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在变化 中国在行动

发布: 2008-4-30 09:47 | 作者: 易蓉蓉 张巧玲等 | 来源: 中国科学院 | 查看: 0次
　　编者按：4月24日、25日，“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在北京饭店举行。北京饭店雕梁画栋、竹编屏风、八角花托……处处充满中国符号。几乎所有会议印刷品都使用再生纸，人手一本科技部主编的《全民节能减排使用手册》，提供的不是塑料袋或纸袋而是环保布袋，让人联想起去年流行的“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塑料袋)帆布袋，会议代表出行乘坐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纯电动旅游客车、电动客车和燃料电池城市电车……在气候变化这个国际热点议题上，中国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望实现“碳平衡”
　　记者 易蓉蓉 张巧玲

　　2008年北京北京奥运会将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又将实施多少环保措施以确保抵消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否能够实现“碳平衡”？这些问题及其答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今天愈加凸显其重要性和广泛关注性。
　　4 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徐华清在“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报告了“碳平衡和绿色奥运”项目的进展情况。该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承担。
　　疑问之一：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产生多少温室气体？
　　“奥运场馆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运动员、官员和普通观众等人员的活动，以及奥组委活动和火炬传递等过程，都会带来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初步估算结果，北京奥运会将带来大约11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徐华清说。
　　其中，普通观众的活动排放98万吨，约占83%；场馆建设和使用排放10万吨，运动员和官员交通等排放2万吨，火炬传递排放8万吨。
　　“场馆、运动员和火炬传递等产生的排放量约20万吨，相当于消耗了9万吨标煤，或者说北京全市半天的能源。”
　　疑问之二：
　　环保措施将抵消多少温室气体？
　　同时出席论坛的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介绍了“科技奥运”行动中清洁能源交通、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照明等环境友好技术。为实现“绿色奥运”理念，科技部已经启动了“支撑绿色奥运科技专项行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大量采用我国自主创新的环保新能源汽车技术。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将开行由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等各类新型电动汽车组成的绿色车队，实现零排放；在周边区使用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实现低排放。
　　北京奥运还广泛应用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实现奥运工程节能减排。目前已在国家体育馆、五棵松篮球馆、奥运村等7个场馆建成大功率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为奥运场馆及周边80%~90%的路灯或草坪灯提供绿色电力；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建成了56个风力发电厂，实现奥运场馆空调系统绿色能源利用比例达26%的目标。
　　另外，通过集成应用经济适用的节水技术，提高奥运场馆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场馆多年平均雨水综合利用率预计将超过80%。所有场馆都采用了中水回用系统，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率达100%。
　　此外，北京已经和正在采取一些额外的政策措施，如建设大面积的奥运森林公园、部分工厂关闭治理，以及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
　　“通过‘绿色奥运’行动和各种额外的政策措施，有望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些增加的温室气体，实现碳减排。”徐华清说。
　　“据估算，‘绿色奥运’行动中，清洁能源交通工具的使用预计将减少排放2万吨，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产品将减少排放约1000吨。而其他额外的政策措施中，如果实行两个月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将减少排放85万吨；企业关闭治理将减少排放14.6万吨；城市园林绿化将减少排放6.5万吨。一共减排106万吨左右，比较接近北京奥运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徐华清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有望实现碳排放的“基本平衡”。
　　同时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钢也表示，希望北京奥运会在碳减排方面同样取得出色成绩。据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行一系列刊物：其中一份针对的就是主办方在“碳平衡”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赛事结束之后，拿出一份全面的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
　　疑问之三：
　　项目是否带有“非科学因素”？
　　“鉴于北京奥运会尚未正式举行，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目前我们项目取得的仅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很多数据都需要复核，最终研究结论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在报告过程中，徐华清一再表示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他和同事都拒绝了蜂拥而至的记者的采访要求，也拒绝和记者分享报告的幻灯演示文稿。
　　《科学时报》记者就“项目是否带有‘非科学因素’”这个问题采访了徐华清，他强调说研究坚持了4个主要的基本原则：准确性原则，力求科学；完整性原则，力求相对系统；保守性原则，力求以最保守的估算，体现整个活动的排放；一致性原则，作清单估算、效果分析时，所采用的活动数据会尽量保持一致。
　　徐华清表示，希望通过评估使公众对奥运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有更清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推动奥运会期间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
　　除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否能够实现“碳平衡”这个议题之外，更重要的议题是北京这个城市和整个中国能否“尽快”实现“碳平衡”？

　　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
　　记者 张巧玲

　　采取积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气候变化重大技术的转移不应照搬市场经济的规则，全世界应该建立一个和谐的环境促进气候变化重大技术的有效转移和推广。
　　在4月25日举行的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的重大技术与国际科技合作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在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和评估、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技术创新、技术转让的障碍和可能的技术转让机制以及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国际科技合作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以上的呼吁。
　　技术突破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技术需求主要集中在几大部门，如电力、交通、建筑、石油化工等，这些部门都属于高能耗部门，其能源消耗约占全部能源消耗的50%，占工业能源消耗的70%。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主任姚强介绍，全球能源需求将在2030年时增长53%，预计全球石油日需求量目前是8400万桶，到2030年将达到1.16亿桶，今后25年，世界各国将需要在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及相关领域投入20万亿美元。能源需求的提升对高效的能源转化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技术包括高效发电技术、污染控制技术、低碳技术(主要是可再生能源与二氧化碳控制技术)。
　　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教授、诺贝尔奖得主Cario Rubbia也对新能源生产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主题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核能和太阳能利用的相关情况。“目前我们对太阳能的使用率还不到百分之一。”而无论是太阳能热发电还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如果未来太阳能技术能有所突破，成本能有所下降，太阳能应该是未来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的主要途径。
　　姚强向记者介绍，目前全世界都致力于无碳能源(主要是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而这些技术的突破必须依靠全世界的共同努力。
　　发展中国家应两条腿走路
　　“发展中国家因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需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因此技术改革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邹骥说。以中国为例，中国面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被落后技术锁定的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技术转让需求尤其迫切。
　　姚强则详细列举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过的大型发电技术之路：从亚临界到超临界再到燃气轮机，最后到核电。其中有完全依靠技术引进的案例，如亚临界发电机组和烟气脱硫技术的引进；有市场换技术的案例，如燃气轮机和核电的发展；也有合作研发的案例，如2003年中国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 2006年中国正式加入未来发电计划、2007年中国参与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也有技术转让失败的案例，如气化炉技术等。
　　姚强总结道，中国需要高效、清洁的能源技术，这种需求必须向全世界开放，但是引进要与自主研发结合，通过市场换技术，必须掌握核心。“不仅仅是中国，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发展中国家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技术引进，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自主研发的战略。”邹骥同样指出。不过，他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人才储备上，均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依然十分重要。
　　邹骥说，技术转让的国际合作问题，涉及经验、人力资源、机制、资金等一系列问题，也包括出口限制的问题。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因此在气候变化的重大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应该具有政治意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种转让不是施舍，也不是援助。
　　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
　　知识产权是与技术转让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在论坛上，不少专家同样提到了气候变化重大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气候变化重大技术转让问题上，知识产权不是核心问题，换个角度说，百分之百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邹骥认为，知识产权不应该成为不进行重大技术转让的借口。
　　“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环境技术成本，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不应该简单地用市场的方式进行，不能简单地遵循商业贸易的模式。”姚强说，一般情况下，技术研发的费用都是由受让方来承担，在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问题中，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让方。但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时期首先排放了过多的污染物，因此发达国家应降低技术转移的费用，特别是发达国家或转让方的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平台，推动技术的转让和推广。
　　姚强说，气候变化无国界，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应该是无国界的，“知识产权实际上保护的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从更深层次上讲，知识产权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尤其对政府而言，政府应该打破技术转让的障碍，创造一种促进技术转让的积极机制，使技术转让更加畅通。

　　                                                                    技术与资金：气候变化的谈判焦点
　　                                                                                记者 王静
　　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国际论坛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沙祖康介绍，在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上，缔约方发起了以2009年为终点的谈判进程。4月初，在曼谷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通过了详尽的工作方案，从而进入了紧张而重要的谈判过程。
　　所谓“紧张而重要的谈判过程”，即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中就具体问题开展的谈判，其核心问题是技术转让和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此后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然而，15年后的今天，《公约》缔约方一直停留在“讨论”中，迄今未有实质性进展。在《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技术转让，各国专门设计了 “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转让给发达国家，帮助其履行减排义务。但这一双赢理想，在实际操作中只是简单的资金流动，发达国家并没有同步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在讨论中，中国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的黄问航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需求资金严重不足。
　　她介绍，根据巴厘岛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之车主要依靠4个轮子转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根据预测，2030年国际上共需要2000亿～21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需要900亿～1000亿美元，才能达到全球减排的68%。其中，能源部门每年大约需要165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需求目前只有一半得到了资助。另外，发展中国家每年还需要几十亿美元来满足向低碳经济转变所需要的不断增长费用。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银行的碳融资业务设立于1999年，建立了1.8亿美元的原型碳基金(PCF)。此后不久，其他基金纷纷成立，如向小型贫困国家和社区提供碳融资的社区发展碳基金(CDCF)、为森林和土地使用项目提供碳融资的生物碳基金(BioCF)，意大利碳基金、西班牙碳基金、丹麦碳基金、伞形碳基金以及欧洲碳基金等。目前，世界银行共有总价值20多亿美元的10个碳基金和融资机制，十几个国家和政府的65家公司成为这些基金的初创者。但这些基金对于总需求量而言，相差甚远。
　　世界银行称，根据《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至2012年，35个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及其他5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基于这一压力，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减排额度。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之所以表现突出，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规模和结构。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碳减排机会就越多，而目前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量仅10%左右。
　　黄问航认为，应建立机制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
　　以实际行动承担“共同责任”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发言中指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由于缺乏实现现有技术传播和转让的有效机制，发展中国家因缺少先进的、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如不能妥善解决技术转让的问题，这一高排放特征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同时，由于缺乏先进有效的适应技术，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万钢表示，去年年底形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将技术转让与减缓、适应和资金问题一起被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素，强调了技术转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技术转让问题重要性的共识。国际社会应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克服各种障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企业参与的技术转让机制，促使气候友好的技术以优惠和减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人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获得买得起、用得上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也愿意通过开展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气候友好技术。
　　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提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讨论减排不能没有中国，且要求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但在《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政府并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实际的行动为将来承担“共同责任”作了积极的准备。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但绝不能超出能力过多、过早承担减排责任，这不现实、不客观。要求中国一样减排，则混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发达国家的倾向。人们已经看到，中国顾全大局，也作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
　　气候变化已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人类共同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却正在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博弈。

　　节能减排，中国应告诉世界
　　记者 陈欢欢

　　在近日举行的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上，第二分论坛重点探讨了节能减排的技术、成本及政策。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再次成为国内外专家关注的重点。有人“剑指”中国：应承担更多责任、付出更多努力；也有人表示，中国是做得多、说得少，应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瑞典一位科学家为中国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将得到的收益列了一张清单，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承担起全球节能减排的重任；一位来自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对北京诸多“奢侈性消费”对节能减排的影响提出疑问。
　　对于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说了句公道话，不应该总盯着中国要做什么，而要看中国正在做什么。
　　实际上，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降低了将近47%，相当于少排放18亿吨二氧化碳；中国加强了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20余年来相当于吸收了51亿吨二氧化碳；2007年6月，中国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年9月，发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左右。
　　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曾表示，在谈到排放问题时，不能只讲总量、不讲人均，只讲当前、不看历史，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如果这么做的话，对谁都是不公平、不科学的。
　　据悉，中国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仅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1/7。
　　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表示，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虽然比较高，但是下降速度很快。同时，由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2/3以上，而世界平均水平仅在20%左右，因此未来我国降低单位GDP能耗的潜力很大。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0%，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近日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听了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我很受感动。”他认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方向正确。在参加本次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时，帕乔里也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必须履行承诺，承担应有的责任。
　　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也成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专家的共同呼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表示，光提目标不行动没有意义，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为自己，也为全世界。他希望能有更多类似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助来协助发展中国家推进节能减排。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明日香寿川认为，世界还远远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总被指责？”明日香寿川询问中国同行，对方告诉他：“外国人做得少、说得多；中国人做得多、说得少。”
　　在论坛上，很多国外的科学家们对节能减排的各种技术作了全面评价和分析，但其所属国政府并没有采用实质性的措施。面对一位听众的质疑，美国国务院特别代表、高级气候谈判代表Watson表示：“我们只提出可行性的目标，这个计划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中国人太实在、太认真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表示。明日香寿川也为中国呼吁：“现在应该多说、多宣传、树立形象。”
　　第二分论坛联合主席、IPCC第三工作组联合主席Bert Metz在总结报告时也表示，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并不是件易事，有很多不可估计的因素干扰，但是中国确实作出了很多努力，制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政策，现在应该更多地告诉世界，中国做了什么。

　　大尺度区域性气候预测仍是难题
　　潘希

　　未来10年，我们能否作出有用的区域性气候预报？
　　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今年1月初以来，我国南方的大雪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使区域性预报更为准确，成为“气候变化的重大科学问题”分论坛上众多国内外专家关注的话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认为，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科学争论大大推动了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其结果是明显改变了人类对气候变化本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多种复杂的气候模式，以此预测了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未来百年气候变化的趋势。这些新的科学成果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对天气和气候，首先要认识，然后才是预报。以今年年初南方雨雪预报为例，现有的技术和认识水平只能提前10～15天预报雨雪过程，而利用适当的模式产品可以提前16～21天预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钱维宏说。
　　随着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方法的发展，数值模拟已成为定量研究气候及其变化的主要手段。建立数学模式的目的是尽量真实地概括各类反馈过程，以便更准确地模拟气候。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在采用模式产品进行气候的预测和预报。
　　模式产品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计算机程序，也叫做地球模拟系统。它将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生物圈等耦合起来，用数字描述一系列的气候变化过程。对自然界的气候状况及其演变进行模拟，这其中还要综合多个学科的知识，比如生物学、化学等。此外，地球系统还必须包括各圈层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受自然界中许多复杂作用过程控制，如果对大气问题不进行高性能数值计算，是难以得到正确认识的，更无法真正解决一些与气候变迁、环境污染等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斌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目前对气候的模拟主要有两种。实验室模拟，是在实验室中一定的控制条件下进行模拟。因气候系统非常复杂，不可能在实验室中完满地再现，故有很大局限性。数值模拟，是根据控制气候及其变化的基本物理定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式，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进行数值计算，求得气候要素的分布和可能变化。”王斌介绍说。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数学模式不断出现，如直接积分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的大气环流模式，模拟大气热状况的能量平衡模式，把大气运动当做随机过程处理的随机模式，随机和动力相结合的模式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气候模拟研究已初见成效。如在大气和海洋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与季节变化的模式计算、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估计、极冰的反馈作用等方面都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
　　但是这些模式的许多物理考虑及参数化方案还不成熟，王斌认为这直接影响着模拟结果的可信度，因此“模式有待改进，计算方法和保持计算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一些困难须加克服”。
　　以东亚地区区域气候模拟为例，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说：“大部分区域气候模式都不同程度地模拟出了东亚季风区持续性洪涝现象的大尺度环流特征和演变过程，再现了东亚各主要气候区降水的年际、季节和季节内变化及主要雨带的季节进退和降水的时空演变特征。”
　　“但是，大部分模式没能很好地模拟出大尺度特征的强度和量值，模拟的温度和降水存在系统性偏差。原因分析表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区域气候模式的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及动力框架可以改善模拟效果。”吴国雄说。
　　我国在哪类气候预测上还能再进一步？钱维宏认为：“在短期气候上，提前1～12个月的海温变化是可预报的，未来还有潜力；而降水和温度是不可预报的。对于长期气候、年际气候不可预报，年代际气候型的变化是可预报的，我国在年代际气候型变化研究已经起步。”
　　“我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模式系统的分辨率不够，也就是计算机的性能不够，不足以支持这么庞大的系统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国家建立大型计划来实施。”王斌对记者说。

戴小建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气候问题一定会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