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逝世30周年 人格风范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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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８岁。 这是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编者按】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他虽然已经远去，但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

   新华网北京1月8日电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周恩来同志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并领导了历次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国际交往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长安野人

30年前的今天，一代伟人周恩来离我们远去。30年来人们一直未淡忘他的身影，名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依然在耳。时值周恩来逝世30周年，本报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联合推出纪念专版。所刊文章从两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周恩来为公时的高瞻远瞩，治家时的无私正直。

   周恩来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他并不是板起面孔训话，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先生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周总理就与世界同步关注着环保问题，并在世界上较早提出了“预防为主”、“变废为宝”。周总理的治家和他的环保远见，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里，家国同构，治家就是治国。对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依然是互相影响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对伴侣、对子女、对亲属的态度能够塑造出他的政治品格；而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足以反映出他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对与错。同时，家庭关系又每每与政事公务关联牵扯，一个人若不能处理好家事，又如何能处理好政事、国事呢？

   老一辈革命家在治国与治家的关系上，为我们今天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立了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深刻地体悟到治家的重要性。周恩来同志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同样也是治家的榜样。他对亲属的要求与教诲的点点滴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召集亲友开了一个会，耐心地解释徇私情的危害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告诉人们该如何处理家国关系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对待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过“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这些40多年前的论述真可谓远见卓识。

   周恩来治家的故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一直是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它当作自己和家庭成员牟取私利的手段。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能不能做到这点，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很现实、很严肃的考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6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周恩来的“治家”，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一种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教育方式。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妨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家事与政事、国事的关系的，如何要求亲属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们为人处世的，给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亲情观、身份观、权力观。因此，在管理、教育自己的亲属子弟方面，领导干部同样要对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撰文并供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杨光）

长安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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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陪同外宾视察密云水库■供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

   周恩来环保观点

   ■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

   ■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废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很要不得！

   ■预防为主，变废为宝。

   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环境监测小组，有幸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接触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每当我们回忆起中国环境保护发展历程的时候，就非常怀念周恩来总理。中国的环保事业是在周总理的重视之下开展起来的。他生前对环保事业非常重视，讲过很多话，做过很多指示。我国现行的有关环保的方针、政策、基本思路，许多都是在他任总理时提出的。

   从1970年到1974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国家机关很多都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总理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去处理“文化大革命”的相关事宜。另外，还有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国家大事，可以说日理万机。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想着关系到国家发展的环保问题。

   他提出的环保问题，对于大多数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感到生疏。但是，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许多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激起了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环境污染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说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一旦工业发展起来，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说：因此现在我们就应该抓这方面的事情。

   记得当时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不必太着急。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不要认为环保问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从现在起就应该抓，防止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

   我还记得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一位专门从事公害问题研究的电视台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了解了公害在日本的发展情况以及日本采取的相应对策。谈话后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我们组织一次报告会，请这位记者讲述环境保护的问题。周总理还指示：有关的科技人员要来听课，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来听这个课。

   报告会，讲了一个下午。报告会结束后，总理还打电话问我们听懂了没有，并且还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时值“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他都顾不上，但是他对环保一事始终紧抓不放，非常认真。当我们将分组讨论的情况报告提交给周总理后，他对报告作了指示，要求把这一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员。很幸运，不久前我们查到了这个文件，这极有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保的文件记录。从这件事情可看出总理抓住一切机会向我们的干部，向我们的各行各业，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我现在初步查了一下，总理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注意，从1970年到1974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针对环境保护竟有这么多的讲话，这足以看出总理对环保问题的重视。他讲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讲了应该采取的措施，也讲了政策。我国现行的环保方针和政策，很多思路就是从他的这些讲话中得到的。



   着手新中国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官厅水库污染

   1972年3月，北京发生了一次污染事件。在北京市场出售的鲜鱼有异味，吃了这些鱼的人，感到全身无力，出现头痛、胃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卫生部门把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周总理看到这个报告之后，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查清事件的原因、污染源，并商讨应对措施。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立即组成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官厅水库的鱼受到了污染。污染源除了宣化地区外，还有来自张家口、大同等地区的污水。调查组就在当年6月份向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过了四天之后，总理就作了批示，说立即组织一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来开展对官厅水库的治理。

   在总理的批示下，当时成立了由北京、河北、山西和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是万里同志。那时候万里同志刚刚被“解放”出来，刚刚出来工作就让他抓这件事情。万里同志抓这件事情还是很勇于负责的，先是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分期分批进行治理。前后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官厅水库的污染被控制住了。这可以说是在新中国历史上，国家进行的第一项污染治理工程，取得了成功，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第一次组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批评那些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污染的看法

   1972年，联合国决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派了会议的秘书长到中国来，希望中国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周总理当时答应，中国要派代表团参加。在组团的过程中，原先外交部的意思叫卫生部组织，因为当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就觉得它危害人体健康，这是个卫生问题。这样，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谢华为首的代表团，提了个名单。名单报到国务院之后，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他说：回来要制定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部不行，这得要综合部门。总理要国家计委来办这件事，先念和秋里来办这件事。综合部门当然就是计委去，所以当时余秋里同志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去。名单报到总理那儿，总理仍然认为不行，说有工业、农业、水利方面的人，还一定要有综合部门的人，再配一位副团长，由国家计委出一位负责人。

   这样就指派国家计委顾明为代表团副团长。代表团去之前准备的一些发言，总理都一一过目进行了审阅，并且提出来，对自己的成绩不能够估计过高，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存在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污染，不承认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要学。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明确地提出来，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回来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就讲：现在证明了，我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发生了。因为代表团在汇报当中，根据会议发的一些环境问题材料，对照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比方说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总理说，果然在我们这儿这些问题还是发生了，还比较严重。所以他就指示，立即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要求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要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还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新中国第一次环保大会使各省领导从一些模糊认识中猛醒过来

   1973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会集在一起就各地环境状况作了一次交流。

   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要求各省都调查环保问题，还给他们设定了一些课题。环保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沿海，大连湾、胶州湾、上海、广州这一带海水污染较严重，其中海湾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我记得当时大连有7处海生物养殖厂，由于污染，六处已经被关闭。胶州湾污染，石油大面积地漂浮，情况触目惊心。

   第二是城市的大气污染。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虽然当时的大气污染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再就是水。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工厂选址随意性较大，甚至风景区、公园都可以开工厂，造成的危害非常突出，污水不经过任何处理便向外排放。

   另外还有生态破坏。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但是到处存在着乱砍滥伐，“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森林的破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草原也出现大面积退化，水土流失加剧。这些情况一汇集，大家都大吃一惊。

   会议期间出过十期环境简报，会议上反映的情况集中刊发在这十期简报上。总理看了之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作了批示，把这个简报下发给各省第一书记。会后这些简报印到全国。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上海的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集中，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非常突出。所以，总理举上海的例子比较多。宾馆开会时他参加了上海小组讨论。他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的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使大家从模糊的认识中猛醒过来。它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最主要的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规划，设立了环境保护工作机构，其名称叫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了议事议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条件下，环境保护这项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

   确定两个重要思想：保护环境以预防为主；治理污染重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现状，证明总理确实是高瞻远瞩。总理在讲话和指示中特别强调如何来治理环境污染，怎么来保护环境。他认为控制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从方针上确定预防为主，而不是在污染问题出现后，再去处理；对于出现了的一些问题，要马上解决。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实施于卫生部门，现在应该把它推广到环境保护上来。总理关于环境保护的这一指导思想和方针，现在还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

   总理那时曾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建设一开始，从产品、厂址、技术设备的选择时，就注意环境保护。要考虑到建起来之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他说，这样做，可能要多花一些投资，但这是很值得的。总理的这些指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启发教育作用。

   周总理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开展综合利用。他认为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如果经过适当的处理，也可以把三害变成三利，据此，周总理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叫做“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这两句话，一直到今天还指导着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方针。

   总理从物质循环利用的角度，认为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废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有一次他在参观一个石油化工厂时，看到天空有一个烟囱冒着黄烟。他就说，这个黄烟是很有毒的，要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陪同他参观的同志表示，他们准备把一些废物烧掉。总理指示说，烧掉是下策，放空是下下策，综合利用才是一条真正的积极的方针。

   综合利用，总理讲得比较多，他认为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做到化害为利。比方说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至少可以灌溉，这个就做到化害为利了。

   我们当时根据他这个指示，曾经在全国对污水进行了一些治理，许多地方真是实现了这一条，污水经过适当的处理之后，变成了农田的一种水源，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工作虽然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我国综合利用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总理的指示，开展综合利用。目前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在制定相关环保文件时，也大都强调综合利用，认为这是一条根本途径。

   一家石油化工厂在做污水处理时弄虚作假，周总理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环境治理当中，总理提倡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浮夸。当时在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进行污水处理，对外宣称说污水处理效果非常好，处理后的水能够养鱼。总理便陪同外宾去参观了该污水处理厂。确实，鱼都在水里游荡，这次演示也得到外宾的称赞。

   但是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实际情况是污水处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完全是靠自来水，用自来水勾兑做成的，等外宾走了之后，再把污水放出来。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此事大约发生在1972年，总理当时批评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很要不得！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说要向那些外宾说明真相，并向他们做检讨。

   当时批评的时候，我正好也在现场。总理还说：北京的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过去说雾伦敦，弄不好要成雾北京了。到了第二天，我把这个话向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做转达，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向那个石油化工厂也传达了此话。该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的职工大会上做了检查。事后该化工厂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后，该化工厂在污水处理方面一直比较重视，直到现在，该化工厂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想这和当初总理对该化工厂的要求与批评是分不开的。

   ■文/（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

长安野人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瓦尔德海姆那段动情讲话究竟是怎样的……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史哲／文

安大张东阁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长安野人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

长安野人

周总理的最后6个月-感动天地
1975年6月以后，周总理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他清醒的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是他依然顽强的工作着，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6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希夫妇，8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一行，9日签署《中菲联合公报》，建立外交关系，9日下午，坚持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情绪受到强烈冲击。6月16日，总理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写到：“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4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电疗。”又提到“我现在还禁（经）的起，体重还有61斤，务请主席放心。”当天凌晨总理接受手术治疗。仅仅一周后，恢复工作。7月23日，总理最后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在南门接见厅伫立“迎客松”画前，沉思良久。8月26日，已经再次入院的总理在病床上会见了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
总理住院期间，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是邓小平，7月初，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那时侯开始，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面一次。7、8、9三个月，两人谈话12次，此外，总理还经常约见叶帅、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成员。
9月以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扩散，医生禁止他参加一切外事活动和户外活动，4日的一份文件的批示中，字迹已经看的出总理的手有多么强烈的颤抖。9月7日，总理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又肯定的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贴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自然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告诉客人：“邓小平同志会接替我的工作，他很有才能。”这次会见总理只进行了15分钟。
9月20日下午，总理住院后的第4次手术，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汪东兴、张春桥等来到医院，他知道，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料，为此，手术前他做了三件事。1、要工作人员找来1972年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认看后签上自己的名字。2、在生死关头他把对管理国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了，进手术室的前一刻，他示意停下，问到：“小平同志来了吗？”邓上前后，总理吃力的握住他的手：“你这一年干的很好，比我强的多！”3、进入手术室时，总理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污蔑时的严整态度。在场的邓大姐要汪东兴将此情况转告毛主席。
为了减轻总理的痛苦，医生使用了安眠药和麻醉针（止痛），但剧烈的疼痛常使他浑身颤抖，总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术后在镇痛药也不能减轻疼痛的时候，他问医生张良佐“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啊？”医生流着眼泪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对台工作的罗长青同志应约向他汇报近况，15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痛的说不出话来，最后进入昏迷。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手术，“结肠造篓”以解决大便不通，但毫无结果，发出病危通知，7日，长时间昏迷的总理已经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停止呼吸。深夜11时，弥留中的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到：“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liyi

偶小时候的偶像
偶成年后敬佩的人

现在不追求偶像了
呵呵

庙里没和尚

感触！
都说中国现在腐败，为什么腐败？是社会环境还是自己？是你不去做还是怪别人不给你机会？
你说你没有主人翁感？你为什么没有主人翁感？是你没有去感知还是其他的什么？
社会是现实的而我们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一切都要以感情来维系那么就太可悲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主动的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什么犯了错误总说别人怎么怎么样？
好了～～～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独处超然、处人蔼然。
有事斩然、无事澄然。
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海之子

俺最欣赏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周总理！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