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的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们

企业关于“首席”的名册通常都相当短，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也许还有首席运营官。接着有了首席营销官和首席技术官。现在，公司中的第三梯队又一次扩充了——增加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以下简称CSO）。这些新的CSO不仅是简单的环境监督者，还要帮助公司从推动“变绿”中盈利。



“过去，管环境的副总裁通常花公司的钱，但是这个新的品种要帮助公司挣钱。”研究全球社会趋势变化的Pew中心的总裁Eileen Clauseen说。最终结果是，起初这个为“合规”而设置的工作发展成了为品牌增值的工作。



“首席”和“副总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这些头衔的叫法各不相同，这使得外人很难知道，究竟是谁在怎样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不管称呼怎么变，这些在近几年才涌现出的CSO们，正在发挥着不同寻常的权力。他们试图与经销商和消费者结盟，一起创造绿色产品，而且他们有权力终止交易。他们还拥有对产品研发和广告活动的投票权——通常是决定性的一票。



自从3月成为陶氏化学公司的首个CSO以来，David E. Kepler一直和陶氏的技术、生产以及财务人员讨论关于替代燃料和绿色产品的问题。“我们通常能达成一致，”Kepler说：“但如果为一个关键的环境问题发生争论的话，我会获胜。”杜邦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Linda J. Fisher“破坏”了杜邦一桩收购计划，因为被收购公司的业务不够“可持续性”——“我们正在将可持续性当作收购的一个标准。”当通用电气的两名商业主管为开发绿色产品资金紧张发愁时，通用电器的CEO伊梅尔特大笔一挥，直接拨给“绿色创想”业务的副总裁一笔研究款。他说：“我的大门对这种项目永远是敞开的。”



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现在，企业在每个季度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购买和制造绿色产品，监督自己的供应商和下游产业的所作所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旗下的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下称“中化建”）就是因为有效监督自己的下游生产商，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授予的“淘汰CFC/HALON贡献奖”。据统计，中化建已经协助了进行上百家ODS（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企业的淘汰活动，先后成为哈龙（HALON）和氟利昂（CFC）生产淘汰行业计划的国内执行机构——HALON和CFC中含有溴和氯，打破了臭氧的自然平衡，两种物质被广泛应用在制冷、消防等行业里，占中国ODS总量的一半以上。



尽管，许多CEO在敦促他们的智囊，“想想未来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里该卖什么”，但他们中不少人不会事无巨细地关注绿色转变，而是让一些公司主管来专司环境职责。“你需要很多爱斯基摩犬拉雪橇，但其中要有一只领头，”陶氏化学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Andrew N. Liveris说，“我不能在每个地方都出现，所以我授予Kepler我的权力。”正因为这样，在合并了IBM PC部门后的联想，负责该职责的高级副总裁弗兰奥沙立文在成为首席运营官后，找了一位高级总监Mike Pierce全职推进和环保、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大小事宜。



这些环境主管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欧文斯科宁建材（美国500强之一）从研发人员中选拔主管，而家得宝则从销售团队中找人。杜邦的CSO Fisher曾经为环境保护署工作，而汇丰集团可持续发展小组的主管则来自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



在通用电器，有两个人分摊绿色工作。Bolsinger女士负责绿色产品，公司环境项目的副总裁Stephen Ramsey则负责公司行为是否合规和外部沟通，两人都是公司高管。“Jeff会告诉员工去做什么，”Bolsinger女士说，“我告诉他们怎么做。”



其他公司则将工作合二为一。希尔顿酒店公司的品牌执行副总裁Ernest Wooden负责监督希尔顿减少其近3000个酒店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作。他还为从选择建筑材料到洗发香波等具体事务制定标准，所以采购代理公司和供应商都习惯于重视他的意见。“我们的CEO认为我是敲定事情的最有力的重锤。”Wooden说。这种“重锤”思维当然也推动了家得宝和欧文斯科宁。自从去年10月份成为家得宝环保创新的副总裁以来，Ron Jarvis一直努力地卖绿色产品、开绿色商店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教育消费者。他还负责购买和出售木制产品。因为熟悉业务，Jarvis 成功地赢得了销售人员的重视——“我来自他们的世界，了解什么做法有效或者无效。”



欧文斯科宁从2001年起，任命研发主管Frank O’Brien-Bernini担任CSO的职务。他现在用他称之为“可持续发展透镜”的标准来安排研发工作的优先级。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一种机器可以使隔离顶楼更容易。欧文斯科宁在调查发现通风的阁楼是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原因后开发了该产品。Bernini说：“我确信我们的主张有充分的科学根据。”



对于通用汽车副总裁Elizabeth A. Lowery（她负责环境、能源以及安全政策）来说，在消费这里为通用汽车的环境策略得分也是其工作点：在通用汽车推出它的电力车雪佛兰伏特之前，Lowery向记者、股东以及环境学家简述这种车如何工作。她察看CEO瓦格纳在11月份洛杉矶车展发表的绿色主题演讲，削弱了其中技术描述的部分，让整个演讲都更多地与绿色主题相结合。在2006年，通用汽车打着“绿色生活”口号推广乙醇汽油汽车之前，她在宣传里增加了事实，避免夸夸其谈虚无的主张——“通用汽车在营销它的绿色声誉，而不仅仅是汽车。”



杜邦的Fisher也要对公司的绿色名誉负责。这家大型化学公司生产了许多绿色产品，比如用农作物制成的塑料。而且Fisher还协助开发了一种记分卡，研究人员可以用它“评估他们的工作是否能生产出非常环保的产品。”但是她说她要确保杜邦不过分夸大产品的“绿色”特性：“我不想大张旗鼓宣传一些小的改善。”



许多市场人员实际上欢迎这种监督。汇丰美国分部的市场营销主管Kevin Martin，与汇丰的Sullivan现在在市场推广方面紧密合作。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该计划给选择电子支付的客户一个“绿色”工具箱，里面包括诸如节能灯泡之类的用品。“没有任何的不协调，”Martin先生说，“环境因素的介入是我们品牌的凭证。Francis是我们的良心。”



一些环境学者还在为CSO的崛起究竟预示着未来的美好还是灾难而争执。“我们不需要一个人来把企业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捏合在一起，”环保组织的企业合作负责人Gwen Ruta说。一个乌托邦世界也不需要道德官员。“但是他们的崛起至少意味着，公司最终意识到可持续能力与效率是能紧密结合的。”





  来源：《环球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