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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5 11: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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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
过勇
福特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和改善人类福利的私人慈善机构。它的宗旨是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
１.机构的发展和现状
１.１.福特基金会的发展简史
1950年以前，福特基金会只是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地方慈善机构。1950年后扩展成一个连续性和国际性的基金会。自创立时起，福特基金会一直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到1995年，基金会已经提供了70亿美元的资助和贷款，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资助的机构和组织已经超过了9000个。基金会的资金全部来源于一个证券投资组合，这个证券投资额组合最初始于亨利和爱德瑟尔·福特作为赠与和遗产而提供的福特汽车公司股票。这个基金会现在不再拥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它通过经营多种多样的投资额组合来支持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和运行，它和福特家庭或福特公司脱离关系已经多年。
１.２.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在1952年到1979年间，基金会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鳊和日本投入了4000多万美元，用以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在美国，基金会资助一些大学中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资助一些全国性的图书馆搜集中文图书资料，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现已合并）和亚洲学会。
自60年代末以来，基金会一直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提供捐款，这两个组织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0年，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活动逐渐超出了原来两个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围，扩展到一些重点大学、国务院和部委的研究所。这一时期，基金会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提高中国的学术和专业水平上。基金会的赠款用以资助在美国举办高级培训活动、学者交流、组织研讨班和讨论会。另外，项目的地域范围也扩大了，将主要的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包括进去。在1979年到1988年间，用于和中国有关的活动的拨款总额大约为1800万美元。
1988年1月，福特基金会作为第一批被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国际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地区办事处，项目范围逐渐扩大，资助的项目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
１.３.组织机构
福特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国际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由公司事务各个领域中杰出的人物所组成。董事们以他们各级职员的能力和资格进行工作，制定政策，授权会长和高级职员管理基金会资助的决策和实施。除了纽约总部之外，基金会还在非洲和中东的肯尼亚、埃及、南非、纳米比亚、尼日利亚，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巴西、墨西哥（和中美地区）、智利，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各地的14个地方设立办事处，由国际专业工作人员寻找给予资助的机会，与未来的资助对像合作，审查项目申请，并提出资助建议。
２.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２.１.资金来源
福特基金会的活动资金都来源于基金会自身所拥有的基金投资所得，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机构、企业或个人的捐款。截至1995年5月，基金会的证券投资组合达到了70亿美元，每年项目预算大约为4亿美元。约有35%的项目预算用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上。到1999年，福特基金会的基金总价值已经达到了118亿美元，增长非常迅速。这些投资基金由纽约总部负责投资投资，每年的收益大约在5-6亿美金左右。所得利润除了用于保护和发展基金之外，大部分用于项目的开展。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慈善机构至少要有5%的资金用于完成项目，否则不予免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福特基金会的资金用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最近半年以来，由于美国股市不景气，对福特基金会的收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可利用的资金受投资收益的影响比较大，在各年份之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福特基金会的预算分为三个部分：内部管理经费、基本预算和特项目预算。其中特项预算可以根据具体投资收益情况进行一定的调节。
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万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万美元。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其中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这些项目有三分之二左右是美国和国际项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海外项目。
近5年来，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平均每年的经费大约在1000-1300万美金左右。其中大约有40%用于与扶贫有关的生活资产建设与社区发展，40%用于促进和平和社会公正，20%用于教育、媒体、艺术与文化。
２.２.人力资源
2001年，福特基金会共有项目工作人员300多名，其中中国办事处有5名项目官员（不包括首席代表），负责人为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首席代表。5位项目官员中有4名外国人，1名中国人，而其他工作人员大都是中国人。此外，基金会还雇用一些服务人员。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项目审查、管理、监督和验收，一般不直接参与项目的实施。
在福特基金会工作的外国人都是一些专家，并且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5位项目官员分别负责5个领域的项目开展工作。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又是自己所负责领域的专家，因此很清楚中国急需资助的是哪些项目。
３.扶贫工作的开展
３.１.开展扶贫工作的原因
作为一个私人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将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和工作重点。它先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办事机构，希望能够为这些国家的反贫困工作尽一点微薄之力。福特基金会十分重视中国的扶贫工作，它认为，拥有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发展对其它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福特基金会早在被允许设立办事机构之前，就一直积极地参与中国的扶贫工作，开展中国问题研究。它认为，中国的扶贫工作迫切需要引入不同的研究方法，了解其它国家的经验，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交流。
３.２.从扶贫中得到的回报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都是研究项目，资助对像主要是国家部委、科研机构和高校。虽然这些项目成果中不可能反映出福特基金会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看法，更无法制定出对福特基金会有利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些项目本身影响比较大，相应地也扩大了福特基金会的影响力。
３.３.福特基金会扶贫项目的特点
福特基金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贫困和不公正。福特基金会认为，穷人的贫困是他们生活中全方位的贫困（收入、食物、健康、住房、教育和社会支持水平），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学术领域所分别针对的某一方面的贫困。为了解决扶贫工作和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自1996年起，福特基金会提出了“资产建设”的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认为：（1）贫困和不公正更主要的是源于缺乏经济机会和存在着结构障碍，而不是穷人本身的问题；（2）扶贫工作必须集中于决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和经济的多个层面，而不是光是收入方面。健康、教育和社区资源等也都很重要；（3）扶贫工作需要立足于改变旧有的结构，是它使穷人进行资产建设的机会受到限制，从而陷入贫困。
在这里，\"资产\"(asset)是指个人、机构或整个社会可用以消除或防止贫困的资源，是可以世代传承，而且有多种形式的资源。金融资产包括储蓄、投资、个人或公司财产，以及就业；自然资源资产包括土地、水、森林、牲畜等等；人文资产包括健康、知识、教育和技能；社会资产包括社会关系网、社会资本及充满生机的社区文化。
建立或拥有这种资产可以减少或者防止贫困，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或维持生计；在困难时期提供保障；为下一代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鼓励人们为未来投资。
特别是，扶贫工作不能单纯依赖于发展某一种资产，而是要建设\"一批\"这类资产。目标是使穷人为确保不再变穷而去开发这些资产。因而，福特基金会要帮助个人和团体获得这类资产，恢复和保护他们的资产，掌握、利用和提高这些资产的状况。
福特基金会从不亲自做自己的项目，而只资助其它机构开展一些项目，这样它就可以扬长避短，即不陷入到具体的事务中去，又发挥了在资金和知识方面的优势。
３.４.主要活动领域
（１） 政策方面。提高政策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的能力，使其能在推动痢疾建设和减少贫困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
（２） 基金会为致力于解决弱势和边缘人群问题的侧重于行动的研究和宣传组织提供资助；
（３） 基金会帮助从事扶贫工作的个人和组织进行能力建设，使之能为中国的扶贫项目贡献力量；
（４） 基金会资助制度和政府管理问题的工作，因为这样能符合当地的需要，从而在长远的意义上有助于减少贫困和进行资产管理。
４． 主要扶贫工作
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认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与许多国际性资助机构，例如澳大利亚援助局、英国援助署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机构比较关注于硬件投资，例如水利、道路、学校、医院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也主要用于硬件投资；而福特基金会更为关注软件投资，注重政策、知识、组织结构、能力建设，资助一些与培训、组织结构强化有关的研究型项目，致力于帮助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
除了提供项目资金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和关系，邀请一些国际著名专家参加各种研究项目。
自从1988年1月在北京开设办事处以来，福特基金会一直不断地资助经济、法律和国际事务领域的项目。与此同时，分析中国新的需要，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工作领域。环境与发展、生育健康两个项目是1989-1990年新增加的。这是因为，有必要找出长期以来影响边远地区贫困问题的原因，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解决生育健康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工作重点的变化，基金会在经济和法律等领域的工作已经逐渐展开。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公民已经感觉到了改革的许多社会影响。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变得更加明显。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政府的官员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经济改革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并不都是有益的，而且，绝大多数变革是难以理解的或难以调节的。在法律领域，尽管法制教育和法制改革仍然是重要的，但现在的关注点集中到加强法律的实施和法律标准的工作上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重要方面，即：（1）环境与发展；（2）生育健康；（3）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4）法律和权利；（5）教育。另外，还对国际关系和文化振兴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资助。
４.１.环境与发展项目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环境与发展项目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仅仅靠农业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完全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人们居住在环境条件很恶劣的地区，那里难以采用新的技术。国家的价格政策和购销政策可能对贫穷家庭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不利，而这些贫困家庭又缺乏得到受充分教育或健康保健的机会，这限制着他们利用可能出现的新机会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国，基金会环境与发展项目一直鼓励人们努力确定一个围绕导致贫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战略来解决贫困问题，在这个战略中，其突出的重点放在那些不适宜集约化农业发展地区的自然资源管理上。
在改革期间，政府一直谋略避免自己直接干预农村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但是，乱干预农民生活的做法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实现政府在其作用和职能方面的深刻变革，需要有关机构进行改革，需要新的手段，以便使它们能够更加创造性地应付所面临的新问题。意识到这一转变的难度，基金会就支持中国努力在贫困地区开发方面找到更具创新性的方法。
从环境与发展项目设立的那一天起，福特基金会就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些途径，通过这些途径，让贫穷和牌不利地位的农民能够清楚地表达他们自己的偏好、忧虑和为他们的未来所优先考虑的事情。基金会的资助已经支持过关于当地土地管理制度、妇女作为森林资源管理者的作用以及从农民观点出发的土地和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由于目前的体制结构在整体上难以支持从死板的行政计划向一个更加参与性过程的转变，基金会还支持努力加强对一些像农民协会等新出现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了解，这些组织尽管在农村发展领域中尚未成为重要角色，但在中国已经开始得到承认。
从全国、地区和家庭的范围来看，人们的兴趣都集中在森林资源上，而森林资源又往往是引起争论的源头。可以通过加强管理，使其为农村家庭和社区造福，使它们能够享有它，有能力利用它。在中国，已经有几种力量协同一致，促使森林资源的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越来越重视对环境价值和非木村林业产品的管理。随着土地管理的责任逐渐移交给农户，农民现在是森林覆盖面不断减少和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市场经济扩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提高了多种多样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对比较贫穷的农户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些体系中，森林资源意味着一个可靠的收入和安全的来源。随着林业从主要的技术性管理向包括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管理的转变，有关中国的森林政策和提供技术帮助和推广服务等问题刚刚开始被认识。由于农村中管理资源的人，特别是妇女，没有参与对不同意见的辩论，致使对这种转变缺乏理解，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中国西南部地区，那里的农民和村落享有90%的林地使用权。省林业局认为，只有通过对现有森林规划制度的实验、对产权和管理权的调整以及创造林业收益分配的新方法等途径，管理森林资源的可行战略才能逐渐形成（这类活动在其它许多国家已经被称作社会林业或社区林业）。
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正与云南、四川和湖南的省级和地方级的机构合作，研究是否能在正在进行中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水土保持的国家项目中采用社会和社区林业方法，这个项目也被称作长江防护林带工程。
福特基金会环境与发展项目在顺应新发展的同时，其注意力将集中在农业管理和农民生计之间联系的有关主题上，集中在服务于贫困社区的新农村机构的发展方面。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社区和资源开发项目有两类：一类是土地和水资源的管理，涉及到在云南、四川和贵州等省开展的研究、试验和培训项目，作为参与式发展的一部分；另一类是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研究项目。
４.２.生育健康项目
中国的生育健康项目致力于帮助制订更加适合妇女需要的政策和实践。为了改善性健康和生育健康，这个项目追求一种三足鼎立的战略，这三种所包含内容分别是：（1）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支持地方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加深对影响性健康和生育健康的社会、文化、经济、法律、环境和民族方面因素的了解；（2）帮助旨在促进不同性别的人们参与影响生育健康政策和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的社区活动；（3）促进对伦理和法律背景的讨论，因为性健康和生育健康项目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中国办事处支持的项目大多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不过有时也和其它地方办事处合作，以便解决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办事处的生育健康项目支持政府机构、研究所、培训中心和非政府组织了解和满足更好的生育健康需要。基金欠款支持过为解决问题而在基层所进行的试验，与此同时，它还资助研究项目、国际会议、出版物的印制、教育活动、媒介宣传、辩护与交流以及社区福利活动。这个项目还支持过能使妇女更好地维护自己健康、能够认识和满足逻辑性生育健康需要的活动，同时还鼓励男人在改善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活动。在支持那些早已确立的机构的同时，它还支持那些在生育卫生研窟、政策、辩护和提供服务方面作出有益贡献而精心设置的新组织，以此保持平衡。
这一战略确认健康是一生的影响所形成的，这些影响始于青春期之前，超越严格意义上的生育期。因此，基金会这一项目的资助并不仅仅限于对生死和避孕问题的关注，对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给予特别的重视。
所谓行动研究，顾名思义，它具有双重目的，即分析健康条件和检验为改善这些条件所采取的行动。整个基金会范围内的项目战略是将关注点明确地放在对健康至关重要的明智而负责任的性生活上，除防病之外，也包括对性健康的教育和研究。另外，由于健康与幸福是靠生活、权利、信息和服务来造就的，因此，生育健康问题要放到中国更大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去研究，并把它与中国办事处其它项目结合起来通盘考虑。
重点在于解决紧迫政策问题的研究项目包括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从事的三省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宗旨是更好地了解男人参与计划生育服务的情况；昆明和上海医科大学所从事的关于云南省贫困农村地区获得生育健康服务机会的研究；基金会和卫生部联合组织的艾滋病预防区域研讨班，以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提出预防传染病的对策。
社会福利活动是生育健康项目的另外一个重点。例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云南省分会利利用基金会的资助加强北京和昆明的性健康和计划生育咨询工作，并提高云南农村社区健康和生活的积极性。
有关生育健康伦理问题是通过支持参加国际会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项目来处理的。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关于性和生育健康、艾滋病预防和计划生育的伦理问题研讨会，提出了有关政策和实践的准则。基金会项目还资助中国有关人员参加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以及其它讨论生育健康问题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大会。
基金会还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性健康和生育健康教育的开展和媒介传播工作，其中包括艾滋病预防，并和国际研究组织，媒介集团和非国家组织的技术援助相结合。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开展的生育健康项目主要包括四类：1）对国家部分、研究机构和有关社团的部分工作人员进行的社会科学和研究培训；2）全国妇联研究机构等单位的社会参与研究项目；3）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机构的信息传播和公共教育项目；4）全国妇联的道德、法律和政策分析项目。
４.３.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
中国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资助旨在促进有关人类福利、环境的永续性、良好的政府管理和人类成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基金会工作人员深信，实现这一宗旨的最佳途径是激发那些生活和工作在最接近问题场所的人们的积极性，促进非营利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保证各种社团和平民百姓的参与。
认识到新的机遇和考虑到逐渐演化的中国工作的重点，基金会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致力于三大相互联系的战略，以处理中国经济转换期间出现的问题，这三个战略是：1）支持关于改进主要改革政策--特别是在经济保障领域的改革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的研究；2）对影响贫困群体基本需求的社区级干预提供帮助；3）支持旨在通过加强政策顾问与政府以外学者之间的联系，扩大政策透明度的举措。把重心放到经济保障上，或者叫脱贫上，那就需要对特别受影响的社区需求进行评估，找到帮助这些社区应付他们自己问题的方法。这就要在受影响的群体、分析者和政策制订者之间创建一种新的、信息更加灵通的伙伴关系，而这种伙伴关系反过来又能鼓励公开的、多种多样的、多元化的辩论与辩解。
基金会已经资助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些合作项目是由著名的中国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与其国外同行们共同从事的。资助这些项目并不仅是因为这些项目本身的价值--这些项目中有不少直接与重要政策的制订有关，而且还因为通过这些项目能提高中国参与者的技能与知识，有利于确立他们和国外同行之间的联系。
近来，为了更好地充实以经济保障问题为重点的综合性项目的研究，对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的集中点进行了收缩。最近，资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资助了复旦大学对乡镇企业的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资助了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关于北京、上海乞丐和乞丐村的调查。
为了帮助特别受影响的社区提出他们的问题，基金会的经济项目已经开始扩展到几个不同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社区：收入支持系统之外的群体，（在城市周围的）外来农村移民社区和他们原籍村落，以及大批村民外迁后仍然留在原村落的贫困妇女。这些介入的目标是现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巨大的空白点和正式行政管理制度之外的社区。基金会正在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扩大河北省易县贫困农村妇女金融中介活动，并计划将试点扩展到河南，还可能到云南高原地区。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研究项目支持着一系列针对移民社区的出现、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政策的变化、劳动信息和交流服务组织的发展以及对遗弃村落影响而采取的举措。
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项目还通过创建政策制订者、学者和其他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之间的新联系途径，以促进增强政策透明度的工作。在这方面，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吸引在国外受过培养的中国学者回到中国教学或研究交流。另外，还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招聘到了国际上受到最好教育的中国分析家和国内知名的同行从事对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水平。这方面的其它工作还包括支持由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经济研究资助，这项活动的目的是吸引在国外培训的中国经济工作者在中国政策研究机构从事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项目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项目，包括在北京召开关于国有企业在调整过程中如何利用外交的研讨会，乔治·华盛顿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关于大众对不公正的感觉程度的调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农村养老金试验管理水平的检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民工安置和协调项目，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政府结构和职能研究项目；另一部分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项目，包括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公共政策分析项目。
４.４.法律和权利项目
法律和权利项目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努力通过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实行法治，建立一个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公正地实施法律的法律制度。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深化和巩固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需要，而且还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认为，他们的法律制度应当体现公正与公平。虽然大多数法律项目是在北京开展的，但基金会也资助了中国其它地方的有关项目，并鼓励北京以外地区的人提出申请。
培训有前途的法律方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是法律项目的早期重点，而且对基金会来说这项工作仍然是很重要的。为了帮助中国重建法学教学队伍，更新“文化大革命”法律空白期后的法学课程，基金会在1983年主要资助建立起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接触西文同行的机会大大增加，基金会计划减少对交流项目的资助，将重点放在针对在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项目上。另外，基金会还对关于法学课程改革、教学方法、法律学生的专业培训和扩大妇女法学教学人员等方面的项目感兴趣。
90年代，法律项目的重点集中在强化法院系统和其它主要法律机构，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上。基金会愿意资助的项目包括：富有创造性并注重实践的法官和其他法律官员的培训活动；有关法庭管理技术和司法程序的研究；继续法学教育；司法交流和旨在帮助中国法院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复杂的需求的项目。
基金会深信，有效的专业化培训不仅能使执法人员更深入地掌握有关法律，而且还能强化他们依法办事的责任心。实践性的培训重于纯理论的培训。另外，这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作用，基金会越来越趋向支持在本国内举办的培训活动，而不是送人出国培训，因此将提供资金邀请外国专家来华参加这样的培训活动。
法律项目工作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鼓励更有效地使用中国法律来保护公民的权利，阻止滥用国家权力。有关权利保护的法律项目一般分为以下三大类，即以加强特定法律实施为目标的工作；旨在为那些经济和社会上地位低下的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对行政法、宪法和人权法之间相关领域的研究。
基金会提供资助一些社团采用创造性手段--大众戏曲连环画、在农村为农民和地方官员举办的培训班等--教育农村妇女了解她们自己合法权利，怀此同时，还专门为当地法官、检察和公安机构举办跨专业的培训项目。另外，这个项目还资助了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服务中心和专门为农民、穷人、妇女和残疾人等社会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诉讼代理的法律组织。
作为对这一重实效、重行动的权利工作的补充，基金会还资助一些研究项目，特别是在人权、宪政和行政法领域的研究项目。基金会还有兴趣资助有关法律制度改革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各种法律机构的组织和职能，执法不力的问题，法律人员的招聘和培养。
为了适应中国人使政府更加对公民负责和增加民众对政府决策介入日益增长的兴趣，法律项目正在扩大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立法程序研究工作的支持。基金会已经支持民政部监督建立通过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这是中国向乡村自治所迈出的第一步。
1999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法律和权利项目有：1）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公正和法律服务供给研究项目；2）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Foundations）等单位的慈善项目。
４.５.国际事务项目
自从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整个8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培养一支解释外部世界和中国如何与之打资产的国际事务专家队伍，基金会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国际研究的项目上。这个项目和基金会资助的其它工作一起，为中国学者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提供了奖学金，在中国组织了国际研究的培训活动，资助了国际会议和政策对话。
这项工作的开展，旨在帮助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中国学者、政策研究所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之间建立多种联系。随着这些联系的发展，提供资助的渠道也就越来越多。由于对基金会资助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办事处的项目开始更加特别地集中。将来，基金会的工作将集中在两个领域上。
在最近一些年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受到很大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和发展本地区安全结构和机制的必要性。亚太地区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数众多、层出不穷的领土纠纷和其它争端，以及美、日、俄、中力量的变化等等，都表明在这一领域继续研究的重要性。另外，纽约的国际事务项目也已经资助了一些有关和平和裁军的活动，这些活动与中国的组织和研究人员有关。在可能和适宜的情况下，中国办事处将努力把这些活动和它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第二领域是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关系的变化。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诸如原苏联的解体和越南发展与东明之间的关系等大事，中国与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一种新的，有时是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化。基金会希望能够支持与这些关系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保证中国人的各种意见也能在有关的区域和国际对话中得以发表。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的人权和国际合作项目有：1）中国社科院的人权、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2）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等单位的和平和安全研究项目；3）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
４.６.文化振奋兴项目
到目前为止，基金会关于文化振兴方面的重要活动，是资助旨在振兴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艺术与文化的项目。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使云南一些有关的学习和培训中心能够了解亚洲其它地区和西方世界的少数民族同期的艺术。这个项目包括旨在促进云南少数民族艺术世界中的著名人物直接和国外同行接触、交流、讨论、研讨会和其它活动。在中国方面，从事这项活动的主要机构是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博物馆。在美国方面，这个项目是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这项工作的未来方向将包括扩大项目的范围和试图将更多的工作放到农村地区去。
将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将探索把文化工作和它在中国的其它工作--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和生育健康方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基金会愿意支持有利于公共政策的辩论,授权当地群体管理他们自己的文化资源、扩大并新生文化渊源知识以及利用文化艺术资源来帮助实现项目目标的工作。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中国民俗摄影学会和一些大学的国际交流项目。
５.扶贫项目管理
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影响，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项目官员们采取了以下一些策略：
在每个项目领域，资助的机会根据明确限定的项目目标和战略来确定；工作人员对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性别和环境，寻求跨领域的合作；基金会一直鼓励在所有社会部门--基层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以便能针对某一组问题提出多种观点。
对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紧迫问题和将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给予特别的关注。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确定由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负责。包括由1个代表和5个项目官员组成的国际性的工作班子负责项目的筹划。这些工作人员在办事处项目领域的范围内，寻找良好的机会，仔细地评审资助申请，并和未来的资助对像一起开发项目，提出资助金额。从1988年1月办事处开设到2001年9月，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总金额达128200564美元。
５.１.项目申请
根据美国有关私营慈善机构乘法的规定，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活动必须属于慈善、教育、文学或科学的范围。
就收到的大量值得研究的项目建议来说，基金会的资金是很有限的。因此，它资助的范围仅限于那些可能会产生广泛影响的项目。基金会的大部分资金用以资助包括大学、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单位。资助的资金可以用于特定的项目，也可以作为一般性资助。基金会不向在校生提供奖学金，也不为纯粹满足个人或当地的需要提供资助。基金会不资助支付任何机构的日常经营费用，不支持政府或其它机构已提供资助支持的项目，不资助建筑物的建造或维修费用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的开发性费用。
所有的资助是根据项目建议的好坏和这些项目对提高基金会的项目目标的潜力来确定的。基金会的资助可以用来提高地方从事关于重大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加强关于政策辩论的分析和经验基础；明确政策试验的步骤和特点，以便在其它地方实施；支持政府机关和机构在改进其社会服务、政策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创造性的努力，促进建立一个有实力、形式多样的非政府组织部门。这个部门可以通过研究、培训、基层试验和辩护来反映社区划级的问题；扩大开展社区范围的服务；鼓励特别受影响的群体和社区对他们自己的需求作出反应；支持政策制订者和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基金会没有一个标准的申请表，欢迎申请者写信询问，以便确定基金会目前项目的重点和现有资金是否能够考虑某项特定项目的计划建议。如果开始得到的反应是赞同的，基金会将请申请者提交一份项目建议，建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组织机构的背景材料（名称、地址、历史、合法地位、主要资金来源和目前活动等）；2）对项目建议中提及的问题或机遇的背景和来龙去脉的解释；3）项目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特定目标以及项目建议的理论说明；4）对申请资助的特定活动的说明，包括参与人员和活动时间表；5）项目的预期效果和成果，包括对目标群体的影响以及评价这一影响的方法；6）详细预算，包括期望从其它渠道得到的资金。
基金会在其资助的确定和内部政策方面支持广泛而明确的行动目标。在评价项目建议的时候：未来资助对像组织为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提供的机会也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在项目建议书中应当详细说明妇女和少数民族人员所占比例和不同性别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的具体数字。
所递交的申请将在整个年度中考虑。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可期望在一个月内得到一个初步的意见，说明该项目建议是否在基金会的项目兴趣和预算限制范围之内。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都具有如下特征：强调受影响人群的主动参与；促进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资助前沿性研究，惧住处寻求对问题更深入的认识；向实际操作者推介新方法，进行能力建设；帮助机构和政府提供工作质量，通过更多的参与和协商机制，更直接地解决当地问题。
５.２.项目实施
福特基金会并不是通过直接参与实施项目来实现上述目标，而是把资金交给具有资产建设能力的组织，由它们来具体实施。组织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地方社区组织、从事项目实施和宣传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和培训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福特基金会通常与多家组织机构共同工作，强调就某些领域开展多个机构间的合作关系。
５.３.项目监督
项目开始实施之后，项目执行单位每年都要提交一份报告，汇报项目进展状况和财务报告。项目完成之后，还需要提交一份总报告。由于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对像大都是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国家机关，他们一般都具有比较良好的信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福特基金会的监督压力。福特基金会对项目单位最大的特约力量在于今后继续合作的潜力。
如果发现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项目确实进行不下去了，福特基金会将会和项目单位进行磋商，对项目进行调整，延期或者取消。项目执行单位应该返还资助款。如果项目单位不接受福特基金会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福特基金会怀疑项目单位在项目招待过程中有挪用和贪污的嫌疑，会借助法院进行处理。但据华安德介绍，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５.４.项目评估
福特基金会决定资助一个项目之后，将和项目实施单位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项目失败。项目实施单位需要在项目开展期间提交中期报告和报告，但福特基金会对这些报告的要求产不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对项目的进展情况一直比较了解,没必要做一些形式上规定。福特基金会主要对项目的财务状况进行一定的监控，有时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来进行一定的制约。
６.外部关系
６.１.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大部分是政府部门（包括国家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人民团体和一些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资助的项目主要是达研究课题、举行研讨会等。由于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本身具有比较高的素质和一定的学术背景，与合作单位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也经常被邀请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发言，介绍福特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一些成功经验。因此，对于合作伙伴来说，福特基金会不仅仅是项目资助者的角色，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术合作伙伴。
６.２.与挂靠单位的关系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对口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因此福特基金会资助哪些项目不需事先经过它的审批，这就大大提高了项目审批的效率，也给了福特基金会更大的自主权。但是每年福特基金会需要向社科院提交一份资助项目的清单。在确定资助哪些项目的过程中，福特基金会也比较注意不资助那些比较敏感的项目。因此，福特基金会和社科院双方保持了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
６.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由于福特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其它机构开展项目，因此并不直接面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当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时候，福特基金会作为资助方不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但是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的活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限制。从福特基金会自身来说，它比较注意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他们能够在中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
７.发展前景及困难
福特基金会从成立至今已经有了65年的历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也经过了13年。无论从内部管理、资源利用、项目管理,还是从处理外部关系方面,它都积累了许多经验，越来越成熟。目前,基金会已经在全球建立了起了非常庞大的网络，这非常有助于它将其它国家，特别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在扶贫工作中所总结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来，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不断探索作出重要的知识贡献。
华安德认为，福特基金会在工作过程中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他对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自从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来，福特基金会也在不断根据中国的实际需求调整它的工作努力方向。为了加强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项目资助力度，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刚刚到任了一位项目官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务。福特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在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１．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99. The Ford Foundation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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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5 11: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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