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震写就“中国志愿者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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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一块写有“感谢志愿者”的木牌被竖在路中央的隔离带上。绵竹地震灾区部分受灾群众自发在路边竖起“感谢牌”，表达对各界援救的感激。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就在你我身边，也许是百货商场的售货员，也许是学校里的清洁工，还可能是化工厂的技术工人；地震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头一次向单位请假，目的是为了奔赴灾区，去救助素不相识的灾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医疗、心理救助、救援等专业技能，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收货发货，就是给灾民们盛饭，做着最琐碎的事。尽管灾区生活艰苦、余震不断，但志愿者却仍然以数十万的规模活跃在这里，令世界为之震动瞩目。
  有人说，今年是中国的“志愿者元年”；有人说，这是志愿者首次集中亮相；还有人说，这是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正因如此，人们也得以对民间公益力量以及其所能产生的巨大功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读。众多赞誉之下，他们仍然忙碌在灾区一线，演绎一个又一个无私、有情的故事……看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全力支援灾区的写照。
  或许，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这次大规模的救灾，既是志愿者的集体亮相，更是一次对这个群体的检阅和考验。

  57岁的四川绵阳志愿者胡开华，逃过了5月12日的大地震，14日却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灾民安置点，16日离开了人世，成为此次地震中第一个倒在志愿者岗位上的人。“我在九洲体育馆，忙得很，这边灾民太多，听不清楚，不和你说了。”这是胡开华留给家人最后的一句话。
  当胡开华在九洲体育馆忙碌时，内蒙古的汪大珍单枪匹马，从鄂尔多斯转了几趟车赶到了绵阳。汪大珍原籍绵阳，这次，她特地请了10天假。汪大珍回绵阳的理由很充足，她的女儿在绵阳上学。当得知女儿和父母安然无恙，汪大珍选择了留在绵阳，当一名志愿者。
  几十万志愿者奔赴四川
  “地震发生后，我天天看电视，看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决定一定要到灾区做些什么。”没有组织、没有同伴、没有专业救护技能，汪大珍跑到了绵阳市民政局，后来又找到了志愿者协会，最后被安排收发物资。5月30日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没有回家看望过父母。
  “我第一次做志愿者。”十几天来，汪大珍每天7时多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不管什么余震不余震，回去就想睡觉。”
  汪大珍并不孤单，她的同伴们来自全国各地，广州、北京、上海、江苏的都有。
  事实上，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网络上就涌出了多个志愿者群，随着灾情的加重，志愿者群的数量越来越多。广州网友“花揪树”在地震的第二天就加入了两个志愿者群，报名去参加志愿者。她说：“一开始要医护人员，但没过多久，就通知说报名的人太多，暂停组织去灾区了。”
  有媒体报道称，截至5月底，大约有20万志愿者、数百支志愿者队伍在灾区援助。
  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则估计，志愿者的规模多达上百万，他们年龄不一，组成不一。在成都通往各个灾区的路上，挂着横幅、打着旗帜、运送物资的志愿者车队随处可见，甚至在狭窄的山道上造成交通堵塞。
　　就地组队投入工作
  直属于当地团委的志愿者协会，成为了外来志愿者的停靠站和临时组织点。正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在抗灾之时，拼成了一张临时的志愿者网络。但庞大的志愿者群体，给当地基层志愿者协会的组织工作带来了挑战。
  涂文兴是绵阳一家化工厂的普通职工，也是绵阳市志愿者协会的积极分子。据他介绍，这次抗震救灾，绵阳志愿者协会前后共接待了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十五六岁。
  前几天，涂文兴几乎是24小时连续工作。白天，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搬运物资。晚上，则要在救援指挥部前面的广场上值班，这里是协会的接待点，即使到了深夜，也会有志愿者从外地赶来。涂文兴要安排他们的吃饭、住宿。“在这里没有领导，没有职务，一切自愿。”涂文兴说。
  “是团队的，我们就直接派任务，单个儿的就组队。男生就去搬运物资，女生就清点物资。”时间紧迫，涂文兴分配任务的标准也很简单，“来了就登记，没有好大要求。”而之所以要登记，涂文兴解释，主要作用是为了将来写感谢信，“灾区人民会记住他们的”。
  合理配置资源成难题
  与一些参与医疗、心理救援的志愿者不同，不少志愿者并不一定具备专业的技能。有些志愿者赶到四川后，发现并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只好选择离开。
  此外，有部分志愿者没有准备足够的干粮和饮用水，导致给当地部分灾民带来负担。
  就算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同样也需要专业的态度。“没被地震震死的，烦也被烦死了。”一位高二男生这样抱怨。地震灾难后，他已经收到了各种心理援助团队的5份调查问卷，问卷上甚至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父亲（母亲）是否吸烟？”“你的父亲（母亲）是否酗酒？”
  华南师范大学的心理分析教授申荷永是一名心理志愿者，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非常不可理喻。“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去世了，这种问题无疑会刺激到他们。”申荷永说。“一些心理救助团队只呆一两天，来不及和孩子们建立信任的关系就走了”。
  他认为：“志愿者一开始可能受英雄情结鼓舞，大概会坚持3周左右。到了第二阶段，一部分志愿者会感觉无助。第三个阶段，部分志愿者可能会体力不支，而且会出现资金困难。”
  事实上，面对大量涌来的志愿者，如何合理地配置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
  不久前，四川省有关部门在对从事救灾工作志愿者表示感谢的同时，也指出目前伤员救治、灾民安置工作繁重，灾民需平复心绪，恳请志愿者另择时机前来。

　　仅爱心和热情不够
  段德峰，一个香港救援机构中国部新闻发言人。他介绍说，该机构此次参与救灾的人员长驻灾区的有15个。
  段德峰在灾区遇见了许多志愿者，他们有开宝马、奔驰的，有退伍军人，还有纪录片拍摄者。“这次志愿者参与的热情和能量之大，的确值得关注。”他说。
  在段德峰看来，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做志愿者，都应当被看成是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这是一种不收取回报，但要提供专业的服务。“这就需要志愿者本身有专业技巧和相关经验，不是仅凭爱心和热情就可以的。”他表示。
  段德峰见过许多志愿者，有的是三两个朋友一起，没想太多，也没有目标。“这种热情是必须肯定的。”这些志愿者到了当地，可能在报纸看到当地需要人，或者直接到医院去问，但如果都这样，资源利用效率会很差。“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没有目的的志愿者工作会占用灾区资源，因为灾区交通、食物会比较匮乏。”
  志愿服务也需制度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段德峰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要有良好的分工。但国内缺少相关的针对志愿者的培训。
  在段德峰看来，分配物资这样一件事，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比如说，张家房子倒了，李家房子倒了，但张家还有2万元存款，那么，这时各给一袋米就不一定公平，张家可以用钱去买。我们尽可能不做平均分配，充分地利用资源。但志愿者是外来的，未必清楚灾民们的具体情况，这就需要让一些灾民参与进来，他们熟悉情况。”
  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丘昌泰表示，在台湾“9·21”地震时，台湾志愿者服务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各慈善机构工作重复，各种资源难以整合；志愿者缺乏专业技能，数量上供大于求，进入灾区后，消耗救援物资，需要别人救助；灾后，部分志愿者在实质上不过是“观光客”。在他看来，“志愿服务必须建立制度，长期投入灾区服务，血气之勇难以保持得长久”。
  清华大学副教授贾西津表示：“在这次民间力量参与的救灾中，政府并没有加以太多的限制，而是一直强调要求多方面力量参与救灾。所以，这次的多元力量参与是与地震灾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相关的。”在她看来，汶川大地震可能是中国志愿者发展的一个契机。
  他们是志愿者的代表
  ◆最牛的农民志愿队
  14日凌晨，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村民，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了四天三夜，走了3000余公里，终于抵达四川参加抗震救灾。
  出发前，10位汉子共凑了3000元钱，购买了38支矿泉水、50箱方便面，作为救灾物资给灾区带去。还在当地购买了50公斤山东大煎饼。
  “他们忙着搭帐篷、卸物资，就连在此执勤的自贡交警，都被他们感动得落泪……”
  ◆最“重型”的抢险突击队
  同样是5月14日，一支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抵达绵阳、北川一带，并全面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这是江苏老板陈光标带领的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他们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
  ◆唐山爱心救援小分队
  唐山人宋志永是打车到北京，坐火车到郑州，然后一路打的到西安、成都，最后租了一辆摩托车进北川的。他与随后赶到的唐山志愿者们一直战斗在北川和安县的抗震救灾第一线，与解放军、武警战士一道，抢救出25名幸存者，刨出近60名遇难者遗体。
  “宋志永爱心志愿者小分队”在今年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斗争中，就曾奔赴湖南郴州灾区抗灾。
　　世界舆论赞誉
  《澳大利亚人报》写道：“多数志愿者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是自发自愿的，没有任何人的行政命令。他们有的驱车几千公里到灾区救助灾民。”这家报纸把志愿者称作“中国温柔的心”。
  美国《时代》杂志发表题为“被唤醒的中国”的文章说，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人们认识到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对中国人更有信心了。（据新华社、央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李颖、曾向荣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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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工作里感动多 [s: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