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铁血总理

传奇身世


自幼失双亲 凄孤中度童年

求学生涯


中学时代:能背圆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朱镕基和他的同学们:历经曲折坎坷始终心不能忘

负笈清华：“误入歧途”的学生会主席

朱镕基的清华情缘:十七年院长生涯永远的清华人

跌宕年代


朱镕基的跌宕年代：20年“右派”培养浓厚平民情结

朱镕基步入“高层”：幸遇伯乐不改直言本色

从右派到总理朱镕基“破格”晋升的“根据”

上海施政


甲肝没病死人 倒把市长快累死了

铁腕治吏：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布衣市长：从不刻意掩饰感情是人性化的政治家

魅力市长：妙语连珠对“外”从不遮“丑”

浦东拓殖：12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皇甫平”事件破除思想僵滞 支持者正是朱镕基

副总理时期


副总理时期：“朱老板”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

朱镕基的1994改革年：“经济沙皇”捅了马蜂窝

朱镕基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政策全面转向


总理时期


新任总理以悲壮开场：“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决心排雷

闯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朱镕基：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

朱镕基的“入世与变法”:WTO给中国一个全新开始

朱镕基“破戒”题词：总理三写“不作假帐”

朱镕基执政最后一年：更为务实甚至还有些可爱

执政个案


两赴“泡沫经济博物馆”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朱镕基考察安徽：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

他们眼中的朱镕基


清华同学谈朱镕基诗作：情发于中而形于言

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个外刚内柔的人

农民眼中的朱镕基:说内心话我们挺舍不得他离任


后记


如果在2013年评说朱总理

刘义林

谁领去年风骚？


这个答案看2002年度CCTV经济人物评选。

第一个冲上颁奖台的是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此人年方41岁，人称“少帅”，委实是号人物。

汽车业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翻身仗，第一次超过电子产业，成为GDP增长的头号功臣。遥想两年前汽车业灰头土脸的日子，真有河东河西之叹。

第二个冲上台的是李毅中，他的头衔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夺目的业绩，一是在争夺加油站中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战而胜之；二是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有了国际化气象。

其次还有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谢企华，中国联通总经理杨贤足，诸公财大气雄，都是国企巨头。这一点在此前的评选中确实罕见。

那么，它能说明国企改革的成功吗？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较真，因为这些大家伙基本上还是垄断产业或者是相对垄断产业，它们能不赢利吗？

何况还有父爱主义。比如说，宝钢的谢企华就得到过关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国石油西气东输管线钢全球招标，半路里杀出韩国浦项制铁，报价每吨217美元，而宝钢是395美元，后来宝钢降低了竞价，被照顾了4万吨。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毕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谁想体验垄断带来的怨气，那就到电信部门去找满足吧。现在，虽然我们还有怨言，但是毕竟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5年来国企改革最动人的一幕，当属垄断产业的重组。在此之前，则不得不提政府机构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对从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年，外电曾评价朱镕基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的“两会”期间，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他干的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

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但是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当年，零点调查公司对1012名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仍有2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希望保留产业主管部门。此中情绪表明，部分企业家对市场压力深感恐惧，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各部委的官员们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手砍了下来。国务院序列当时有公务员3.3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1.7万人，其中有2000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1.5万人需要安排。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今年我们要进行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当然这个任务就比较艰巨了，因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万人。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减少一半，当然我们把这个时间确确实实要放宽到3年。”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论说，政企分开为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但是企业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场竞争，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其中最为舆论关注的有两大垄断行业：铁路和民航。尽管铁道部和民航总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组的方案，进展却殊为迟缓。

但它们不会是最后一批谢幕者，岁暮年初，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传闻再度响起，不过，这已经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

刘义林

1998年3月，新任总理朱镕基以一脸悲壮开场，此后数月，这一表情如此颠倒众生，颠倒全球媒体，乃至香港专栏作者阮次山干脆以夸张的口气叹道：“惊为天人”。遗憾的是，此类感叹暂时遮蔽了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此种危险。

这种危险倾向就是大众“壮”而不“悲”，朱镕基“悲”而且“壮”，或者说因“悲”而“壮”。对“悲”、“壮”的自行取舍，表明本届政府对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自觉，而大众一方面认同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却难以认同——至少是难以体会——改革难度。

这一细节的自相矛盾之处，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此后掀起争论与波澜——对朱镕基功过得失的评价——的伏笔。这是后话。

比如说，何为“地雷阵”？何为“万丈深渊”？地雷在哪里？如何引爆？

引爆的后果何在？这一问题如此严重，居然被大众所忽略，居然忽略了朱镕基何以会用《出师表》的风格发表施政决心：“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义林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或者说今年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刘义林

十六条”里有十三条是经济手段，只有三条是行政手段，因此，本次宏观调控与过去行政收权式的治理整顿是有本质区别的，也不会重蹈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覆辙。

这是报纸上对1993年6月下发的中央六号文件所作的解释。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没有手持尚方宝剑的督察组在后面虎视眈眈，如果不是上升到党纪高度，如果没有对丢乌纱帽的恐惧，习惯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当局和实际上受控于地方大员的银行系统对六号文件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

中国那些为数不多的懂得西方市场经济原理的经济学家此刻向中南海建言：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他们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他们还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只有彻底改革中国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价格体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走出计划体制下的治乱循环。

经济学家的意思很清楚，六号文件无疑是一剂猛药，但是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设。

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朱镕基。“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朱镕基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们会认为是哪位40岁以下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出自这个固执、强悍，甚至有些专断的政府的副总理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他们连续发表加快改革的长篇讲话时，党的另外4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种局面也是不多见的。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宣布，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1994年后来被称为“改革年”。元旦刚过，国务院的高官们就放下架子主动约见记者，党的宣传机构则表现出一贯的高效率，大家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内容如下：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虽说改革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让强势阶层让出既得利益又谈何容易。

最难办的财税改革，朱镕基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个，而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可是说话口气有多粗从来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却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里的中坚分子，朱镕基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这个调停人强硬而不失灵活，尽管如此，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从那时起，“朱老板”的称谓就不限于银行系统了，而另一个为朱所不喜欢的称谓也不胫而走———“经济沙皇”。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了他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成效立竿见影。还在他的副总理末期，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平台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可以想见，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的消息引起的震动有多么大，断了的财路有多么多。

经济学家吴敬琏1997年回忆道：“那时既得利益者进行广泛的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甚至导致人民币崩溃。可是中国政府顶住了压力如期实现并轨，虽然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有过短期的小混乱，但是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也有论者指出汇率并轨的副作用，比如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学者杨继绳就始终认为，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高达24.1%，人民币因汇率并轨而大幅贬值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4年的另一项影响全局的改革是银行改革：目的是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这项改革之所以紧迫，是因为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

事实上，同时推开的投资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想解决的正是同一个问题。

至于价格体制改革，则是要完成1988年物价闯关的未竟之业。如同审批制在2001年，价格双轨制在1994年已经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统计数字显示，1992年仅利率双轨制一项，就有2200亿以上的寻租空间。

朱镕基在1994年的一揽子改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是中央的集体决策，不要把功劳挂在某一个人头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今年76岁的杨启先回顾说，“但是朱镕基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1980年代就开始酝酿，但是一直没敢作决策，为什么朱能作决策？

因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

博博

不错，我更承认他是经济学大师……
对于总理，他的确很低调，对于经济改革他一直在尖峰浪头上

见鬼

哈哈!!愤青哦!!!

何等白桦

恩,,好的总理,,可是在的时间不长啊,,还有好多事没完成,,

其压力也是我们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