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逆境淘炼真金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专家估计中国有300万家NGO，是美国数量的两倍。但这个数字和它实际的影响似乎不成比例，您是如何看待数量众多、影响甚小的现实？

　　陶传进：中国NGO有300万家，看着很庞大，也令我们乐观，但包括在华基金会，年运作基金只有60-80个亿。去年我们的GDP是18万亿，这个数据相当于GDP万分之三点几，所以是“万一”的事情发生了，几乎可以忽略掉。

　　资金数量和它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它的预期极其不相称。实际上，我们把它作为三个部门之一，将来呢，是重要的公共服务的承担者，社会自治的主体，还作为一个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提倡、实践者。

　　政府事业单位的改革，两个大的走向：一个市场化，一个是非营利组织化。政府退出的领域比较多。比如城市社区，除了保证社会治安，秩序，还要有高质量的生活，但现在这些无法得到满足。现在NGO虽然数量可观，但资金太少，制约这些服务的提供。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我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NGO？它的吸引力在哪里？

　　陶传进：NGO有两个功能：一个它是民主最典型的体验形式。民主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本事，是公民本身的一种素质。它包括文化价值底蕴，实行民主的能力，理性思考的能力。

　　民主是人潜在的要求。村庄自治，社区自治，行业协会治理，都是自治。大家一起合伙做事情，NGO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创造性的途径。

　　第二是社会选择。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NGO给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若从政府角度来看，还有第三个优势，就是NGO的效率。公民社会追求的是多样化的生活，不同时间、地点、人物，不同的服务。当每个人都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时候，这个社会将发挥最大的效率。也就是每个人能量得到充分发挥。作为政府，也想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它无法满足的部分NGO却可以担当，所以政府就有支持NGO发展的意愿。

　　中国质量万里行：您认为NGO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陶传进：抛开制度不谈，NGO发展最主要的三个因素，第一是人，行动的人；第二是资金，物质资源；第三是一套哲学理念。

　　NGO追求的是社会或集体的整体利益，但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经济学这个假设几乎进入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要成立NGO？你为什么做教育？为什么救助穷人？答案就是一种内在的价值，一种不同于纯粹的个人物质利益的价值。最简单的例子，做环境保护，你要把环境价值上升到很高程度，往往超过很多价值，类似于信仰。但这个最简单的理念，我们有多少人做到了？有多少人真正关注环境？所以我们真正缺少的是这个部分。

　　NGO自古的传统就是宗教的传统，中国人经常凭着良心做事情，还有传统的文化体系，但已经如翻地一般，百年来翻了一遍又一遍，传统所剩不多。

　　如果没有文化底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是非常苍白的。令我从乐观进入悲观的，不是制度，而是我们背后还有多少文化底蕴可以支撑NGO的发展。公民社会为什么难以发育？政府在对待NGO问题上为什么总是拉锯战，一会收紧点一会放开点？是政府不想放权吗？最大的问题是NGO到底有没有社会文化基础。当然政府有它的部门利益，但和NGO相比，它要对社会负责，需要考虑社会发展方向，而NGO只需要对法律负责。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您的研究中，有这样“松绑”而不成功的例子吗？

　　陶传进：现在大家都批评NGO注册的双重管理制度。国家在行业协会领域，首先在深圳取消了业务主管单位制。深圳是中国改革最前沿，是最适合行业协会发展的地方。但实际操作的效果，离我们认为的理想状态差得太远了。即使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企业没有公民意识，也不相信别人有，结果是合作几乎难以达成,后果是大家期望的集体物品就难提供，但它毕竟迈开这一步，我们该继续培育它。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壮大离不开它的精英人物，几乎有名的NGO都是离不开它的领袖名气。而我们知道在中国活跃的海外NGO，很少知道或者关心他们的老板是谁？那么，以个人魅力、名望带动一个组织的发展，这种状态下NGO的发展，除了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外，还有哪些好处和弊端？

　　陶传进：从我刚才讲的例子看，互益组织尚且如此，公共物品就更难提供。为什么提起环保领域，说来说去总是说那几个人？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是精英NGO阶段，没有到大众NGO阶段，很多人反感这些NGO的精英统治，说它专制、独裁。但在现阶段，不要怕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精英人物，就没有这个组织。

　　很多西方人不理解我们，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了解，能有几个真正的NGO就不错了。我们培养NGO是个慢活儿，慢慢培养公民社会。否则，在不具备社会基础的时候一下子放开，就是新一轮的权力与利益的瓜分过程。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我们采访中了解到，我国现阶段的民间社团登记制度，让很多NGO成为“黑户”，得不到法律保护。对此您认为不值得我们担忧吗？

　　陶传进:假设政策如很多人所想，一下子宽松了，会怎么样？在中国总是习惯把矛盾的焦点放到政府和社会的交界处，其实这点真不用担心。

　　如果一下子突然放开，良莠不齐，草和麦子分不开，这些草根NGO的竞争力肯定没有现在强。一些NGO以为自己强项是写个什么项目，就可以拿到钱。真到了有很多利益可以瓜分的时候，能写报告、会骗钱、善于投机的人大有人在，分不出好坏。

　　把我们认为是坏的事情放到更长远处来看，也许能看到积极的因素。例如10年前NGO的生存环境比现在恶劣得多，但变化很快。1998年清华大学NGO所成立的时候，下去调查都很难。那时候社会制度很不宽容，4年之后的2002年，除了个别领域，如艾滋病、同性恋等不敢谈，绝大多数NGO的调查很顺畅。现在又过了4年，哪个领域都是随便进去谈，没有问题。

　　现在有些领域比如民办学校、医院，实际上未必都是真正的非营利组织。但靠监管，很难区分出来。即使在美国，NGO的财产监管也是个难题。很多资金变到个人的腰包。所以，现在艰苦的条件，能够让真正NGO在逆境中生存，而那些打着NGO旗号另有所图的，就被淘汰掉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NGO合作曾经影响了公共决策，如北京动物园停止搬迁、怒江大坝缓建等。您怎样看待我国现阶段NGO合作的前景？

　　陶传进：合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动态合作，互相帮助，平等，体现民主。环保领域更多集中了社会精英，所以他们做得是非常不错的。

　　另一种合作，像半固定化、形式化，就要警觉了。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纯洁，后来就蜕变了。

　　还有的时候，理念好，但做出来是坏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对NGO说，可以从外边拿钱做个项目，但中国人不能当真，否则会对中国社会造成伤害。

　　中国现在依靠的社会资本来源于传统惯性的包容、中庸、理解、合作，厚道宽容。而一些NGO的项目，实际上在消解这些社会资本，加速瓦解的过程。

　　很多理念因为是从西方过来，就以为是世界的潮流，其实那是外国人的理念，而我们中国NGO要有本土特色和理念。

　　中国质量万里行：以您的分析，我们现在具备公民社会的基础吗？如果不具备，我们是否还有必要走下去？

　　陶传进：我是个极力推动NGO建设的人，因为我对它抱有希望，因为只有它，能令更多的人有幸福感。我们指出问题，是为了寻找中国NGO的出路。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要更多的钱，也不是宽松的制度。真正需要的，就是现实，顺势做事。

　　在我们国家，真正有公益心的人是少数，但这些人就是火种，只要他们存在，就能燎原。现阶段NGO要靠精英人物主导，不要觉得他个人获取太多名利，只要他做好事就行。

　　对于公众，不要太过相信他们独立完成的能力，但要相信，精英的价值观和公众的行动能力形成合力的可能。 精英人物能够提供的是价值、技术指导、资金支持。公众提供自我负责任的精神、自己运作的能力。

　　还应该动员政府的公共资源，支持这哪怕是万分之一的优秀NGO，辐射它的示范效应。当接受了这种示范而兴旺做事的人，成为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大不一样了。

　　第二条路，社会精英阶层很多，大学、媒体很重要，还有政府。合作空间就很多，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

　　第三，公民社会需要慢慢培养治理能力，自我意识，主人翁精神。不能太急。

　　第四，中国的民主一定要有核心文化和权威。现在必须要有核心，中国历来把这个权威依附在国家权威上。要把权威和权力分离，把行政体系和国家权威分离，让百姓对国家保持着神圣感，而不是依附在权力上。我认为，就是我们未来的公民社会。

　　陶传进小传 >>

　　男，1964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2002～2004 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民间组织，环境资源，社会公益，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