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万斌
   提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内在驱动所必须迈出的艰难一步。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重大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必须慎之又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从国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全方位推进，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和辉煌。?
   关键词：当代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    现状    特色    目标?
   作者万斌，男，1946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5)
   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不仅构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烈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管理调控行为和体制模式。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要求政治体制从内容到形式发生新的变化。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文明文化素质、生存质量、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大大拓展，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对政治体制的存在产生新的认识和评价，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唤和自觉的要求与实践。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重大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必须慎之又慎。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重视解决如下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判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回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问题。无可否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趋于完善，也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和实践中的失误，在人民群众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他们比较多地看到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弊端，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了。对于这种认识，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绪化地加以赞同，也不能蛮横地断然否定，而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在时序上总是相对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法则，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相对保守，但却直接承受着生产力变化的影响，而上层建筑则最为保守，其发展变化的艰难，则是人所共知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权力格局，和生产关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对应的，它一旦形成便作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权力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支配和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慢慢沿袭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同时，政治体制又是人的主体性创造，积淀着以往和当时人的智慧、经验，打上了民族的、历史的深重烙印，渗透着当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因此，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意味着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理念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从政治体制本身的构成来看，政治体制的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国体而言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而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如果从时序上讲，它的建立在事实上早于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然后再凭借这种新的上层建筑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这种与一般社会形态更替不同的顺序上的变化，并没有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人为的构思，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和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由政治上层建筑自觉构成的。因此，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发挥其维护、促进经济基础的功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也要与此相适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应有所变化、更新。但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仍然是基本相适应的这一根本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依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实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
   至于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围绕和服从基本政治体制的总原则、总目标，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应该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为了落实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们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和捍卫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确实起过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它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原有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简单处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在实践中，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在认识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设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明确目标和具体规划，因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功能上还是不完备的，在结构上也不够严谨。同时，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维定势、价值观念的严重影响，再加之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盲目地囿于苏联模式的经验，并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偏差，因而产生了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权谋私等严重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相脱节，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从而严重影响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形象，并且日益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中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确实是滞后的。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跟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节奏，消除原有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使之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乃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中国政治体制一开始就贯穿着鲜明的科学理性原则，明确宣布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这也许正是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显得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方法，是稳当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变化，都体现了渐进性特征。任何一种新的制度的建设，都存在一个孕育、萌芽、成熟、变化和再度创新的过程，不会如同打碎一个旧制度那样，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短时期内便可奏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识筹备，对改革发展中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及其曲折过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断，因而无法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进。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逐步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绩效。
   (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自然是应该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的法则，始终处理好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和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始终保持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尽可能地避免主观任意和人为的干扰，有效地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左"的或右的倾向。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宏伟的、深刻的政治革命，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还是其发展的进程与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征。当代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是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我们实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扎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和急躁。同时，当代中国又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为过去，不仅影响着现在，而且还作为现在的一部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应该尊重这种历史与文化，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和亵渎。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崭新的背景中来进行的，既要服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定，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在其建构中必须体现市场经济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完善统一。?
   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全新的、最具朝气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给整个中国社会注入了青春与活力，极大地调动和激活了中国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有效地发掘、拓展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从物质层面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和保障，而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创造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与文化、新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社会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间，培育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主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力量。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服务和满足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服从和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是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特殊国情赋予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开。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忘记或偏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规定，也即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
   这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考虑和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要求，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最佳结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辉煌也应该是在这里。诚然，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项极富有开拓性的政治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反复探索。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第一，中国政治体制必须为主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建立相应的机制，规范、引导、整合主体的自由发展，真正确立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关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自由是人之本质所在，也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表现。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和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关联、相互生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为人的自由提供物质条件，构成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发展又不断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构成社会历史进化的标尺。但是，人的自由发展又必须通过社会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乱，从自发、零散、相互冲撞而走向自觉、有序、相互补充成为社会的现实力量。社会对自由的整合，一是借助于社会本身的法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带有外在强制性的调节；二是借助于制度建构的作用，以对社会及人的发展阶段、程序、实际状况的合理认识与把握为依据而实现的自觉调控，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调动和激发。因此，这种调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现和确证。市场经济在深层次上的不可磨灭的但至今还未能为人们所高度认同和理解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在全社会普遍地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和文明建设，使中国超越了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观念，培育和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导致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革新。中华民族从来也未能像现在这样雄姿焕发，充满活力地去面向和创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调动了一些人隐埋于内心中的恶的欲念，对自由的错误庸俗化理解和打着"自由"旗号制造犯罪、恐怖、邪恶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权力、金钱、美色和技术的盲目崇拜，滋生着种种腐败，制造着人的新一轮的异化，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深层次的威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人的文明进化的当代视野，去反思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人的自由发展的两极化进程，从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去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保护吸纳社会内在的积极社会因素，激发社会活力，又要极力避免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骚动、混乱，减少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妥善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发展中保障社会活力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活力是在一定自然、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由自身内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发展、演化能力。社会活力本质上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实现，是特定社会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场经济打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培育和发挥了竞争性激励机制的作用，释放和增强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并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社会发展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可能引发出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新的制约因素，产生新的危机，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丧失活力而趋于停滞。这就要求社会下功夫探寻、选择和建构新的激励与整合机制，不断保护、培育、增强社会活力。市场经济使当代中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活力，但也导致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变革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和动荡，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政治层面分立原则的淡化、消解，社会权力体系的异化和既得利益者对特权的维护与谋求，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使种种反社会、反政府的负面消极因素获得了发展空间。由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自身权力体系和机构职能的改革，凸显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公正原则，加大反腐败力度，增强自身整合与调控能力，在坚持改革、发展，为社会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又为活力的增强提供支持和保证，即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保证改革发展的有序性、渐进性、协调性和度的选择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又要妥善处理政府的对内、对外关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促使政府由集权的万能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有限权力的法治型体制转换。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局限，在本质上根源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局限。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直接联系，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而且导致了个人缺乏自主性。在这种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缺乏独立性，只能绝对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个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统治者乞求他们阳光雨露的哺育。这正是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权意识的缺乏的内在依据。而市场经济则以普遍的商品交往为依据，经济上的自主发展不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权力退出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和扩大个人自主活动的空间，使人民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的建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其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使经济活动不再屈从于权力和政治体制的硬性约束，使个人培育起参政议政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既是经济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经济发展和生活日趋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会公共制度建设和政治权力体制的分离，实现社会公共生活从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转变，确保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断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三)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政治体制作为社会政治权力与机构的运行机制，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系统内的其它要素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和社会其它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成为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标。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有自己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历程的积极推进作用，必须始终保持和社会系统及其规律的密切关联，排除各种外在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误区和人为偏见，不断实现内部的自我调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满足社会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就是指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党和国家与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社会各界关系协调和谐，民族关系亲密无间。国家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乐业。党政机关清廉、公正，社会腐败遭到有力惩处，犯罪活动及时受到严惩，社会治安环境日趋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直接关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是否有能力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善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善于驾驭各种复杂的、突发的社会事件的强有力的政府，始终着眼于政府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扫清路障，开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会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到底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贯彻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确立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和运作体系，始终自觉地充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后的政治是否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政府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是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机构，是代理人民具体行使权力的主体，向人民负责又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必须加强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他们廉洁奉公、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权利。政府及其各级官吏，在本质上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服务员，政府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服务性行为。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它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确认识政府行为的服务性质以及服务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价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务，确立自身的政治权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取代，对规范的经济行为、政策行为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权威。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比较少的时间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机构设置合理。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办事讲究实效，严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务实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与形象。政府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反腐倡廉，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强自身行政行为的效率和组织、管理社会的效率，才能确立起自身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过来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始终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确认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务面前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不承认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和团体。公正则是指政府在处理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一碗水端平，不讲亲疏关系，不带利益与情感偏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而公开则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闭，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机密，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晓谕民众。重大问题要让人民及时了解，参与讨论。公共政策的制订要产生于人民大众广泛、充分而自由的讨论与酝酿之中。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权力规范、权力运作公开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与人民的沟通与对话，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公正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而确保社会公平的真正实现。?
   第四，政府能否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坚持以法治国，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社会比之以前的社会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断地克服自身认识、实践能力局限，排除狭隘经验和自我利益的遮蔽从自发行政走向自觉行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科学理性。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政府行为理性化的重要表现。政府行为不仅要依靠拥有的合法权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体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证。政府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高效率地开展各项政务工作。政府行为理性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和正义冲动，而是政府行为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和可操作的运作机制，从而确保政府的重大决策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

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为前提，改变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实现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政治体制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