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中国公益史的偶然与必然

回望徐永光已经走过的近60年的岁月，他的人生指向汇集了多种职业路径：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自由撰稿人……然而，这些路径终究没有被单一实现。在或是巧合或是必然之中，徐永光走上了公益之路，这条路点燃了希望的火种，在他和他所在的时代，书写了异乎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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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新的：繁荣富裕的CBD，人少车稀的新马路，落成不久的万通中心，刚刚装修完毕的办公室——还有一份令人满怀希望的新事业。
   这是徐永光在2007年的心境。封存了伴随“希望工程”而来的荣耀和是非，在同龄人开始规划“颐养天年”的58岁，徐永光又精神焕发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一次，他的身份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快20年了，“希望工程”已经实现了当初的使命，中国青基会也在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竞争中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徐永光，这个创造了中国公益第一品牌的温州人，却遵循着《道德经》中“功成而弗居”的道理，要在公益的天空下开辟另一片江山。
   虽然还是“基金会”，还是“秘书长”，但是此基金会非彼基金会。自称“骨子里很草根”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到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再到一个公司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者”，他一步步远离官场，彻底走向了民间。
   对于“后希望工程时代”的徐永光，这是另辟蹊径，也是砥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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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青春往事 “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
   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平民子弟，有着大众化的苦难童年和那一代精英共有的青春奋斗故事。
   1998年，徐永光到大连出差，看到“大连海运学院”的校牌，他忽然对同行的朋友说：“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
   这个命题似乎荒谬。徐永光解释，1973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恢复大学考试入学制度，他报考大连海运学院日语专业，自信可以中榜。不料出来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作废，重新推荐。
   “我是属于有前科的那种人，与推荐无缘，大学梦破灭。”
   徐永光笑谈往事，朋友点头称是。
   实际上，回望前半生，徐永光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自由撰稿人……然而，这些终究只是假设。在一些巧合、一些必然之中，徐永光走上了公益之路，让他和他所在的时代，书写了不一样的历史。
   徐永光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
   徐永光8岁才上学。那年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谁也顾不上管他。看到邻家孩子都在上学，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贫民孩子交学费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分期，一个是减免，这两种待遇，徐永光都享受过。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这一论断可以用来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头地”后推出希望工程帮助失学少年，也是命运让他做出的选择。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就成为全校的第一个团员。“文革”开始，身为校干部加“红五类”的徐永光成为红卫兵头头，然而不幸“站错了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避难。
   1968年3月，徐永光应征入伍，当兵三年，他的最高职务是班长。退伍后进入温州邮电局当了汽车修理工。他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想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年的大学梦终因张铁生而破灭。
   “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白皋要正式调他到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徐永光认为自己更适合基层。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态：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干吧。
   徐永光的创新意识比较强，加上做事一向认真踏实，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来形容。不到7年，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徐永光是温州人，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的“道不可须臾离物”和“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的影响下，形成了务实、创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温州人不怎么热衷政治，即使从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级干部徐永光也没有改变温州人的官场宿命，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得要领”。80年代末期，人们都想干点事、社会改革的气氛很浓，同时，第一波“下海”潮兴起，《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徐永光希望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做起来。不久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同步推进两件事：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后因清理整顿，公司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
   “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经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说，“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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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是与非：“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
   “谤随名高”，制度不健全，高速发展的青基会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希望工程的灵魂人物徐永光，如何在质疑和监督下走过是与非？
   “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1986年，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经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10倍、20倍。
   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带来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国地县基金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树大招风，谤随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万千万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几元几角的压岁钱。由于这样的规模和影响，整个社会都不允许希望工程有任何污点。因此，1994年1月21日，当香港一家名为《壹周刊》的杂志以“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为封面标题，说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穷人读破校”、“掠水现象到处都有”、“港人捐钱无资料”时，善良的捐款人震惊了。
   《壹周刊》的文章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
   “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荣誉，我们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锅也要下。”徐永光咨询了律师的意见后，对同事说：“我们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们家门口去！”
   徐永光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实施的是“英美法系”，内地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由于是异地诉讼，徐永光和青基会毫无经验，加上《壹周刊》试图私下和解，其律师运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设置障碍。对方提出一个证据需求，原告方就要经过6道环节当面呈交。开庭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开庭。
   徐永光作为原诉方的第一证人接受了对方律师整整一天半的盘问。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国青基会通讯》上，徐永光在《庭审归来谈感受》一文中说，有一处“很险”：
   大律师让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亿零400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问了几次，我心里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然想起来：审计报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数为1亿零100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少了300万，这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赶紧回去查个究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了；而审计时则审查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师追问我这“300万”问题时，我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官司最终因铁的事实和律师、证人等的出色表现而获得胜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周刊》诽谤罪名成立，并赔偿青基会350万港元。这是当时香港诽谤诉讼史上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凯旋而归的徐永光没有因此而轻松，他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2002年，《南方周末》准备在3月21日的报纸上刊登记者采写的调查徐永光的报道。这篇调查列举了徐永光挪用超过一个亿的捐款草率投资、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属做假账、为青基会少数领导“谋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设有“秘密账户”等“十大罪状”。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调查中，没有徐永光本人的声音。
   这次“舞弊报道”风波，又将徐永光推入“黑幕”。
   时隔5年，徐永光对此事表现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怀瑾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告诫我:‘永光，你要记住一句话，谤随名高。’做这么大的事情，承受这些算不了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不是此类“中伤毁誉”，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
   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运行。世界上哪个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如此？”说到此，徐永光有些愤愤不平。
   “投资项目里确实有失误的，对此，我需要承担决策责任。但是，我个人的自律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假设我有过一分钱的不检点，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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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身退探新路：“银杏树”的“野心”
   “希望工程”类的神话和徐永光式的英雄传奇不会再有了。因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规范，所有的公益领袖都将回到制度之内，要么决策，要么执行，他们只能是“机构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到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想起那段短暂的经历，徐永光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这一次，我的能力小于我希望推动的事情。于是，马上知难而退。”
   《易经》中有一句话：“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谙此道，总能把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结合得恰到好处。
   今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政协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组讨论。小组安排的9名委员发言后，还余半个小时，主持人宣布：“现在自由发言。”全场一片沸腾，委员们举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较靠后，等主持人点是没戏了。于是也顾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抢到了话筒，向总书记建言应该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列举了民间组织登记难的问题。
   该低调时低调，该张扬时张扬，该进则进，该退就退，这就是徐永光，决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
   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槃，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会从2006年年初开始酝酿。当年2月，徐、周讨论了《南都基金会设立计划书》，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们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
   “基金会审批历时1年，与预期的时间相去甚远”，徐永光说，“这个过程，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
   虽然“多磨”，“省惯了”的徐永光和筹备组却一直努力节俭办事。一年多来，筹备组业务招待费一项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长何伟到民政部签备忘录，基金会工作人员花费600元安排了一桌饭菜。徐永光当着理事长面批评他们：“理事长又不是外人，点那么多菜干嘛！”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刚刚立秋的北京迎来了热情万丈的艳阳。正在开“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理事会”的南都基金会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长李学举。
   李学举是徐永光在团中央时的领导，后来李学举到民政部任职，徐永光办了中国青基会。
   “各奔前程”19年后，两位老同事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这次李学举还是徐永光的领导，代表业务主管单位对南都基金会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满头银发的李学举与会议室中的专家志愿者们一一握手致谢，语重心长地说，保障农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从他从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来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够，所以南都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捐建新公民学校，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意义非凡。
   李学举肯定了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的工作，认为非常规范、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会类型的民间组织中，能够起到典型、示范、榜样的作用，树起一面旗帜，促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基金会事业的发展。
   徐永光心领神会。他的目光落在办公室的玻璃门上。
   那里贴着一个银杏树状的标识。
   银杏树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国国树之称。南都公益基金会用“银杏树”为标识原型，其实包含了李学举的期待——
   “这棵小树扎根大地，就像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同时又蕴涵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寓意。”
   徐永光毫不掩饰“引领风向”的“野心”。他欣赏着银杏叶状的标识，很欣慰、很知足地微笑着。那神情，犹如看到了公益人生的“第二春”。

企业基金会：第三部门的希望

   徐永光很乐观。
   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个人和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得到了法律认可。还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备受鼓舞，写了一篇题为《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推断未来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三年之后，非公募基金会渐渐走入中国人的事业，但远未如徐永光所预计的那样“形势大好”。
   徐永光依然乐观。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已从中国最牛的公募基金会中告退，成功注册了一个资金为1亿元的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
   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给人的印象，好像总会站到了浪潮尖上。他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一定是得意之作，必然成为同行的榜样。
   那么，这一次，他将引领什么样的时尚呢？
   “做资助型基金会，支持民间组织发展。”在《梁祝》的背景音乐中，徐永光靠在沙发上，闲定中透出些兴奋。“只有具有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的介入，才能改变第三部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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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月25日
地点：南都基金会办公室
“三国演义”和“独角戏”
都难搞好治理
   记者：为什么要一步步走向民间？
   徐永光：我的这个脑子啊，就是适合民间。离体制太近了，我玩不好。温州人的个性。
   记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治理结构是怎样的？
   徐永光：首先出资人有很大的决策权，他再吸收一些独立的理事，就像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样，决定是权威的，不是橡皮图章。有权威的决策层必然需要一个强的执行层，干得不好就换人。执行层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对社会、公众负责。
   记者：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有5个是股东。他们的决策能代表公众利益吗？
   徐永光：这个理事会原来报11个人，两个是外籍，后改任为顾问。以后还要增加新的理事。周庆治是企业法人，不能做理事长，所以做名誉会长。最后由南都集团的财务总监做理事长。6月29日，我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议，通过了17个决议，否定了两个决议，一个没通过，一个被改变。都是专家理事起的作用。每项决议都举手表决，真正实现了民间组织的自治。
   记者：民政部是南都基金会的业务主管，这个婆婆对基金会的决策有何影响？
   徐永光：民间组织管理局派了杨岳副局长做理事，她参加理事会有利于业务主管单位对基金会的了解，只要基金会依照法律法规运行，民政部不会干预。杨岳理事也是一票，没有特权的。
   记者：你觉得公司基金会与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有什么不同？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的治理机构非常分明，理事会的决策和秘书处的执行是分开的。这与官办的公募基金会不一样。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并不能真正成为决策核心，因为上面还有业务主管部门。执行层听业务主管还是听理事会的？如果意见不一致，肯定要听“婆婆”的。
   记者：草根组织呢？
   徐永光：基本上是个人说了算。他们是创新领袖，有社会理想，周围凝聚一批追随者。我常说，作为草根组织，前面的五六年一个人说了算可以理解，但是十年以后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治理，不符合民间组织的发展规范。
   记者：很多草根组织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一点。
   徐永光：没错，理事会代表的是公共利益，非营利组织一定要有这个结构。但是，理事会一定要与执行层分开。草根领袖成立一个理事会摆在自己头上管自己，结果常常导致理事长和执行长打架。
   记者：草根领袖也可以做理事长，然后去找一个执行长。
   徐永光：这个理事长往往还是干执行长的事情，最后还是掰不开。个别还不屑于搞治理，认为我就行。所以，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是理事会、执行层、业务主管部门“三国演义”，草根组织是“独角戏”，搞治理都有困难。
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
将超公募基金会
   记者：2004年你写过一篇文章，《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当时的估计是不是太乐观了？
   徐永光：这两年，非公募基金会的上升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快。但是，我感觉，已经出现加速度发展的苗头了。
   记者：何以见得？
   徐永光：财富力量的到来。带着公益理念的财富力量开始关注这一块。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做大了。少数做大的企业已经在思考，怎么安排他们的财富。有几个亿资产的人，自己花不了这些财富，子女也花不了，就要考虑回馈社会。这个力量正在出现。我相信，五年之内，非公募基金会提供的资助要超过公募基金会。
   记者：五年？还是乐观了吧？
   徐永光：也许五年之内，非公募基金会资产总量要超过公募基金会。我感觉非公募基金会起来的劲头非常大，将对民间公益的推动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具体是什么作用？
   徐永光：第一，它要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吸收国际基金会经验的非营利机构。这样的机构，首先，它是独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虽然有政府主管部门，但不会干涉你正常开展业务。
   第二，它能成为本土草根组织的资源供应者，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我国的草根组织应该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慢慢成长，但是现在，本土提供的养分不够，他们只好向国外机构要钱，容易出现“早熟”的问题。因为有些钱里带有“激素”。
   第三，将大大提升非营利组织的人才结构。人才匮乏一直是非营利组织领域最大的困扰。过去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一是官办组织有很多退休人员在那里撑着，他们不在乎工资。二是草根领袖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不求回报只在乎社会理想。非公募基金会有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吸引年轻的从业者，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财富力量介入
利于培育民间组织
   记者：你曾经批评过一个现象，经过民间力量募集的资金，最后又回到政府体系，由政府来分配。
   徐永光：主要是因为公募基金会都依托某个政府系统，拿到的钱，基本在体制内使用。比如，慈善总会的钱民政系统用，青基会的钱共青团系统用，儿基会、妇基会的钱妇联系统用，人口福利基金会的钱计生委系统用，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钱司法系统用。一圈下来，这些钱的使用又回到了体制内。
   记者：这样有什么利弊关系？
   徐永光：利，是成本比较低，不用再给机关人员发工资；而且比较安全，腐败不多的，毕竟是使用老百姓的捐款。弊呢？实际上还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这并非我们做民间公益的初衷。我们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本来就是希望政府不要揽得太多。但是做来做去，到了基层，还是加强了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希望工程的捐款，很多来自香港的、国外的，到了下面捐建学校，大家都喊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有一次，我到香港企业家陈廷骅捐款建的希望小学（他捐了600所）。在仪式上发言的学生讲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我说你们还应该感谢香港的大慈善家，他的名字叫陈廷骅。
   记者：非公募基金会能改变什么？
   徐永光：在资金分配上肯定坚持平等竞争的原则，谁做得好就把钱给谁，不会偏重某一个系统。像南都基金会，是通过项目招标支持优秀公益机构来做事。但是原来在青基会就不能这样办，你不通过共青团系统花钱，“肥水外流”那可了不得。

记者手记

黑色、白色 都是环境色

   徐永光的新办公室里有幅很打眼的照片：他站在泰山顶上，遥望远方。照片是仰拍的，背景只有天空和白云。留白处有句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的第一印象是：伟人的姿态。
   徐永光说，这是在他五十岁生日时，青基会的同事集体送的礼物。
   他补充：“这是最高峰，身后就是悬崖。”
   我一愣，这不正是世纪之交的徐永光的真实写照吗？
   “在天堂与地狱间走钢丝。”这句话才是这幅照片的点睛之笔。不仅是这幅照片的点睛之笔，它还是了解徐永光、了解中国公益处境的点睛之笔。
   “希望工程”的“投资黑幕”和青基会的“舞弊报道”风波似乎过去了多久，然而关于徐永光的争议还没有消停，很多人对徐永光依然充满了好奇和怀疑。
   他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或者，是介乎于黑与白之间的灰？
   徐永光不怎么说自己的家人和家事。但是在探讨人生的时候，他会主动说起母亲的影响。这是一个89岁高龄、信仰基督教、常把“奉献爱心”四个字挂在嘴边的老人。遇到一些大灾大难，她会问儿子有没有捐款；儿子回家探望她，她都要弄清楚是出公差还是自己回家。如果不是公差，必须自己出路费。
   ‘德有伤，贻亲羞’，徐永光怎么能让母亲失望呢？
   但他还是让母亲担忧了。每当希望工程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徐永光个人的品质。
   那些“黑幕”传闻，肯定有许多误会，也肯定不是空穴来风。问题的实质，还是一切太神秘，不仅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红盖头都没有被掀开，而且媒体内还形成了一个“希望工程只能作正面报道”的惯定思维。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硬碰硬”地检查中国青基会的财务和管理状况——信息不透明的时候，他们只能带着有色眼镜审判徐永光。
   徐永光自己并不抱怨“被冤枉”，甚至由衷地感叹在中国做媒体人的不易。他非常赞赏南都基金会监事白岩松的话：“做好事的时候一定要接受别人对你的怀疑、非议，不要去计较；《道德经》说了，无私为大私，做到无私，反而得到最多。”
   实际上，关于疑点最多的“违规投资”，2004年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给徐永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法律依据。另外，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青基会也越来越透明。去年，希望工程的衍生品牌“圆梦行动”遇到山西个别款项发放不到位的情况，也被媒体放大、跟踪，从而将青基会项目运作的所有环节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圆梦行动”获得了很好的公众印象，发放助学卡的地方部门也不敢舞弊敷衍了。而媒体，也在“揭露问题”的自由上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揭开之后，很多误会就会烟消云散。
   那么，现在对徐永光的黑白之争还有什么必要？我们看到黑、白、灰，都是时代和环境赋予他的一种环境色。
   关于希望工程、关于青基会、关于公益事业的很多问题，与其质疑一个领导人，还不如揭露他们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更明智。

baoba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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