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秩序从危机的废墟上建起

chinadialogue

作者：拉里•埃里奥特
本文转载自中外对话网站：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297-New-order-from-ashes-of-crisis
中国、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将从经济混乱中获益，付出代价的则是美国。世界银行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拉里•埃里奥特报道。
“尽管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恢复迹象，但真正的经济活跃发生在别的地方……新兴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主导世界经济的走向。”
过去两年中猛烈的金融危机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催化剂。根据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说法，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经济权力中心，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崩溃，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将成为新的增长源泉。
尽管佐利克指出，世行与其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认为这次危机的损失是二战引发的经济大破坏以来最严重的，但他对未来却出奇地乐观。
当《观察家报》记者问他对未来20年的全球经济如何预测时，佐利克说：“新兴国家当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增长源头将出现多极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也将增加。”
“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加快这一进程的机会。如果我们还关注过去依靠美国消费拉动增长的方式，就必须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这些商品。”
佐利克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舞台一大主体的地位终结，但是也说明了20年前东方阵营解体后形成的单极世界已经落下帷幕。
发展中国家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就象9月底的全球经济状况快照中所显示的，在西方经历30年代式衰退的同时它们还能增长的实力使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
“全球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引爆点，”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说，“尽管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恢复迹象，但真正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别的地方……新兴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主导世界经济的走向。”
佐利克指出，美国依靠美元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欧元和人民币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储备货币。
今年的世界银行与IMF年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近两千年来这里一直是欧亚的汇合点和文化宗教的大熔炉。佐利克和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共同观点就是：权力和影响发生了明显的东移。
“年会的召开正逢全球治理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卡恩说，“过去一年中，我们进行了空前的经济合作，这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与金融危机发生之初相比，全球共识出现了消失的危险，但卡恩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未来的岁月里还将继续合作。G7（云集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决策者）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G20，其中也包括了G7国家，再加上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南非等重要发展中大国。
普华永道(PwC)宏观经济研究部门负责人约翰•霍克斯沃斯指出，随着发展中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加，其政治影响也将加强。他说，如果考虑到低生活成本，中国将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届时，“E7（新兴七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和墨西哥）的规模将远远超过目前的G7。”
普华永道估计，如果按照当前价格计算，到2020年代，世界经济规模将翻一番，达到143万亿美元。其中E7将占全球GDP的40%，而G7占30%。“现在E7和G7的距离已经不远，当前的危机又加速了这一赶超进程，因为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要大于新兴国家。”霍克斯沃斯说。
和佐利克一样，霍克斯沃斯也认为美元将失去主导货币的地位。“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构成一揽子货币体系，世界将大不相同，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
他还说，IMF和世行仍将保持原有的模式，但“投票权力将不得不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IMF或世行领导人很有可能从中国产生。”
这样的结果将象征着权力的变化。在IMF和世行领导人的人选上，美国和欧洲之间一直存在一个君子协定：世行行长必须由美国（两大机构的最大股东）人选出，而IMF总裁则必须来自欧洲。佐利克是前美国贸易代表，而卡恩曾任法国财政部长。
“（朝向亚洲的权力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霍克斯沃斯说，“从商业界你早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汇丰银行决定加强对新兴市场的关注。经济力量的中心正在转移，而且将继续转移。”
佐利克说，随着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网络和制造业投资的增加，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贫困地区的繁荣化将加快速度。
批评家们认为，两大机构对未来的看法过于乐观。IMF意识到，威胁之一就是预测中2010年3.1%的增长率，之前的2009年将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 全 球经济增长放慢的年份。这将证明上述的乐观都是空欢喜一场。一旦政府债务的人为刺激效应用尽，恐怕信用有限的脆弱银行将成为私有部门承担责任的阻碍。
另外一个难题在于旧世界是否愿意交出权力。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的，其管理机制反映的还是40年代的形势。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但其烈度和速度都无法让倡导者满意。
位于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布雷顿森林项目”的彼得•乔拉说，这些改革不过是“隔靴搔痒”。
最后，有些人对两大机构关于尽快恢复到21世纪初始那几年高增长状态的论断深信不疑，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到2029年，传统的化石燃料储量将消耗殆尽。
新经济基金会(nef)政策负责人安德鲁•希姆斯说：“关于2029年的情况，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们届时将超越石油峰值。这将成为多米诺效应的起点。”他还说，未来几年的决定至关重要，“贸易和粮食供应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威胁，到时候去年变化无常的粮食价格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他认为粮食安全将取代GDP成为经济成功的衡量标准，新的“三R”将得到强调，即：降低、修补和循环。
在一点上，佐利克、卡恩和希姆斯是完全一致的：未来两三年的决策将决定未来二三十年的走向。
“我们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希姆斯说，“一面是无限光明的前景；一面是危机重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