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移民

自由经济移民

  西部真的是贫困之地吗？也许只是西部人对于发展和资源的概念与其他地方人不同罢了。这种不同给了其他地方过来的淘金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可能。不信，你看看那些到这里来谋生的人就知道，他们觉得这里满地是黄金。浙江人、四川人、甘肃人、河南人、东北人、湖南人、湖北人他们都往西部去，他们在西部，什么都做。对他们来说，这里资源丰富，人多地少，尤其是“人笨钱多”，赚大钱的机率比在家乡大得多，即使只卖些针头线脑。
  中国过去对户口的限制，导致城乡之间、这个省与那个省之间，人口很难进行自在的流动。除非两极分化的特殊理由：出公差或者甘当流浪汉，人们很难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一睹奇异，更不要说在其他地方挣钱安家了。
  然而中国人身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就是“流落异乡”才能大展宏图。本乡本土好像有奇怪的束缚力，熟悉的环境会对人产生监督和压迫，让人内敛，极不情愿但毫无办法地压抑。而到了他乡异处，他身上的软绳索似乎就一夜间断了，他才能的花朵会开始绽放，他有了放纵的可能。
  这个特性与另外一个特性是相关的，那就是中国人不能有资源在手，大量有资源在手，他就只会想着靠资源为生。资源即使再便宜，但量很大，一倒手，就能卖个成千上万，躺在父母身上赖吃赖喝；或者焊个稳定工作，保证一辈子吃喝不愁。慢慢地慢慢地，他和他的一家子，他的亲戚们，都会染上资源过度症，而成为一个个废物，成为一具具散发着恶臭的行尸走肉。而如果他一旦缺乏资源，他就会使出浑身解数，逼迫压榨身体内部的忍耐力、智力，频繁地进行“自我增值”，结果是，他的拼命劳累，给自己挣得了一点点尊严，也填充了家庭、亲友、老乡、同学、陌生人那张网络里可能永远也填不满的欲壑。
  中国过去的流动方式是体制化的，比如参军，比如上大学，比如工作提拔，这样的流动体面而光荣，受到追捧和鼓励。参军后许多人就在当地转业了，尤其在西部，甚至在西部出现了不少“团结村”“团结户”；上大学后许多热血青年“支援边疆”，虽然多半是因为时代气氛的诱惑，但确实从从此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至于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点荒唐，都是对人命运的强制性改变。
  现在是“自由经济时代”，这个时代让许多过去无权流动或者只能通过让自己掉入体制外（比如流浪、乞讨）这样的方式流动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由流动，从乡村到城市虽然在成为主流，但从东部到西部，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潮流。但这个潮流，确实不是政府的故意安排，更不是为了稀释某个地方的“少数民族”，也许反倒可以说是“民主的另一种象征”。
  但在转型时代，这样的流动显然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在中国西部，那些“神山圣湖”文化笼罩的地区，外来人口与当地的社区那种半贴合关系。比如香格里拉县的几百辆出租车中，有一半是四川人驾驶，一半的一半由湖南人驾驶；而他们却没有“出租车证”，他们的证件必须从当地人那租用，等于要交双重费用，接受双重剥削。拉萨有这个现象，北京有这个现象，广东上海也有这个现象。但北京的现象与拉萨的现象，原因却很不相同。
  到西部的自由经济移民，挣着当地的钱，消耗着当地的资源，同时也把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贡献给了当地。很多人已经在当地住了几十年了，他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捎到了当地，而这些人又进一步把自己的亲友往当地捎带，但这些人仍旧生活于当地文化圈之外，他们在清查户口时不会被登记在册，在进行经济普查时他们经营的小门面倒会被计算在内；这些人享受着当地的宽敞，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仍旧可能很逼仄。他们占据了各个城镇的街道边的门脸房，但他们仍旧是当地的边缘人物。他们的挣着当地的钱，却可能把子女送回家乡就读，忍受家庭离散之苦；他们可能与当地的人通婚，但却对当地的文化保持着鲜明的距离。
  有必要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他们到底会成为当地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破坏力量，还是也有可能被团结到当地的社区整体中，为当地的生态复苏和文化延续，贡献其独特的力量？（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