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需要政府出来主事

垃圾分类需要政府出来主事

冯永锋

现在做什么都喜欢谈全社会的责任。任何部门事情做不好，推卸责任的理由，就是“其他部门不支持，社会公众不关心”。
垃圾分类也是这个样子，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市政管理委员会或者环卫局，多年来一直把垃圾分类推行得不畅的过错，推到公众身上，推到城市居民或者非城市居民却不小心来到了城市的人身上。
他们总是在说：“市民的素质不够高”，这句话在更多的场合又分解为：新“住上楼”的农民素质，远远不如几十年前就住上了楼的市民的素质；农民工的素质，远不如本地居民的素质；老市民的素质，不如新市民的素质；中国人的素质，不如外国人的素质。
笔者这么几年一直在采访城市的垃圾流走向，前一阵还有幸参加了北京市政管委主持的一个垃圾分类示范单位考评活动。2007年以来，北京据说有2000家以上的小区或者单位参加到了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的创建中，而122家奥运签约饭店、几十家奥运竞赛场馆、各级党政办公楼宇更是被指定列入“优先创建”的名单范围。
有意思的是，北京这一批在2007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小区或者楼宇，都感觉到一个鲜明的特点，“垃圾分类，其实并不难，只要你想做。”
那么过去大家想像中的垃圾分类的困难到底在哪里？是企业不够积极，没有生产带有明确标识“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玻璃、塑料、纸张、其它垃圾”这些字眼的低级垃圾桶或者高级垃圾桶吗？非也；是居民素质真的不高吗？非也；是民间环保组织不积极吗？非也；是日本德国美国人比中国人环保意识高一大截吗？非也。
如果你了解北京的垃圾分类史，你就知道，北京的垃圾分类与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密切相关，1996年，廖晓义从美国回来，创办“地球村”时，立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垃圾分类。北京的1996年之后将近十年的北京垃圾分类史，几乎就是北京地球村的工作史。后来，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北京地球纵观环境教育中心等环保组织也陆续大力介入。可以说，对垃圾分类的宣传的教育，已经到了极限。居民早已跃跃欲试，有一些小区，就是在民间环保组织的感召下，开始了垃圾分类的艰难践行之路；有一些人，就此投身到了垃圾分类的事业中。
后来，也许是为了兑现奥运会的承诺，也许确实是无法再面对混杂的垃圾马上就要围庄的困境，北京市政管委开始陆续在大街、小区里布置上了一些带有明显标志的垃圾桶。现在在北京，在一些大城市，你要是想看到没有带字眼的垃圾桶，已经很难。同时，十多年来，北京陆续有一些小区，纷纷发表宣言，承诺要率先开展垃圾分类。
然而，许多小区发布的是假宣言，许多人做的是假分类，许多人热心加入，伤心而止。
北京的垃圾分类真正开始被强力推进，是在2007年的9月份左右，因为这个月，北京市发布了两份文件，一个是对厨余垃圾进行集中处理的文件，一份是要求党政机关办公场率先开展垃圾分类的文件。这两份文件之所以重要，一是它强制性地要求了一些单位必须参加，二是它打通了分类的后端处理链条。
过去，垃圾分类进行不下去，根本不是居民素质不高，我访问过的北京诸多小区中，城市居民个个都有垃圾分类的期望，也都很清楚垃圾分类的“技术”。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迅猛发展的民间废品回收产业潮流和体系，又培养了居民卖废品的习惯。因此，现在居民生产的垃圾中，多半都是混杂得不成样的一些回收价值极低的东西，比如塑料袋，比如被污损的纸张，比如“剩饭剩菜”——所谓的“厨余垃圾”、“有机物”，完全是知识分子和文件上文诌诌的说法，在居民眼里，就是“剩饭剩菜”。
“混杂”是城市垃圾最难处理的原因。而要把混杂的东西给分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前端着手，步步为营。城市居民个个动手，每一个链条都职责分明。垃圾分类任务推解到每个人头上，难度其实是不大的，就是一个习惯培养的问题。时间长了，大家都会乐意，问题在：居民分了之后，后端进行分类处理了吗？
北京的垃圾分类“技术政策”有过一次变动，过去是要求塑料要分出来，现在又不要求了，只讲“大类粗分”，因此，小区只要三个桶，一是有机物，二是厨余，三是其它垃圾。笔者个人认为塑料还是有必要单独再分出来的。但如果后端的分类处理体系做得好，能够真正的分类运输、分类处理，那么按照最新的政策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而北京的后端只有什么呢？只有垃圾填埋场。这个“垃圾填埋场”其实不仅是那么十几散布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像六里屯、高安屯、焦家坡那类的终端大型垃圾填埋场，那些处在中端，也就是散布于各个居民小区的800多个“密闭式垃圾楼”也可视为“垃圾填埋场”，因为他们对待垃圾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粗鲁。这些垃圾楼负责的片区，垃圾车倒进来的所有垃圾，都是混杂在一起运输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链条从垃圾楼继续往前跟踪，发现，从居民小区往这些垃圾楼运输的三轮垃圾车，其实就已经是垃圾填埋场，它们一直在做一个最让居民看不过眼的工作：把曾经分开的垃圾，又混杂在了一起。
垃圾分类按道理是越分越精细、越往后走分出来的原料越多的过程，而不是开始时粗分开，然后马上就又混杂在一起的过程。因此，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如果居民小区送垃圾的车不进行“分类运输”，如果从垃圾楼往填埋场的车辆不进行“分类运输”，如果不管是国转站还是终端处理场不进行分类处理，你试图在最后一道关施展“分类处理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依照这个现状，去讨论焚烧好还是堆肥好、填埋好，也没有意义。
真正理想的社区是“零排放社区”。最好的办法是垃圾不出门，垃圾不出楼，垃圾不出小区，垃圾不出城市。垃圾分类链条的各个环节，是对垃圾进行层层拦截、分解、利用的过程，是一步步减轻后端压力的过程，而不是日益加重垃圾混杂和后端处理负担的过程。因此，北京也好，上海也好，社会主义新城市也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好，垃圾分类需要的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尽心尽力地把所有的链条都锻造好，把民间力量激发，把政府力量激发，让垃圾分类从业人员在每一个环节都有事可做，有利可图，有物可分，让垃圾层层消减，直到“吃干榨尽”。
垃圾分类分类本来就是由易后难的过程，由“大类粗分”走向“精细管理”的过程，由政府发动走向公众参与的过程，由政策补贴走向产业赢利的过程，由垃圾减量走向少排放、零排放的过程。垃圾分类本来就是从1%到10%，再到30%，再到50%，再到80%的过程，垃圾分类本来就追求的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全部分开，只是追求“尽最大可能性分开和循环利用”，尽最大可能性地减少对自然的灾难。因为人是率性的，必然会做出许多混杂之事；因为人是蛮横的，时常以践踏自然界为荣耀。
北一味地把环保责任推给社会是没有廉耻的，是对自己无能和不作为最软弱无力的推脱。京的曲折、上海的探索都在证明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垃圾分类是居民的事，是物业服务公司的事，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事，更是政府管理者的事。因为在中国，只有政府这种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出来主事，出来主持公道，才可能建设出最完整的垃圾分类链条。此时，政府需要的未必是出钱，也未必是出“优惠政策”，更未必要去组建庞大的人事负担队伍，而是认清形势，找准关键部位，打通真正卡脖的瓶颈，在保证垃圾分类各个环节都畅通无碍的基础上，再寻找社会化的通路，建设好健康的垃圾回收产业，尝试“垃圾收费制度”等。这样，垃圾分类才有可能做好，环境保护、自然保护才有可能做好。（2008.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