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求生的历史抉择

花花

　　20年前，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位于乌蒙山区的贵州毕节依然贫穷落后，有些偏远的山村甚至陷入饥荒。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这个拥有全国最大面积岩溶地貌的极贫区的发展。
　　1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毕节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特殊的改革试验区，肩负着和东部沿海地区一样发展经济的使命，但一开始就避免“GDP崇拜”，而是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作为三大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把20年前诞生的毕节改革试验区视为“科学发展试验田”，毫不为过。
　　20年来，毕节的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住了青山绿水，人口膨胀的势头也得到遏制。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总结毕节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有利于给全国其他地区探索科学发展提供珍贵的借鉴。
　　本报从今天起，连续刊发毕节改革试验区20年回顾的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入秋时节，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麻乍乡启嘎村4组村民李兴早从半人高的牧草地里直起腰来，招呼妻子马粉朵把收割好的牧草装上自家的拖拉机，运回家喂牛。责任田种草养牛羊，收益是种粮的4倍，搞好了可以到5倍。两口子在拖拉机上抬眼望去，自家的6亩地和乡里各村村民的地连成一片，竟把这片贵州山区少见的千亩平坝铺成了浩瀚的草海。今年收割了三茬青草，第四茬青草又如潮涌动。直到远山脚下，才隐隐约约看见缓坡上种着一些玉米，再往上，是密密实实的树林，径直盖满四周的山头。
　　转到麻乍坝子边上的岩格箐村，村民马关龙家夹着一小片铁护栏羊圈的两排新房不住人，专门养着40多只用牧草喂养的羊。母羊两年三胎，一般每胎两只小羊，每年出栏多少都有几十只。主人在不远处另有白墙青瓦的宽敞住房，里面摆着电视机、洗衣机。村里绿树成荫，村民的房舍间有水泥路连接。路边有果皮箱，路面光光净净。这天村里召开村民大会。本来专为村民议事搭建的凉棚，铁管支架上盖着天蓝色波形瓦，下设城市地铁里的那种塑料靠背排椅，这会儿人多坐不下了，文化活动室也嫌小，改在水泥地的篮球场开。
　　青山绿水新农村的话头，要从20年前毕节成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说起。五六十岁的上辈人除非被问到，一般不愿去讲当年穷山恶水、十年九灾、人畜共居、春荒断粮的揪心事。而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说起毕节试验区在20多年前创建伊始就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发展主题，上上下下都说——“有眼光，有远见”。
　　贫困中的极贫
　　不少人把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1985年6月2日向上级写的“内参”作为毕节改革试验区历史的缘起。
　　刘子富“内参”的标题打人眼、刺人心，直接报告了惨痛的信息——“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
　　文中写道：“5月29日，记者到这个县的恒底区四方乡苗、彝族杂居的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看了11户农家，家家断炊。”“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
　　“记者走进王朝珍大娘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破烂成线条的裙子”“掩不住胸肚”，“见有客人走来，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室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文中记载，1984年赫章全县人均收入仅110元。
　　这篇俗称“黑头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刺痛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当年任副总理的习仲勋作出紧急批示，铁道部调拨专车向贵州调粮。
　　传达“惨痛”信息的不止刘子富的这一篇“内参”。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至90年代，新华社贵州分社不止一位记者、不止一篇“内参”，坚持不懈地报告着贵州极端贫困地区各族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其内容有些比赫章县海雀村更为甚之。
　　放下500元钱不是故事的结束
　　1985年8月，就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的胡锦涛同志来到毕节、六盘水等贵州西部贫困地区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
　　杨八郎是毕节地区毕节市海子街镇思源村的村民，其原名杨德才几乎无人知晓。因为生养了8个儿子，得了一个和北宋爱国将领杨继业的第八个儿子（义子）同样的称呼——“杨八郎”。当年走进杨八郎的家，胡锦涛感到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时任毕节地委书记陪同胡锦涛下乡调研的禄文斌回忆说，那几乎不能说是个像样的家。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仅3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里。稀疏的枝条搭建的框架铺上茅草就算房屋了。简直就像一个大的鸡笼，根本无法挡寒避雨。低矮的草屋中仅有一张木床，没有被褥。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只能在铺着茅草的地上睡觉。
　　把自己口袋里的500多元钱交到杨八郎粗糙的手中，胡锦涛一再叮嘱，全家人要依靠勤劳致富。走出茅草屋，胡锦涛仍然表情凝重，对随行的人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这一年，毕节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
　　80年代毕节地区的基本情况不堪回首，是全国最贫困片区之一。
　　毕节地区8个县，6个是贫困县。其中赫章县89个乡，88个是贫困乡。毕节地区面积26853平方公里，山地占了93.3％，其中岩溶地貌占总面积的79.31％。这地形以“十分”来算，“九山半水半分田”。论植被，要说早年还是有一些林子的。解放初期，汽车开到赫章县林区，林木参天，白天要开大灯。第一轮破坏是50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把一旦破坏就极难恢复的青山统统剃了头。第二轮破坏是“文革”刮的“学大寨”风，一刮十年。单纯追求粮食生产，“向荒山要粮”。本来土层贫瘠切割陡峭的大山，“耕地耕到边（路边），种田种到天（山顶）”。那年头，毕节地区和赫章县都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结果雨水一来，冲了个荒山秃岭，“白骨毕露”，一亩地百把斤玉米都收不到。到80年代，毕节地区森林覆盖率仅占14.94％，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2.6％，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流失量接近5000吨。成为长江上游10个省市183个县中，水土流失面积最大也最为严重的地区。
　　人要吃粮就开荒，深山开荒需要人力就生娃，山越荒人越生得多，掉入“越荒越生，越生越穷，越穷越荒”的恶性循环。国家调往贵州的粮食1984年是18亿斤，到1985年增加到21亿斤。
　　毕节山区多数老百姓住在像杨八郎家那种“杈杈房”里，外面圈着猪牛。据大方、赫章、纳雍等县的362个乡的统计，住房困难的有34698户，其中无房的有5473户，住“杈杈房”的19133户，还有92户住在岩洞里。一般年景，有147万人、12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农民人均纯收入184元，文盲半文盲约占50％。
　　当年的春节晚会高歌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而被“添油战术”的扶贫工作扶了多年的毕节乌蒙山区里，老百姓仍看不到希望。赤贫的山村像严重贫血的人，已不具备造血功能。
　　胡锦涛不仅在海雀村蹲点调研，前前后后，他在贵州贫困地区的考察调研用去了一年多时间，走遍了全省86个县市区。
　　故事不是放下500元人民币就结束了。经过调研思考的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党委和政府逐渐明白，脱贫致富谁都会说，改革发展谁都想干，关键是如何干。共产党和贫困斗争了几十年，再也不能一说脱贫就回到单一粮食生产的老路上，那种干法，走不出毕节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怪圈。在发展模式这样方向性的抉择上，要放开眼界，科学思想，要看准了，干好了。
　　一场根本转变发展思路的变革，一个推动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就这样悄然开始。
　　“指导思想”句句不离“生态建设”
　　今天的人们会惊异地注意到20年前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报告中没有多少提神醒目的数字目标。
　　1988年5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指导思想、试验内容及目标”一节中说：“整个试验旨在加速开发脱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这一根本目的，……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逐步实现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几乎句句不离“生态建设”。
　　8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成为众望所归的兴奋点，人们渴望着量的增长，数字。而1988年的毕节试验区报告未将GDP指标放在显著位置，却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作为主题，1989年，又加上“人口控制”这一主题。在今天看来，这三大主题具有明显的超前性。
　　这一明显特征，需要回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其缘由。
　　到贵州就任之前，胡锦涛曾找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专家交流，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岩溶地貌分布较多的典型地区，有治理经验。到贵州贫困地区调研后，结论明摆着，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人类发展同自然生态这一本源关系上出了问题。
　　恰好正在这个时段，毕节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再次遭受新的教训。刚刚说有水快流，自然资源的加速开发就成为许多地方增加收入主要途径。贫穷的赫章县饥不择食，依托丰富的矿物资源搞土法炼锌。几年间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公路沿线处处冒烟，陶制的炮弹形坩埚堆满城乡。有人说，如果外国侦察卫星产生误判，那赫章一定是个规模出人意料的大军火基地。这种经济上“吹糠见米”的短期效益，立刻带来环境的严重污染，政府不得不强令禁止土法炼锌，哪怕禁炼当年县里税收减少100万元。
　　这时，世界范围内人类早已开始的对传统发展道路的反思，引起了正在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人的关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遂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促动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同一时期，联合国经过调研论证，写出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事实上，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和思考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80年代，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考察团到贵州考察之后郑重提出：毁林毁草开荒，能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停下来？
　　祖祖辈辈生活在毕节的各族人民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毕节党委政府从中总结出“五子登科”的立体农业和科技兴农的路数，即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坎树、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各种各样开展多种经营的致富经验虽尚未广泛推广，却已在小范围得到成功。
　　远远近近的这些信息，都被当时锐意改革的人们敏锐捕获，成为他们为贵州省和毕节地区规划新的科学发展道路的思想参考。
　　立足改变落后贫困区的试验
　　在东部沿海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商品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贵州省政府关于毕节试验区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毕节试验区目前主要是解决温饱和启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
　　当初贵州省委省政府探讨试验区建在哪里时，有人不同意建在毕节，他们担心资源配置范围有限，毕节要项目，要资金怎么办？当时的毕节地区领导代表全区各族百姓表态：毕节靠自己力量，不伸手，依靠正确发展道路推进健康发展。贵州省领导决心先碰全省开发脱贫和生态建设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困扰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仍有很多区域也不是一包就灵，经济并未明显增长，这些区域就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当时中国一共有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集中了全国360多个贫困县的绝大多数。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中，又有两块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区，一个是西北黄土高原贫困区，一个是包括贵州在内的岩溶（喀斯特）地貌贫困区。毕节是后者中的典型。这两片贫困区的问题解决了，就能为中国解决农村贫困探出路子。胡锦涛同志有在西北长期工作的经验，他在贵州调研的同时，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甘肃陇南、陕西西安考察。这个代表团成员中有当时毕节的领导，肩负着试验区的设计筹建使命。代表团在考察结束后形成了调研报告。毕节试验区的思考带有探寻中国西部贫困区发展出路的背景。直到今天，毕节仍是没有国家项目倾斜，甚至试验区连改革试验经费都没有。
　　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时，胡锦涛说，全国的所有的特区、开放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是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
　　卓有成效的20年
　　毕节试验区20年取得的成就和沿海发达地区比，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毕节老百姓来说，20年实现了经济和自然生态恶性下滑的历史性逆转，构筑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和和谐的社会基础。
　　20年间，生态环境大为改观。全区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14.94％上升到2007年的35.92％，20年提高了20.98个百分点。森林面积从1988年的601万亩增加到1446万亩，年均增长4．7％；水土流失面积从16830平方公里减少到15814平方公里。土地浸蚀模数从1988年的每平方公里5466吨下降到3389吨。
　　20年间，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同步并举。2007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14.31‰，比1987年的28.09‰降低13.7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80‰，比1987年的19.47‰降低11.67个千分点。20年来，全区少出生100万人左右，净减少一个人口大县。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了人口素质，人口压力开始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目前，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2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8.14％，在1987年78.6％的基础上上升了19.54个百分点。在校小学生人数达101.3万人，较1987年增长了20.6％。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由1987年的14.15万人增至46.83万人，增长2.31倍；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1987年的4355人增至29706人，增长了5.82倍。2007年，高中阶段入学率为30.6％。“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得到有效遏制。
　　20年间，经济实力增强，恢复了造血功能。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335.45亿元，是1987年17.8亿元的18.85倍。财政总收入 55.06亿元，是1987年1.96亿元的28.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2458元，是1987年182元的13.5倍。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87年的315万人降到56.0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递增14.4％和13.4％，高于全省1.1和2.2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增长为2007年的263.26万吨，粮食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量基本平衡。
　　20年中，全区新建公路1141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15894公里，是1987年的2.6倍。完成国、省道干线公路改造994公里，等级公里增加到6346公里。内（江）昆（明）铁路威宁段121公里建成投入使用，结束了毕节无铁路的历史。
　　20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产条件明显改善。新建、改建农村困难户住房3．19万户。3591个村通了电，覆盖面为99.6％。农村用电量达35116万千瓦时，是1987年3391万千瓦时的10.35倍。3465个村通了公路，覆盖面为96.1％。2671个村通了电话，覆盖面为74.1％，比1987年的18.9％提高了55.2个百分点。全区医院数为46所，比1987年的24所将近翻了一番。广播综合覆盖率达82.54％，比1988年的55.07％上升27.47个百分点。电视机覆盖率达84.54％，比1987年的45.99％上升38.55个百分点。
　　毕节的变化说明了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证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可能的。
　　希望
　　记者从赫章县城前往海雀村。
　　刘子富当年描述的海雀村，如今建起了小学校和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计划生育工作室就设在办公楼里。村里在北京市水利局的帮扶下通了自来水。致富的农户家停着农用车，3户人家买了洗衣机，有电视机的人家更多。村委会主任王永刚介绍，海雀村的村民还是以种植为主，这几年科技兴农从地膜覆盖、绿肥免耕到引进半夏种植，都是村干部带了头，村民看到成果后跟着干的。
　　刘子富“内参”里提到的安美珍大娘今年87岁，老伴已经去世了。记者见到大娘时，她刚刚上山扯猪草回来，背着满满一筐猪草，双手被草汁染成灰绿色。去年海雀村组织72户村民进行茅草房改造，安美珍大娘住进了新房子，房前有晒粮食的水泥坪台。她家有退耕林地两亩，耕地两亩，养着5头猪。安美珍的大儿子马正安43岁，小儿子马正学41岁，可能是身体原因，均未生得子女。村里正张罗帮着做进一步的医学检查。
　　记者在日落前赶往县城。出海雀村外的泥路上，迎面走来从恒底赶场回来的村民，个个背着提着买回的日用品。一个青年人用背箩背着电视机，他年轻的媳妇背着用来安装天线的“铝锅”。
　　夕阳万丈，金辉穿过乌蒙山区的林梢，射在一群放学回来的孩子身上，小衣服、小背包色彩缤纷。一路上，他们蹦蹦跳跳，有说有笑，笑声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一幕，在20年前的毕节不可想象。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毕节大方县马场镇大石村，村民的房屋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摄于2008年9月9日） 本报记者 宋广辉摄

风声之度

太长了~

凳子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可能的！
要是所有领导人都能认识到这个道理就好了！ [s: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