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做志愿者

3万 · 发表于 2008-1-7 15:10:47

　发布: 2008-1-07 11:44 | 作者: 网络转载 | 来源: 新民晚报
【主持人】

　　忻之湄

　　【嘉宾】

　　余志海

　　全职公益人士2004年，余志海用网名“安猪”，发起了“多背一公斤”的公益旅游活动。2006年，他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士。目前，“多背一公斤”在国内 10个主要城市拥有志愿者团队，参与人数超过2000人次，服务学校超过200所，覆盖了中国西南的主要旅游景点,是旅游行业的第一公益品牌。

　　汪海强

　　杨浦知识创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1998年参加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工作，主讲青铜馆、陶瓷馆，至今服务十年，服务时间超过600小时，服务人数近万人，2006年被上博授予“上博荣誉志愿者”称号。

　　陈汝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班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主持人语

　　国际上给真正的志愿精神作出定义是：一必须是自愿，二不为报酬，三是利他。北京大学志愿服务和福利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肖黎民把在中国的志愿者分成余者、爱者、普通人三类。所谓“余者”是那些时有余暇、行有余力、资有余财、智有余能的人，精神上的富有最容易让人产生服务、奉献的欲望和行为；所谓“爱者”则是特别具有爱心，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普通人”则是指那些匹夫。他认为更多的人在参加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人性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参与本次谈话的三位嘉宾都不出肖教授所罗列的范围，他们不再用传统的所谓“使命感”强化自己的行为，他们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成为志愿者的初衷或许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志愿者的经历的确让他们在“利他”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是付出亦是得到。

　　1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

　　主持人：据我所知，因为参加志愿者活动你得到了一些荣誉，能谈谈你当初参加志愿者活动时的想法吗？

　　陈汝静：那时候我刚进中学时，是班级的副班长，那天班长正好有事，我就代替他参加了学校的“爱心之旅”志愿者活动。我们学校的“爱心之旅”活动队在区里和市里都很有名，活动的内容是去新华医院的儿科病房陪伴孩子。一开始我是带着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的心态去的。医院里凝重、沉闷的氛围，还有那种消毒水的味道都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与那些孩子又不熟悉，彼此都挺拘束的。所以刚开始的几次参与，我都只是在“完成任务”。渐渐地我发现那些生病的孩子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怜，他们特别懂事特别坚强，只是他们普遍都非常的孤独。白天父母要上班，他们经常一个人寂寞地呆在病房里，或者只有一个老人陪伴。一直记得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叫卫玮，在医院的骨科病房，腰以下的部位全部被绑了石膏。那天活动结束，我要离开的时候，她一直不肯松开我的手，用她那双手由于打点滴而变得瘀青的小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衣服不放。无论我怎么允诺她“下次再来”，“给你带好玩的东西”，她就是不肯松手。她的父亲在一旁一再向我道歉。这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这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志愿者活动的意义所在，我感到我在被需要着，而不是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志愿者活动队规定的活动周期是一周一次，后来我会自觉地一周去三次，因为不去我会觉得若有所失。

　　主持人：除了陪孩子玩之外，你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陈汝静：其实，关爱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一个叫晓薇的女孩曾被医生断言将终身瘫痪，她在医院里住了两年多，靠每天不停地做康复运动居然站起来了，还迈出了第一步。该读初中的她已经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她特别担心学习跟不上。我组织了班上几名成绩较好的同学为她开起了病房学校，每周为她补习数学和英语，还从家里找了以前用的教科书给她用。晓薇离开医院的时候，我送了她一本《小王子》，希望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爱。我们现在还偶尔会通通信。

　　主持人：如今你不再是“爱心之旅”的成员了，还会坚持做志愿工作吗？做志愿者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汝静：我现在担任着班级青年志愿队的队长。以后我会去宁夏西吉支教。我认识的一些志愿者都是学校里的优秀生，争强好胜要求上进，一开始参加志愿者活动多少都带点名利心，但后来许多同伴都与我一样，对这项活动投入了真感情，甚至都忘了加入这个行列的初衷。志愿者活动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心，我心里经常因此感到很温暖，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许多善良的人。

　　2 我找到了实现儿时理想的平台

　　主持人：听说你在上海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已经十年了，当时怎么会“入行”的？

　　汪海强：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对历史、文物和收藏都很感兴趣。我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历史方面的学者。但理想毕竟是理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里。所以，我只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我的理想，那就是到上海博物馆做一个志愿者。1998年，我是通过笔试、面试和一系列培训才成为上博志愿者的一员。应该说，上博的志愿者工作与一般的志愿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他们对志愿者都有着相当的专业要求。我是专门负责讲解青铜馆的。这些年来我虽然是在——道古，但我的知识却在不断地更新。因为，考古学是一个在滚动发展的专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新文物的出土，经常会有这方面的新成果和新认识，这就需要我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不能照搬旧的观点，这让我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和世界的新鲜感。

　　主持人：这是一份无偿的“工作”，是什么动力能让你坚持这么久呢？

　　汪海强：当时与我一起加入上博志愿者队伍的有几十位，如今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大概也就三四位了。这项活动带给我的精神上的快乐是完全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的。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在讲解时，一位听者特别专心，还提出了许多非常专业的问题来考我，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事后我才知道，他是某省收藏协会的会长，对青铜器很有研究。后来他专门给博物馆写了感谢信，称赞我的讲解非常地道，史料详实，融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希望有机会再来听我讲解。馆长因此特别表扬了我，这些都让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一次，一个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层次很高的团队听了我的讲解之后，一定要送礼物给我，我谢绝了，但我真的很享受听众对我的认同。要知道，我是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人，不擅交际不擅言辞，十年来，我觉得自己待人接物的能力不知不觉地长进了。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同许多国外大公司有所接触，经过这些年博物馆工作的文化洗礼，我更能够以文化作为切入点与一些外国客商进行交流，经常会有令人惊喜的意外收获。如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旅游，我到了那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当我在博物馆里找到那些书里读到过的藏品原件时，真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主持人：为一件没有任何报酬的事情付出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家人会有意见吗？关于将来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汪海强：妻子也反对过，但我告诉她，我就这一点爱好，希望她支持，她也就慢慢谅解了。因为这份兴趣，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得到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我希望自己明年能再多讲几个馆，除了青铜之外，我还想讲讲书法和玉器，最近我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3 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一公斤……

　　主持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多背一公斤”的公益模式吗？

　　余志海：“多背一公斤”通过传递-交流-分享三个简单的步骤实现良性的公益循环。传递——出行时多背一公斤，把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交流——旅途中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开阔彼此的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分享——归来后通过1kg.cn网站分享学校信息和活动经验，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多背一公斤”的重点不是扶贫，它更注重精神和能力上的东西，我们期望通过平等的交流能为乡村孩子展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想，只要存在着城乡差距，这种交流都是乡村儿童需要的。

　　主持人：从一个IT行业的营销人员到成为一个全职的志愿者，如今又成为一个志愿者管理者，这之间的跨度不小，你是如何完成人生的这样一个过渡的呢？

　　余志海：我做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顺其自然。只是，如今作为一个志愿工作的管理者，必须站得更高，你可以不计较自己的付出，但必须要为你的成员的付出负责，让他们更方便快乐地参与，享受到更好的回报，设计更好的公益活动参与方式，更有效的系统，以及更多的激励。

　　主持人：对于“多背一公斤”的未来你有什么设想？

　　余志海：我已经把“多背一公斤”这五个中文字注册了，我希望它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公益活动，让1kg.or成为国内领先的公益平台。我希望这个“组织”发展成一个社会企业，用正当的商业赢利来开展，保证组织的健康发展。可能比较难，但我愿意尝试。

　　缘起

　　2004 年，余志海在安徽歙县一所小学邀当地的孩子们一起野炊。在村口小卖部，他让孩子们自己拿香肠（1块钱3根），然后他付了钱。没想到，其中几个大孩子很快把一元的硬币塞到了他手里。他们的质朴和尊严感令他动容。那天他感受到那里的孩子根本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悲惨地等待着救助。他们虽然很穷，但很快乐。同年，在河北涞源一所普通小学。余志海问孩子们：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孩子们的回答让他感到了震撼：“我长大了当农民”，“我长大了去深圳打工”……他陷入了沉思：不是孩子们不想当科学家，不想当航天员。只是因为农民和农民工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职业。他由此体会到，贫困地区的孩子需要的不是怜悯式的捐助，他们更需要的是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

　　在其后与几位朋友的交流和碰撞中，一个叫做“多背一公斤”的公益组织于2004年4月诞生了。为了扩大影响，联系更多的人加入，他们自己做了自己的网站www.1kg.cn。

　　【安猪语摘】

　　一个人只有在搞好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去关心他人。
　　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公益是爱和智慧的结合。相比于爱，这个社会更缺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