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激辩岷江水电开发

21日凌晨1点多，民间环保人士、独立地质工作者杨勇回到了成都。
　　从14日驾车进入汶川地震震区算起，他和4名助手在岷江河谷来回穿梭盘桓了整整7天，考察当地水电站震后损毁情况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地质灾害。
　　“地震对电站的破坏是巨大的。”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岷江河谷震后的地质环境极其恶劣，地质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说明，在地震活动带密集开发水电，存在极大风险，应当反思。”
　　在杨勇结束震区地质考察，深感“值得思考的问题太多太多”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地震活动带上，水电开发比起其它开发项目来，风险要小得多。
　　“截至目前，灾区没有一座水库溃坝，此前一度告急的紫坪铺大坝也恢复发电了。”密切关注震区水坝安全的张博庭说，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水坝是因为地震垮塌的，和学校、医院、桥梁等建筑物以及被摧毁的城市相比，水坝的抗震性能和安全系数都高得多，地震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小的。
　　两种观点、两派人士，在汶川地震后迅速形成对垒的双方。他们激辩的焦点是：岷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是否有序？有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大渡河、雅垄江等地的水电开发在汶川地震后是否应该继续推进？
　　水库安全？
　　作为一名热心环保人士，杨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西部河流和地质灾害研究，密切关注水电建设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地震发生时，杨正在川西巴塘地区考察。在确认地震震中位置以后，他即赶赴雅安，溯宝兴河而上，翻越夹金山、邛崃山，到达马尔康。从马尔康出发，他顺岷江支流杂谷脑河而下，经理县进入汶川，再沿岷江北上茂县，沿途考察岷江干流及其支流的水库安全、地质变化和各类次生地质灾害。
　　“一路上看到不少已经建成或在建的电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他说。
　　不容置疑，这次地震确实给灾区水库、水电站、堤坝、涵闸等水利工程造成了严重震损。5月17日，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为确保震损水利工程安全度汛，有效防范次生灾害，水利部已派出25个工作组帮助地方开展震损水库险情排查和应急除险工作。
　　大体沿着和杨勇相同的线路，水利部派出的第三专家组也在同一时间查看了阿坝州理县、汶川和茂县一带水库、水电站的震毁情况，并负责堰塞湖的抢险工作。
　　专家组由水利部水电局副局长邢援越带队，他们16日飞抵成都，17日赶往马尔康，然后兵分三路，分赴理县、汶川、茂县查看险情。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汶川水库没有太大问题，堰塞湖的情况也还比较乐观。” 邢援越说:“大坝安全了，我们也就安心了。”
　　由水利部水电局局长田中兴带领的另一路专家小组，也实地察看了杂古脑河7座水电站，基本都在开闸泄水。
　　与此同时，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史玉波乘坐直升飞机查看了岷江上游紫坪铺、太平驿、鱼子溪、铜钟、耿达、姜射坝等八个电站大坝。“个别大坝有些毁损，但从飞机上看并无大碍。”他说，这些电站水库大坝虽受地震影响，但安全让人放心，不会有问题。
　　这些消息让密切关注震区水坝安全的张博庭松了一口气。“岷江上游那么多水库，没有一个出事。”他说，民间反坝人士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这次大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树坤教授远没有如此乐观。他说，震区360多座水坝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地震使大部分水库成为病险水库，汛期在即，如果处理不好，随时都会出问题并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岷江上游大规模、高密度的水电开发是否合理，现在还很难评价，最后需要由专家来鉴定。”刘说，从目前这么多水库出问题来看，地震活跃带上的水电开发，有必要进行认真反思。
　　“受地震影响，岷江河谷很多地段山体滑坡形成危险山体，加上余震不断，随时有可能产生二次灾害，对今后水电站的正常运行和沿江城市、村镇的重建都有长期影响。”杨勇说，这次地震已经暴露出，岷江水电开发的风险很大。
　　杨对大渡河、雅砻江等地正在推进中的水电开发表示担心。他说，它们的地质环境与岷江相似，岷江的教训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反思，对水电开发规划和布局做出调整。
　　无序开发？
　　事实上，这些民间环保人士并不反对拥有丰富水电资源的大西南，通过水电开发带动地方经济，但是主张水电开发“一定要有序，有度，有利于流域可持续发展”。
　　此前，刘树坤对西南地区水电开发做过实地考察。当地水电开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让他深感忧虑：水能开发没有考虑河流的生态需要；民间资金大量拥入，管理失控，开发处于无序状态；开发方式不当，大量引水式电站导致下游河段脱水，生态被严重破坏；水电开发利益分配不平衡，地方所得太少，不足以弥补生态环境方面的损失。
　　他说，三峡电站建成以后，中国的筑坝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丰厚的水电效益也让投资者尝到了甜头，再加上国际油价走势和国内缺电形势，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轮水电开发热。
　　“这次地震是一个警示。”他说，现在是给开发热降降温的时候了。
　　“中国的小水电开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张博庭承认岷江上游的小水电有些乱，但这并不是主流，从全国情况来看，国家对水电开发有严格的控制，有序、有度、可持续都是基本的前提。
　　岷江是长江支流中水量最大的河流，年径流900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4888万千瓦，其中大渡河3557万千瓦，青衣江424万千瓦。按照国家规划，干流上游河段开发除发电外，主要解决川西平原的灌溉和防洪。
　　但在开发过程中，利益主体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地质环境、自然文化遗产和移民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水能发电的经济效益。四川地质学家范晓此前曾撰文，提醒人们关注由此可能留下的长期隐患与重大风险。
　　从他掌握的材料来看，岷江干流都江堰以上的上游河段规划了10个梯级电站：观音岩（拟建）、天龙湖（18万千瓦，2004年竣工）、金龙潭（18万千瓦，2006年竣工）、吉鱼（10.2万千瓦，2005年竣工）、铜钟（5.7万千瓦，2001年竣工）、姜射坝（12.8万千瓦，2006年竣工）、福堂（36万千瓦，2004年竣工）、太平驿（26万千瓦，1995年竣工）、映秀湾（13.5万千瓦，1972年竣工）、紫坪铺（76万千瓦，2006竣工）。
　　事实上，和其它河流相比，岷江上游的水电开发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差不多有80%，而全国平均水平才20%左右。
　　岷江水电开发之所以失控，很大程度上与目前的分级管理体制有关。在国家规划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13个水电基地中，并不包括岷江上游地区，因此岷江水电开发规划由地方制定。“从发电的角度看，国家就没怎么考虑岷江，因为它的总量不够。”张博庭说，在这些梯级电站中，紫坪铺的规模最大，但这并不是为了发电，而是根据水资源的调度需要而建，目的是确保成都平原供水。
　　从项目的审批、建设和管理来看，25万千瓦以下的中小型水电站大多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各地从经济效益出发，开发失控自然难免。
　　开发不够？
　　管理体制上的另一个问题是水电分家，目前水电规划由电力部门编制，水利部门只是提供意见。“水电开发专项规划要服从流域综合规划。”刘树坤担心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去年开始编制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但是明显滞后于该流域的水电开发，根本起不到制约和指导作用。
　　长江流域的综合规划此前有四个版本，分别是1958年、1972年、1988年和1993年版，现在仍在起作用的是1993年版。“水电分家以后，部门协调和衔接上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要说流域规划对水电开发没有制约力是不对的。”张博庭说，和88版相比，93版有很大调整，突出了环境保护，而且发电在流域开发利用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从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四位，居于前列的分别是水资源利用、防洪和灌溉。
　　“专项开发规划要服从流域综合规划，是水电分家以后，水利部门在2003年修改新水法时提出来的。”张博庭说，有些人在利用这些矛盾挑起部门纷争，是别有用心。
　　张认为水利部和发改委分管水利、水电的管理体制，在操作过程中造成了一些别扭。他以雅鲁藏布江的开发为例说，有钱的一方没权，而有权的一方又没有钱，两边谁也动不了。
　　对于这些实际问题，张主张在加强部际协调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理想状态是大的水电项目统一归水利部管，”他说，一方面大水电是国家解决水资源的关键工程，需要水利部统一调度；另一方面由水利部统管以后，在编制流域综合规划时会更多地照顾水电开发，有利于项目的推进落实。
　　“水资源的调度，包括梯级电站的调度，最后一定要交给水利部。”张认为，环保人士所强调的河流因发电而脱水的情况，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是水坝本身的错，而是水坝建起来以后如何管理调度的问题。
　　他说，如果管理部门事先规定河流必须保持一定的生态流量，开发商自己就会考虑投资水电值不值的问题。而这，正是岷江水电开发急需补课的地方。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管，而是开发程度还不够高，管不起来。”张博庭以黄河为例说，黄河流域各大水库的蓄水量是年径流量的两倍，完全有条件实行统一的调度管理，事实上自从水利部统一管理以后，黄河就再也没断流过。
　　相比之下，长江的水库蓄水量只有径流量的20%左右，“来了洪水不敢存，缺水时干着急”。张认为，这不单是制度的问题，首先是硬件不足，对河流开发不够，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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