水而且产值又高。珠很高勒传统的种植内容有小麦，这是满足口粮之用，然后大面积种植的就是西瓜，玉米和辣椒。棉花每亩的灌溉用水是400方，比玉米少160方，比同样用水量的西瓜在效益上又能增收1000元左右。性价比这么好，没有理由不做啊！管委会便去找协会一起商量试种的可能性。节约地下水本来就是协会来到查汉滩做项目的目的，一拍即合的事情，于是3月10日，协会和管委会开会研究了种植方案，具体为：a、需要有棉花播种机，方案一是由管委会集体购买一台，村民交费租用并负责管理维护机器；b、管委会出资承包给某户村民购买，固定承包费全部还款办法。最后经过讨论，第一种方案对机器的管理会造成漏洞，因此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由管委会向村民宣传棉花播种机构买方案，村民自发报名参与。3月20日，向管委会发放了资金，村民中只有谢龙胜报名愿意购买棉花播种机，4000元4年后还5000元给管委会。
3月14日管委会去了一趟小查汉滩，亲眼看了看当地的棉花种植情况，当地的气候，土壤，种植技术是否和珠很高勒有契合的地方，这是管委会成员重点关注的问题，毕竟一个地区的农业成功样本复制到其他地区，一些细微的条件差异就有可能导致整盘的失败。这时候盟农牧局向嘎查宣传并联系了额济纳旗一棉花收购加工公司，现场承诺村民，今年整个查汉滩如种植棉花，公司将给与赊借种子、化肥及塑料薄膜。管委会从小查汉滩回来后，在村民中间作了大量宣传并鼓励村民种植棉花，截至3月20日报名种植棉花亩数达到230亩。3月21日，管委会成员谢龙胜去额济纳旗找那家棉花公司谈赊借农资的事情。棉花公司提出可以无偿赊借农资，但现在就需确定一个棉花收购价并签订收购合同，秋收时即使有其它商贩出价高于其公司，村民也不得违约将棉花出售给其它商贩。而且，此合同须由一方担保，管委会和协会商量后，找了项目政府方总协调老张，老张经过协调，表示盟农牧局同意做为担保方，只等额济纳旗棉花收购公司最后确定资助农资方案。谢龙胜和棉花公司谈完后，又去了酒泉购买棉花播种机，正好赶上神州发射，酒泉戒严，谢龙胜直到26号才返回额济纳旗，27号同棉花公司最后谈判此事宜，但27日早，谢龙胜找到棉加长马厂长后，马厂长说因为贷款原因最后不能给村民赊相关的农资了。管委会当初就考虑到万一棉花公司的事情黄了，自己向村民宣传了一大通棉花种植的优势又许诺有相关资助，可能会影响村民对管委会的信任，因此制定了一个备用方案——由项目来支持村民的棉花种植。28日晚上，协会的项目官员和管委会成员，又在丰卫国家开了个碰头会，商讨社区发展基金、棉花种植、养殖培训及牛的品种改良。
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共报名棉花种植230亩，每亩种子、农药、化肥、薄膜共约200元，共计46000元，从4月5日开始，到11月4日，每月村民的管理费为5‰。4月5日协会和管委会签订了协议，然后管委会同村民签订协议，发放了棉花种植借贷款。
这是管委会第一个几乎自己一手操作起来的项目，自己想点子，策划，联系，实施。村民对管委会的人也有猜疑：一分钱工资不拿的管委会成员之所以如此卖力的工作，必然是从协会或者政府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为了让大家体验和理解管委会的工作，协会建议从棉花种植户中选几个外出购买种子的人员，而且不能有管委会的成员参与，但最后还是没有由项目户代表去买种子，一是因为路途遥远，差旅费太高，二是因为村民对选出来的这两人也意见不一，存在信任问题。最后决定由丰卫国通过电话联系民勤的种子销售公司，让公司送货上门。种子拉回来后，因为其它管委会成员在地里忙着耕种，种子和薄膜就卸到了丰卫国家，陈建军随后赶到。没多久村民间就有传言说丰卫国在里面赚了钱，因为第一丰卫国顺带买了一台二手棉花种植机，第二管委会联系的棉花销售商的竞争对手在村内说他的种子比村民买的这家每袋便宜10元。这样的话一传出来，信任危机就产生了。4月11日，项目官员跟管委会开会讨论解决办法，由于货款只付了1万元，其中9千元都是薄膜，管委会就讨论出两种方案，一是开全体的棉花种植户会议说明情况，嫌贵的人，愿意退种子的就退，剩下的事丰卫国表态他自己负责跟棉花商交涉；第二种是大家一起来跟这个商贩压价，告诉他，他的对手说他每袋多赚了村民10元钱，让他作出解释，要不然剩余的种子款就不付了。计划定在晚上再碰头。会议一完管委会分头准备通知的时候，阿左旗工商局就打来电话，询问今年中棉花种籽的购买情况，于是村民反映了这个情况，工商所的人到查哈尔滩对这两家种子经销商都进行了检查，发现说便宜10块钱的贩子无任何经销和营业手续，是非法的，而村民买了种子的这家是正规的经销商手续齐全。这样一来，谣言不攻自破，管委会和丰卫国得到了解脱。怀疑的村民也不再乱说了。虽然绵籽风波看似平息了，但庄户人家生活相对平稳，能用作谈资的事情本就不多，现在管委会一成立，资本进来了，项目上马了，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被打破了，丰卫国既然开了这个口子，他就得一直站在大家的舌头上。
4月18日村民陆续开始放水浇地，之前盟农牧局还特意从额济纳旗联系了两个棉花种植专家，为村民讲授了一些棉花种植中应注意的技术要点。4月底村民开始陆续播种棉花。
4月20日，管委会联系了民勤鑫盛草业有限责任公司，如果在查哈尔滩棉花种植面积接近万亩左右，他们就想计划在本地设立棉花加工厂，生产，加工，销售三个互相脱离的环节就契合了起来，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村民也降低了单独面临市场波动的风险，提高了收益。
管委会的内部机制在项目运行的过程中得到了检验，现在暴露的问题越多，解决得好的话，就是一个发展和提高的过程。管委会规定的是一年选举一次管委会成员，因为去年项目多，中途更换人对项目没啥好处，于是选举管委会成员这件事就给拖了半年，去年11月，开了村民大会，到会的成年人，一人一票，选举了第二届的管委会成员。第一届有9个人，人多，意见难统一，不过陈建军说：大家那时候都是严格遵守纪律的。有一次开碰头会，有人在外面，刚好下雨，车坏了，打电话过去通知他开会，要求半个小时内到。结果那么远，立刻找上车，半个小时内就到了。老李也是第一届管委会的成员，去年过三八妇女节，他和李宏商量，想找协会要200元钱，买些瓜子，糖，水果，大家一起跳个舞过个节。结果被管委会的成员狠狠批评了一顿，老李说起自己的错误，还是能平心静气的承认自己事先不和管委会其他成员通气，擅自做决定，是相当错误的做法。
这次选举，村民觉得9个人太多，决定就选5个人。最后选出了陈建军，丰卫国，邓利华，丰彦理，洪金宝。五个人各自有分工，陈建军是负责人，但分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并没有文字上的硬性规定。陈建军作为负责人，也是社区一直的习惯，并没有说存在一个规定，这五个人有一个分工体制，负责人又是谁。从名义上看，五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责任既然没有落实清楚，那么之后的权利和利益也就很难分干净。
新管委会成立后，协会对项目也做了调整，以前是有项目就和协会联系，现在是一年两次项目申报的机会，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对于项目的管理，协会也有了新思路，开始搞平行管理，几个项目点的内容分割开来，一个项目官员具体负责一个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每个项目点上都有。在珠很高勒项目点上，丰卫国在管委会负责外联工作，和协会的联系自然比管委会其他成员要多些。社区里的人便有些议论，觉得有个人托大的嫌疑。丰卫国自己又有些委屈：“协会以后直接打电话给陈建军，别打给我了”。棉籽风波之后，又跟着助学金这件事，外出考察色素辣椒和膜下滴灌，群众也有意见：大冬天的，人家的设备都收起来了，去了能看个什么？
问题都出在利益分配上，助学金，考察都是利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协会有偏袒？丰卫国说春节前协会搞联谊会，协会的人打电话让他去，丰卫国问都有哪些人去，答复说电视台的和一些相关单位的人。丰卫国答应了，事后又想着不对啊，这事应该陈建军去。又给姜总打电话，说自己有事去不了，这事还是让陈建军去。第二天陈建军来找他，把这事说了一下，说自己家里的都出去走亲戚，走不开，让丰卫国去。
现在社区里的村民说他总撇开管委会，丰卫国就觉着那协会以后直接打电话给陈建军好了。老李被选出管委会后，也觉着管委会现在的做法，就是撇开党支部，啥事情也不打个招呼。是老李把自己党支部委员的身份带进了管委会了还是把曾经的管委会成员的工作带进了党支部委员的身份？这话说起来有些饶口，推敲起来却有些意思，如果老李早先并不是管委会的成员，他还会持有现在的看法吗？丰卫国几年前交了入党申请书，陈建设是他的推荐人，老李说这也考核了一年了，可现在群众有了看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党员？党章上说得很清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一个境界，也存在很多解释。丰卫国表示对入党不存在什么指望了。他提到以前翻修社区道路，协会和村民的资金配比是1：1，协会出5050，每户村民出100，后来管委会的人算了一下，觉得6000多就就可以把路修好，决定每户收20。丰卫国说不成，即使收多了以后再退都可以，已经和协会说好的事情。最后决定每户收30。路修好了去和项目官员报帐，年轻的项目官员立马就发火了，说我把你们当兄弟，你们怎么能这样做，我怎么和协会报帐？协会的制度我都给违反了。丰卫国和陈建军对看了一眼，这事对不起协会。村民呢，又未必领情。路刚修完的时候，不象现在看着是平的。管委会的成员坐在一起商议了一下，路都修了，不可能再找村民收钱把路给压平了，于是每个人分头去找车，在车的后面拖上板子自己去压路。丰卫国说：“我们9个人压了一天，除了陈建设几个党员出来看了下，哪个村民都没出来看看，这路难道是为管委会自己修的？”这种吃力又两头不讨好的事情，不只这一件，春节前管委会的成员去给村民义务收垃圾，也有村民说：“我自己家的垃圾，不用你们管！”这些事情的症结在哪了？无论是对丰卫国的个人意见，还是管委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再或者是管委会和它代表的社区成员的摩擦，说到底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大家都有利益诉求，大家都想多占些便宜，但便宜只有那么多，怎么样建立一个沟通机制，让大家能公平，公正，公开地占便宜呢？
对于丰卫国的入党问题，老李两手一摊，表示这很难办。陈建设摇摇头，说：“我还是他的推荐人了！”
社区成员对他们的利益代表有意见，那能提出改选吗？邓利华说村民还没有这个意识。村一级的干部，大家不满意，规定得很清楚，10个人联名就可以提出改选。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管委会对于这种情况甚至连规定都没有。乡土中国的确是人情维系的，可这并不等于它适应现在的发展状况，外部的世界一直在变迁，农村社区必须寻找一个对接的接口。把农民组织起来可以依靠人情，血缘，可组织起来之后，去面对市场机制对个人经济，个人意识的冲击，你就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制订相应的组织规则。
管委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很多时候它被村民和社区外的人认为是SEE协会的代理机构，而不被认为是村民自身的利益代表，它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只能说初具雏形。管委会没有法人地位，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各种社会团体接触的过程中，难以取得对方的信任。这个管委会能否代表当地村民的利益，能否替当地人说话？与管委会商定的事能不能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因此，与社区相关的经济交易，外界更愿意与噶查委员会，或者具体的村民个体交涉，而不是与身份模糊的管委会。
2005年，查哈滩地区的西瓜种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瓜个大、水多、又沙又甜，买出来很好的价钱。2006整个查哈滩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西瓜，但由于种植面积的盲目扩大，再加上燃油价格上涨，很多外地商贩不再来村里收西瓜，再加上瓜贩子的恶意压价，造成西瓜价格直线下降。瓜农损失比较大。
怎样面对起伏不定的市场波动？怎样去寻求市场信息？市场规律就是一个边缘化的过程，弱势个体不断被市场边缘化直至破产，所以政府会有个调控手段，会有补偿。可是当农业补偿还悬在空中的时候，单个的农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联合起来抱成团。管委会的成员有了这个认识，便着手建立一个真正的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代表了农民自己的利益，所行使的主要有以下两项职责：
1， 申请、策划、运作各种保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 保护本地农民利益，统一本地农产品对外的销售及农业原料的采购
计划中的农民协会实行会长负责制，会长也是农民协会的法人代表。包括会长在内的九人组成协会委员会是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村民以户为单位自愿申请加入协会。成立珠很高勒农民协会之后，原来管委会的工作将全部由农民协会接管，协会委员会成员也是一年一届选举产生。
这个农民协会的注册工作已经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民政局的审核，本来预计2006年9月就能正式挂牌成立。这个协会一旦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村民的自治能力将依托这个平台，有一个释放和发展的阶段。对个人的约束也将通过硬性制度的完善而得到落实。他们不再需要SEE协会这个拐杖的时刻也就真正到来了。可惜这个农会的设想，因为政治气候的不确定而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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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项目8 难产中的膜下滴灌
膜下滴灌是珠很高勒2007年上半年申报的第一个项目。虽说管委会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但落实到做项目，村民自己几乎没有和管委会成员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他们还是习惯于让管委会来想点子，看着不错再跟进。陈建军在村民大会上请大家都提下自己的想法，有啥点子和管委会的人说。邓利华说：“大家的依赖性还是太强，膜下滴灌也是这样，政府也在鼓励做这个，管委会有人提出来，就申报了，村民自己没啥想法”。 邓利华的妻子说她就有一个点子，可协会来这是做环保，钱也是给大家发展的，不是给个人致富。她看到查汉滩的人在夏天干农活的时候缺鞋，而妇女在家纳鞋又特别辛苦，寻思着搞一个鞋厂，可这明摆着不会被批准嘛！
2月5号，丰卫国和丰彦理去河北考察色素辣椒和膜下滴灌，村民对这个季节能看到啥表示质疑，不过这并不影响想做的人的热情。3月7日丰卫国和陈建军来协会商量项目点的事情，对于膜下滴灌，丰卫国表示有把握做好，一定能赚钱，而且会很节水：“水浇多了就把辣子浇死了”。协会对这个计划也很有兴趣，毕竟协会来查汉滩的目的就是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地下水。对于怎么搞，协会表示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参考，他的想法就是以入股的形式，全村的人滚动在一起才好，不是单个人。至少500亩土地。至于土地怎么入股，利润怎么分需要开村民大会讨论。膜下滴灌的设备，协会可以先出钱，再以设备入股，分得的利润协会不要，管委会可以拿这些钱去别的地方推广。如果有村民不愿意做的，可以出钱把他的地包过来。
本来计划3月9日晚上开村民代表大会，但丰卫国那天在巴音买冰箱，回不来，于是推迟到3月10日中午开。陈建军心里有气：“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要等他一个人，冰箱非要在那时候买啊！”
村上的六个井，1号和六号的人坚决不做膜下滴灌，五号井上有20多户人，之前都同意做了，当时也没有说统一种什么，无非是玉米和棉花两种。10号开村民大会，一是说要统一种色素辣子，二是入股分红，协会要以设备提成。村民这可就炸开锅了，五号井上的人也不肯干了。股份这种形式没有什么问题，以土地加入本身就是入股了，但提到利润分配，矛盾就出来了。凭什么协会要提成？这本来就是个保护地下水的事情，凭什么让农民来承担成本，而且这提出来的钱还要用在别的项目点的滴灌上。丰卫国说色素辣子一亩能上到6000元（毛收入），村民不相信，总不能光许个6000元的目标就跟着做吧？村里有些人做过色素辣子，他们算了一笔帐，一亩辣子5，6000斤，晒干后就500来斤，一斤2元，一亩地就1000元的收入。如果按照丰卫国说的一斤4元的价格，卖到6000元就要在亩产量上翻上3倍。但水还是那个水，化肥，农药也没有啥变化，就改用一个膜下滴灌，能把产量翻3倍以上嘛？这些天丰卫国又联系到一个采购商，愿意直接拿刚采下的辣子，一斤三角，即使这样，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超过2000元。农民是最实际的人，种玉米，种棉花，心里还能有个数，统一种色素辣子，风险太大。况且需要投入的工又太大，现在请一个日工，一天要40元，如果全种色素辣子，采摘的人手不够，即使摘下来，存放又是个问题。邓利华家种过2亩色素辣子，收成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辣子，然后又动员了三四个亲戚来帮着摘。那一年其他几户种辣椒的，一般也就8，900元的收入，差的只有三四百。那一年也算是特例，刚好撞上非典，2003年。年初的时候，一个山东人过来推色素辣椒，指导农户种，也负责收。于是这几户人就跟上了，刚开始培苗都很顺利，四月份的时候山东人外出了一遭，结果就给封锁在外面没有回来成。这样接下来的田间管理工作都没有啥技术指导，销售的时候也没有找对路子。第二年色素辣椒就种的少了，山东人又过来了一趟，但看到种植得少，就没有再联系珠很高勒的种植户。
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本来就低，这种天灾人祸的东西，国家也没有啥农业补偿。非典期间大学生从外地回学校，都会被校方统一起来住宿，每天免费供应三餐，学校按天给学生发补助。今年珠很高勒下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村上的大棚受了灾，遮在棚上的草碘被风吹走，很多幼苗都被冻死了，谁来为农民的损失买单呢？谁为农民承担这些风险？受了这一次灾，农民心里有顾忌是正常的，如果说农民保守，那就让他也靠天吃饭试试看。既然珠很高勒去年种棉花效益不错，今年上膜下滴灌的项目，也应该考虑到村民的心理，继续上棉花，如果事实证明收益不错，明年铺开再上色素辣椒。毕竟村民是社区的主体，他们的心理变化，风险承受能力是前提。
3月13日，协会又过来人，开了第二次村民大会，协会做出了让步，设备的提成留在珠很高勒项目点上，作为之后的设备维护费用。邓利华的妻子说如果真能赚上钱，村民自己掏腰包出设备维护费用都成。利润还是分到个人的腰包里才塌实。协会又承诺包赚不亏，不愿意种辣子的按照玉米的收入给保底价。如果按照现在的计算，一亩色素辣子的收入有2000元，村民是否愿意种色素辣子呢？五号井上，有两户人各有二十多亩地，大家都想种些玉米，因为社区里还有SEE协会的舍饲养殖项目，“种了玉米，就不用给羊买饲料，如果不让种玉米，那舍饲养殖就不要做了，今年是舍饲养殖的第二年，反正也不挣钱”，有村民这样表态。有个土地大户表示要种西瓜，四月种七月中旬就能收，家里有孩子上学，秋天要交学费。
五号井上的这230亩地既然各有种植任务，那么考虑和别的井换地。井上的项目户倒很愿意换一部分地，反正膜下滴灌是统一浇水，统一施肥。也不怕换上来的人把自己的地给糟蹋了。可换上来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地给别人种，别的井的地是任意用肥的，今年别人种我的地，多用些肥，产量就上去了。可明年换回来我自己种怎么办？肥用少了没有产量，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用更多的肥。
丰卫国考察回来，说是以40亩地为一单位统一种植，那些大户种一半辣子，一半棉花或者西瓜他倒愿意接受，可这划分田又很麻烦，如果划不开，他家的20多亩地都划到了这个单位面积里，他又不肯接受，这样又回到了换田的问题上。膜下滴灌究竟是怎样操作的呢？是40亩地一个开关了还是一个长管上一个开关？如果这样，那是不是可以一个单位内不光种植一种作物了？丰卫国说可以，也有人说不可以，到底谁是对的，到底膜下滴灌设备是怎么运做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找个技术员给大家仔细讲讲？”有人问。
陈建设对于管委会的做法表示质疑：“这种事情，如果经过两委会，比如换田这事，就会好做些，管委会单独做，做不成的。”邓利华的妻子快言快语：“这事一经过两委员会，就更不好做了，田的使用权是我的，这有明文规定的，你强迫我，我就和你顶着干！”

鸭梨

结语：
珠很高勒的贫富差距，表面上看不是很明显。
村民的主食以面食为主,米饭作为面食以外的饮食调节也会时不时出现在餐桌上.由于家家饲养牲畜,这里的肉类资源丰富,但由于夏季肉类不宜保存,冰箱并未普及,在夏季吃肉相对较少,新杀牲畜后可以吃到鲜肉,或是托有冰箱的亲友保存一些鲜肉,还有部分制作的干肉.而冬天吃肉就相当普遍.牛肉,羊肉,猪肉,骆驼肉都可以吃到,现在能吃到的禽类肉很少见,鱼类几乎没有.每户农家都会留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蔬菜,所以在夏秋季蔬菜供应相当充足,但入冬后蔬菜供应就很少,除偶尔可以从大棚中或下乡卖菜的小贩那里买到新鲜蔬菜外,食用腌菜还是非常普遍.每家在秋后都会腌制大量的蔬菜作为冬春季食用.多为腌白菜，辣椒。水果也是夏秋季充足,冬春季匮乏.但每隔一个星期左右，会有小货车拖着各类水果入社区贩卖，主要是橘子，香蕉，苹果，猕猴桃等常见水果。这里的烹饪方式相对单一,习惯将多种蔬菜混在一起炖,只加入很少的佐料.
居民的住房，大部分是砖方，也有年代较久的土坯房。老李说：“协会应该资助村民改进村容村貌，比如把房子整整啊，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新，那些房子多漂亮。”
从这些日常生活内容上看，财富差异的确是不明显的，但考虑到农民对消费的保守特性，如果无法把各家各户的存折一一对比，很难说村民的富裕水平差异些微。对于社区的状况，陈建设说：“咱们村子里，不穷不富的能占上60%。富裕户能占10%。其他都是穷的。两端的差距挺大的。富裕户思想，意识比较超前，本身人的素质也比较高。他们有一些经济头脑，用头脑赚钱，也没有稳定的说法，哪个赚钱做哪个。穷的，总的说法就是懒惰”。
各类项目的介入为村民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机会，但这个机会因为家庭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果现实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社会，家庭财富的差异是因为个人能力的高低而引起的话，那么在农村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消除贫困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化的手段不会把资源引导向能力弱的实体。那么就需要一些补偿手段，这些手段能促进能力弱的个人的发展，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提高而不是忽略他们的存在。这些补偿手段包括社会保障和个人能力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是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参与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在城市地区都无法做到全民覆盖，在农村地区就更加困难。而个人能力发展方面，在珠很高勒社区，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没有做好。贫穷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给予平等的机会，或者在机会来到时，准入条件又不平等。个人能力并不仅仅体现在能进行英语对话，会开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而是学习这些技能的能力以及发展的意识。因此，富户的能力和穷户的能力并不是贫富分化的原因。陈建设是个喜欢谈意识的人，同他谈话，三句过后必然会说到：“一些意识不行，旧观念。咱们以前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习惯了，不愿意去冒险，不愿意去闯。做每一个项目之前，在思想上，观念上去做一些文章，可能会更好”。 如果一个政策或者项目只是让机会向富户集中，让财富通过合法的渠道流向金字塔的顶端，那么这个政策或者项目就应该下马。陈建设是党员，竞选村主任失败，但他认为自己的意识并不落后。村里的富裕户，也是因为个人意识比较先进，所以能比一般人看到更多机会。如果做一个项目，能根据不同人现状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扶助条件，那么就很有可能期待贫困的消除。
珠很高勒社区在2000年之前，有些农户养了猪，当时猪肉价格是3.5元一斤，还不足以抵偿成本，当时电视台的记者要来采访养猪户，干部叮嘱说：“要说赚了，懂吗？”陈建设对于养猪却颇有兴趣，觉得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当年不养猪是市场不好，如果今年项目来了，打算养猪。SEE如果下一步做项目，可以做一些养猪，不要光做羊。这对环保也是很好的方面，粪便可以入沼气池，也可以还田”。邓利华的老婆对养猪没有啥兴趣，“猪那是要喂精饲料的，病害还多，羊有的时候还放出去透透空气，有的人还想养驴子呢，又好卖”。在南方使用沼气的地区，一方面温度比较高，所以出气率，出渣率比北方高许多。另一方面，南方沼气的原料几乎不用人粪，大量使用的是猪粪和牛粪。澳援办做三围一体的时候，考虑的是羊粪和人粪入沼气池，然而效果并不好，但却给后来做项目的人留下了沼气池这个资源，养猪可以将沼气有效利用起来。现在农户种植的玉米，遗留的秸秆被用做牲畜的饲料，也可以粉碎后投入沼气池。去年收的玉米，因为国家投资做乙醇项目，外地的国库来到珠很高勒收购玉米，农户的收益也不错。但大部分的玉米还是卖给了牧草场的人用于饲养牲畜。虽然因为能源短缺，玉米市场不会短期内萎缩，但村民还是几次提到了对农产品销售的担忧。陈建设初中辍学回家以后，曾发誓自己日后一旦有机会，一定会为了人民的幸福扎实地做事情：“始终有一个目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没有做出多少来，曾经想在这做一个相当好的发展项目。主要是资金的问题，穷。近几年来，我看到的现状，就是销售不通。我想做一些深加工的场子，自己为销售找出路。现在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没有达到那个技术，咱们是贫穷地区，眼界不开阔，要多出去走访几家，可能会更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参观要多去看多去想，人家是怎样发展的，怎样挣钱的。我是不怕做有奉献的事情，即使太大，我也愿意去做。怎样才能做一个老百姓满意的事情，必须去外面闯闯，如果就呆在这个地方，不去参观，不去学习，也不知道怎么做”。
政府2005年投资做了温室大棚，每个大棚3万，贷款给愿意承包的农民，对于北方农民来说，温室大棚是个新鲜事物，对技术支持的要求比较高。然而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技术指导，同时大棚因为被分割到户，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和承包到户的不利之处类似，每个棚子出的蔬菜数量有限，下到社区收购的菜贩子拿不到他想要的数量，便不会耗费这个成本和精力下来采购。当农民以个体身份面对市场时，各种交易成本，比如购买化肥，农药，种子，农机，以及销售成本都会增高，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最小化市场风险。大棚项目失败后，农民不愿意还贷款，政府也不能坐看这笔钱打了水漂，干群矛盾由此产生。当时有上级领导来社区视察大棚的经营，问一个承包的农户，一个大棚能赚多少？农户挺老实，说300，后面有人给了他一脚，他脱口而出：3000。
农产品的销售现在已经成了农村地区的瓶颈，偏远的地方更因为距离消费市场远，运输成本过高而积压了大量农产品，珠很高勒在夏季的时候因为找不到西瓜的对口销路，导致大量西瓜烂在了农田里。而这二十几个大棚闲置一段时间后，被中卫的一家公司收购，陈建军的亲家又从公司手里把大棚全部承包了，二月份珠很高勒的人正在用机器犁地，除棉花杆，大棚里的番茄早已果实累累。在南方，因为不存在大风天气，一个大棚的造价约为几百元人民币，骨架可以用竹片，而在阿拉善地区，春季会有持续的大风天气，只有使用钢结构才能支撑大棚，这样成本上计算，南方地区就要比北方地区节省近十倍，再加之中国的运输网络的日益发达，物流系统的日益完善，南方的蔬菜能进入更北的市场。
阿拉善地区似乎并不适应发展大棚种植，而应该找准自己的特色产业。至于特色产业怎么找，当地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和移民的汉族人很难达成一致，华夏文明重土，汉族人无论到哪都要开上些地，撒下种子。而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一些人认为：“在蒙古高原干旱区，发展所谓集约化农牧业、舍饲，这类事情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独特的举措，反而是陈腐的甚至是倒退的，是被历史证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同类事情也曾发生在非洲，联合国为改善北非居民的生活，重点投资项目也不外我们现在所做的，定居、舍饲、品种改良、种树种草、发展农业，有的作的还不错，正象澳大利亚援助阿拉善项目那样。其结果反而造成了荒漠化扩大，不得不停止项目。最后得出结论撒哈拉沙漠南侵的主要原因，是硬性改变了当地居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治理荒漠化的前提只有把权利全部交还给当地居民。联合国教科文一位前领导人曾讲过：‘真正的发展是建立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要考虑文化效益、感情和其他，保护和评价自然环境要考虑生态系统各成员的协调。”如果中国现在还是四亿人口，阿拉善地区首先不会出现草场退化，即使退化，也可以根据“把权利全部交还给当地居民”的原则，将农耕人口迁移到其他适宜的地方去。
个人和社区的变迁，发生在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以时间为横坐标，事件的介入会让这种变迁走出各种曲线。在中国的农村，成百上千的非政府组织在工作，或者说烧钱，如果大家都是想通过当地人的发展来实现组织的不同目的，那么就首先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保证当地人的生存机会。陈建设希望自己的女儿能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始终觉得：“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最不容易的事情。外出学习呢，老百姓会觉得每有意义。毛泽东在的时候，经常开会，经常学习。现在学习少了，开会少了，这样交流就少了。大家坐到一起，随便说，有啥说啥，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商量着一起解决。村民大会几乎一年都不开一次，SEE进来还开了1，2次。澳援办主要开项目会，项目户参加。大部分人不愿意参加，不愿意听。不愿意合作。不是宣传不到位，根本上还是思想上，观念的问题。接受不了这个意思。有利益的事情为什么不做？我也解答不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每人发一百，一个不缺，都去。说明天一起交流一下，70%的人不去。农民的意识，看到的就是一个钱，把钱看得太重要了，这是本身素质和思想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自己挣钱，自己发展，即使你富裕了，你也不是快乐的人。因为你把钱看得太重要了，在不同的程度下，是相当大的压力。”
农村建设

kefodshen

真能搞的，发个预告，把下载的word贴出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