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杂论

变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明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1〕。西方诸国，承载着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历史传承，以发达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作为现实背景，以鸦片和战舰作为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以一种强烈的形象，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接受过佛教文明。然而，佛教文明是以一种和平友好的方式进入中国。对于佛教进入中国，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2〕“汉明帝夜间梦见神人，身带金光，第二天他问群臣，这是什么神？有位叫傅毅的人说，我听说天竺有得道者，名佛，能飞，您梦见的就是这位神了。于是汉明帝遣使者张骞、秦景等十二人，到大月支国去抄取佛经四十二章。”这一传说，或许难以证实，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佛教文明是以极其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到了今天，中国佛教已经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了，佛教文明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离之一部分。
　　对比鲜明的是，西方文明初次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却是带着如此蛮不讲理、暴力的特征。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国文明，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对于西方文明，当时的中国人或可说是“爱恨交加”，既痛恨他的侵略特征，又无奈于强势文明不学不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文本流落。这或许已经决定了，中国人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进行：愤恨、功利、片面、激进、崇拜、极端、摇摆、反复、疑惑、享乐、虚无。

   出路
　　1898年10月，严复在《与吴汝纶书》中写道：“且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俳而已。”
　　面对着“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分出三类：一类学者是对西方文明有实践层面的了解，如鲁迅、胡适等。相较而言，或许他们倒是对中国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类学者对于中国文明有较深入和同情之了解，如王国维等；另一类学者是对西方文明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中国文明也有十分同情之理解，如严复等。
第一类学者提出“全盘西化论”，极端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甚至有些人使用汉字提议废弃汉字；第二类学者心忧国学，欲说却无语凝噎，郁郁于心；第三类学者主张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精华为一炉，各取所长为我所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学者在当时赢得了学生与公众的拥护，夺得了话语权。是呀，在一个激昂的时代，激昂的声音总是更容易被我们激昂的内心所注意。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死前一天，王国维留下一封遗书，开头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王国维自沉之因，众说纷纭。另一国学大师陈寅恪评论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窃以为，陈寅恪先生此语切中根底。
……
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一个人，越来越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他，就是严复先生。对严复先生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位思想巨人，我就有更多的敬佩。
〔3〕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回国后，严复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但一直得不到当时掌权的洋务派的重用。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连续发表政论文章，倡新叛旧，尊民贬君，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同时，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其后，他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体现了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因此，他对中国故有文化倾注对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临终，他在遗嘱中尚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从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到逻辑哲学，严复先生可称为当时第一人。即使到了今天，严复先生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深度，我们又有几人能及呢？然而，也正是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先生，在他老人家耳顺之年发起建立了孔教会，并对西学有所批判。他批判激进道路，他批判军国主义〔4〕：“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他为辜鸿铭辩护〔4〕：“辜鸿铭议论稍为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极以为然”。他赞扬孔孟之道〔4〕：“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练而已！”，作《保教余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读经当积极提倡》等。
对此，自以为真理在胸的学者们大可一言以蔽之：“老糊涂了”，或者客气点借用西方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先生在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先生在遗嘱中写道〔5〕：“(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5〕晚年，祖父（注：严复）的心情趋向沉寂，苦闷的时候，甚至对他自己那番伟大的文笔生涯，也起了有何价值的怀疑。他说：“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
呜呼！先知们的命运，大抵如此，复有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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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间，时光走到了今天。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不可谓不大，然而从思想史来看，我们面对的问题，与百年前的学者，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我们对于问题的看法，与百年前似乎也没有多少进步。
80年代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书名为《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在该书负有吸引读者重任的内容提要里，作者写道〔4〕：“然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既是滋养他成长的摇篮，又是笼罩他墓地上空的阴霾。”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心态，也可管窥当时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近几年的中国大地，学者们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争论也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台”。部分极端者，仍旧持有“国学就是好”或者“西学就是好”这样盲目非理性的信仰。有的人一听到“国学”，必欲骂之而后快。有的人一听到“西学”，必欲放大他的种种缺陷而甘心。相较而言，似乎“西学”的声音较高。毕竟，对于科学与市场，我们已经身在其中。
此类口水战可以休矣！我们不妨假设我们是旁观者，在面前一边放着“中国文明”，一边放着“西方文明”，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思想？”。中国文明，曾经滋养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养育过一位东方巨人。而西方文明，支撑着当代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又以其反思能力带有内在的纠错机制。对于未来的可能，我们一无所知。在当下，我们的答案说来很简单：“不拘一物，各取所长。”然而做起来却一点不简单，当面临具体选择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哪种文明是更适合的呢？而面对具体问题时的选择，或许才具有辩论价值罢。

在当代中国，我们还可以把视域放得更广阔。正如同开头所说，佛教文明，作为一种外来文明，已经进入中华儿女的骨髓，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里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另外，这百年来，基督徒和基督学者以实践行动或理论言说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推广着基督教和基督精神。其后正是另一种文明，希伯来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并存：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中国思想，作为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思想，现在正处于四大文明的交汇激荡之中。所谓的中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且将会包含四大文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四大文明的熔炉。
放眼世界，这一类的场所并不多。西方人因为他们的强势文明，对于其他文明还没有投以更多的注意。历史轮回，或许这一幕在未来也将承受后人的批评，正如同明末西方人利玛窦对我们的批评〔1〕：“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它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有些学者不免会问，这些文明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当代，西方学者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依我浅见，标题就有问题。文明之间，往往并不会冲突，冲突的其实是人。有了人，就有了利益。有了利益，就有人以文明为名谋个人之私。而作为文明本身，他们的内在并不具有紧张的冲突关系，更不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事实上，他们往往关注不同的层面，也正因此他们具有良好的互补性。至于这里面详细的互补性研究，或许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甚至用几代人的时间来部分完成。以下，从个人观点，举些例子简要说之。
对于科学主义，对于极端信仰科学者，不妨仍旧使用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来反思。事实上，对于科学的功能、局限等反思，西方学者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倒是在中华大地上，移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没有移植更根本的逻格斯精神，更没有移植“爱智慧”之精神。在国内高校，我们并不鲜见，科技研究能力，代替了以前的八股文考试，成为不少学者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6〕：“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如此的急功近利，导致了学术的功利、无价值，并且在更深的层面很可能会浪费国家的学术拨款、浪费纳税人的钱，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科技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当代中国，宪政的建设还可以加强。在文革时期，尊贵如刘少奇，头顶宪法也逃不过被红卫兵批斗殴打的悲惨结局。〔7〕从中国文化来说，以前并没有西方那种神圣的传统，法律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是一种刑罚，做错了就可以抓人罚人，但反过来，如果执法者不在场，人民就常常随便来，没有警察马上不守规则，有了警察还可以通融走后门，与执法的人搞好关系，可以做不合法的事，这就是中国的问题。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认为法律是上帝给予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自然法律，所有人间的法律都是从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这个法律的神圣性是被肯定的。这正是希伯来文明，对于宪政建设的可能启示。
对于孔孟之道，有些学者看到就喜欢踩上两脚，似乎不批不足以平民愤。这些学者看到“中庸之道”，就会联想到 “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荒谬正如同，把“希伯来文明”等同于“异端裁判”，把“希腊文明”等同于“科学主义”。事实上，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深入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入我们每个家庭，深入我们每个社区，提醒着我们做人要“温良敦厚”。在制度之外，中华文明正可以构成我们同质的文化认同。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严复先生的话，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当代中国，已经带有疯狂消费的特征。我们疯狂地追逐着各种欲望，以为欲望的满足能够给我们快乐。然而，放纵的背后是更彻底的虚无。对于过分物欲的放下，对于心理的分析，对于精神方面的安祥，毫无疑问，佛教文明，将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和最后的安祥。

铸钟

　　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这四大文明，正在中华大地这熔炉里，交汇激荡。作为成品的中国思想，将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强度，激撞出黄钟大吕之声，响彻地球村的角落，为我们带来不可遏抑的欢乐的颂歌。
“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
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
走出你的神圣的殿堂。
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
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
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人人都彼此结为兄弟。”
在这熔铸的时刻，我听到席勒在《大钟歌》（1799）〔8〕里唱道：“
我看到白泡浮上表面；
好啦！铜块已经熔解。
让我们放进一些草碱，
就能促使浇铸加快。
　这个混合的溶浆，
　也要把浮泡撇光，
用纯粹的金属铸成，
钟声就会嘹亮而清纯。
”
（全文完）

　　谨以此文敬献给佛教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及世界各大文明！敬献给过去的思想者！敬献给现在的思想者！敬献给未来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