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改变乡村教育？

作者: 田磊 | 来源: 《南风窗》杂志
从广州到乐昌市遑洞村，开车翻山越岭需要近7个小时，站在村里最高的山头，能清晰地看到湖南郴州的乡镇。这里是湘粤交界的贫困山区，而乐昌全市有80多所希望小学，是一个典型的“希望小学”聚集地。
    村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是进山的入口，也是遑洞的经济中心，路两旁一共盖了8栋房子，分别是村委会、小学校、卫生站、油坊、木材厂、3家小商店。小学校和村委会的外墙上刷满了标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严禁土葬，违者起棺火化。
    其余的全部都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所有标语都用五颜六色的瓷片镶嵌在墙壁上，“这些都是新弄的，花了不少钱，不过上边有补助，不用村里出。”村长告诉记者。
    从19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让遑洞村的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以前村里的小学是个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现在孩子越来越少了，1000多口人的大村子，只有40多个适龄学童，遑洞小学现在只剩下了一到三年级。
    经过去年的一场洪水，山坡上的小学校被列为危房，不能再使用，孩子们都窝在村委会里上课，靠山的村委会，屋子里黑乎乎一片，墙上贴满了马恩列斯毛的画像。
    商人建校     乐昌80余所希望小学中，“遑洞明天希望小学”是最新修建完工的一所，从选址、规划到施工全部由来自广州的一群装饰、建筑商人完成。记者第一次到遑洞是在今年３月底，广州装饰业商人黄翔带着他公司的财务、秘书以及工程师到遑洞勘察校址。
    在广州，黄翔的公司专门给豪宅、别墅做装修，“认识的都是有钱人。”黄翔说：“建这么个小学大概有40万就够了，我自己出一部分，然后向这些有钱的朋友募捐一部分，资金不是问题。”
    黄翔要在乐昌建个希望小学的念头源于2006年7月份的乐昌水灾，那次百年不遇的洪灾，将乐昌冲了个底朝天，包括城区和山区都不例外，洪水过后，山里的很多小学校倒的倒，危的危。
“我想认认真真地把这件事做好，说实话，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把钱捐给政府，让他们去建个学校，然后立个碑，把自己名字刻上去了事。”黄翔说，“我得自己亲手来盖这个学校，学校建成后，我还想继续参与管理呢，比如给孩子们请些老师上课。”
    市里的教育局长石志雄军人出身，为人豪爽，“你们愿意自己来做，教育局没意见，用得着政府出面的时候，就说话。”这让黄翔对这个局长产生了好感。
    4月底，记者第二次到乐昌时，教育局副局长叶志坚打印了一份清单给记者，从1989年开始陆续建有80多所希望小学。“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出钱建的，他们有钱，想做点善事，祖籍又都是广东，而广东的穷地方也不多，自然我们这里就成了个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为了纪念母亲或者少年时的老师。”叶志坚说。
    九峰镇的中心小学就是一名港商出资50万捐建的。黄翔特意去参观了一下这座镇上最早的希望小学。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一应俱全，校长办公室装修精致，跟大城市的小学校没有任何区别，教学楼入口处的墙壁上，最醒目的位置上用瓷片裱着一个巨大的人像。“这是捐建者母亲的遗像，捐建者大概是个孝子，学校开始建的时候他就坚持在这里刻一个母亲的遗像。”校长告诉记者。
    2007年4月30日，遑洞明天希望小学终于开始奠基了。奠基仪式那天，黄翔组织了一大帮参与援建的朋友前来参加，可是一下车，眼前的情境却让他们有些尴尬，40多个孩子穿着整齐的军乐队服装，站在山坡上，一字排开，奏起了军乐。“这些都是从中心小学借来的。”遑洞小学校长朱贵双说。

    遑洞现实
    遑洞的1195口人，分为12个村民小组，分布在九峰山深处的12个山头上。小学校和村委会所处的正是进山的山口处，学校里40多个孩子，从山上下来到学校，最近的需要20分钟，最远的需要１个半小时。
    长梗子村的扶雄江家离得最远，他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可他的家庭却最困难。当村长、校长和记者一行到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唐联英一见面就哭了起来。2003年，国家的农网改造工程进行到村里，丈夫扶玉成跟着运输队去搬电线杆子，一天能有20多元钱，可没有想到，电线杆子倒了把他砸伤，住院花了４万多块钱，腰椎粉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打官司，要求赔钱。”唐联英说。事实上，早在2005年，她的官司已经在韶关市中院审结，法院判了两个开拖拉机的村民赔偿他们家9万多，其中一个就是邻居朱海松。可这些村民跟他家一样穷，根本赔不起。
    唐联英家一共有水田1.6亩，旱田2亩，还有4亩山林，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一年有１万多，纯收入有4000块。另外，2005年她家被列入低保，每月能从国家领取60块钱。背着7万多块债务，唐联英说，她快活不下去了，唯一的安慰是她的儿子读书还不错，“就是累死，我也要把儿子供出来，希望他将来也能读大学，当大官。”
    “村里一般人家的收入跟唐联英家差不多。”村长告诉记者，“只不过她家摊上了倒霉事，估计这辈子很难翻身了。”
    蟮黎坪村的包立清则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几年前，父亲在山里打野猪时被同伴走火的猎枪打死，母亲改嫁。扶路娣和包立清在同一个村子，她的爸爸妈妈常年在珠三角打工，一年只能见上一次。马坳子村的徐勋山家算是村里最好的，他的爷爷徐良勤是村里的老支书，妈妈在韶关打工，有个叔叔在广州当安装工，一个姑姑则在韶关有正式工作，这些亲戚经常会接济家里。
    村庄贫穷的原因，老支书徐良勤归结为“老祖宗不开眼，住的地方不行”。镇里曾经对遑洞做过规划，村民们都搬迁出去，把山全部封起来种柑橘，可是，培育了很长时间，也没搞成，九峰山冬天寒冷，总是下大雪，夏天又日照不足，什么果树都长不大。
    小学校里的40多个孩子像扶雄江那样被父母寄予厚望的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即使读了大学，恐怕连工作都找不到，还当什么大官啊。”对于唐联英的理想，村民们大都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大家都不会去点破她。

    师资难题
    遑洞小学的3个老师都是本村人，一个是校长朱贵双，一个是年纪最大的徐建云，已经50岁了，最年轻的包勤莲也年满40。教师年龄和知识结构的老化一直是当地基础教育的一大难题，遑洞还不是情况最差的。
    “我们这里的师资情况是，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市教育局副局长叶志坚说，整个乐昌已经近５年没有进过新教师了，有的乡镇教师的平均年龄接近50岁，一边是老化严重，一边是教师又严重超编，新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人愿意跑到山里去教书，就都安排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像遑洞这样的地方也就只能靠他们那些老教师撑着了。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民间社会早已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商人们的热心促生了遍地开花的希望小学，早已极大地改变了乡村基础教育的硬件设施，但是，乡村教育并不会因此而一改贫瘠。
    1998年，中国青基会决定从1999年起实行希望工程实施战略重点的转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2007年，教育部也正式施行新的师范生政策，规定六所部属师范院校享受国家助学政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原籍工作，希望通过这样的制度性激励来改变乡村教育愈发贫瘠的现实。
    记者最后一次到遑洞是学校的开学典礼。在黄翔的坚持下，这一次，没有再搞隆重得让人尴尬的欢迎仪式，那天，几乎所有参与援建的人员都去了遑洞，20多辆豪华小汽车，将小山村挤得满满当当，小学终于建成了，黄翔说，他还希望能对这所学校里的孩子产生更多的影响。
    然而，他所期望的“继续参与学校管理，请老师给孩子们上课”最终能否实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商人介入乡村公办教育管理，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援建团队为学校设计了一面校旗，孩子们每天都会把校旗和国旗一同升起，他们希望孩子们不仅仅知道有国家，有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群热心的中国公民在关心他们的成长。新修的小学校被设计师们装饰得像一件精巧的艺术品，橘红色的小楼在山泉绿树的环绕下，把整个小村都装点得光彩焕发。
    站在九峰山顶，望着大山深处的小学校，记者突然想起了陶行知著名的《中国教育改造》，他说：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才是乡村教育的生路，培养足够的校长和教师才是改造乡村、实现理想的关键，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这些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教育理论，从农村内部向外延伸的草根式改造观念，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终于没有产生持续的、深入的改造力。很多研究者认为，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们的乡村教育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更多的生长和发展于农村的外部，脱离中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向，乡村教育以及乡村生活很难发生真正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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