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南三省NGOs-2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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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事物的生长是需要土壤并受周围环境环境影响的，川滇黔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孕育了这西南三省NGOs 的不同性情文化……



云南，中国的NGO摇篮

文/韩咏虹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上周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肯定环境NGO（非政府组织）对推动政府解决问题有独到的作用，并表示政府需要通过立法以保护NGO的权益，帮助NGO成长。
　　这番表态，是在经过前一阶段的阴霾后中国NGO的地位与合法性再次明朗化。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人士向本报透露，中央对NGO的态度，从观望、防范、怀疑，到现在的积极合作，期间是经过了一段深入调查。
　　他说：“中央终于认识到NGO不妨碍和谐社会，而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
　　而说到中国NGO最活跃的地区，云南肯定名列前茅，甚至有人称它为：中国的NGO摇篮。
　　有关云南NGO的数量，目前并无权威的统计数字。但据云南环保界人士估算，云南地区的注册NGO总数超过100家。其中一些是政府部门或官方学术机构的下属单位，也有纯民间的草根组织。
　　云南NGO不仅多，影响力也大。过去几年里，中国境内NGO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地方，一是北京，二就是云南。
　　2004年NGO对云南怒江和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的质疑，使一座两库十三级的大水库建设工程紧急搁置，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决定对重大水坝开始进行社会影响评估，这些都被认为是草根NGO的阶段性胜利，中国NGO发展的里程碑。
　　在5月底、本月初，本报亲自到了云南，试图探访NGO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中，发挥社会纽带的作用，以及云南NGO活跃的原因。
　　多元，所以有空间。据了解，NGO在云南之所以活跃，与当地民族、文化、地域、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云南共有26个民族，民族数量居中国各省之冠，总数占了中国官方统计的民族总数将近一半。由于许多少数民族仍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云南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牢牢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
　　其次，云南地域与物种的多样性，在国内也堪称一绝。云南省内南部属于亚热带气候，北部属于温带气候；有海拔5500米的玉龙雪山，又有怒江、澜沧江等流域地区，复杂的地域形成缤纷的生态环境。



“山高皇帝远”
　　这里又是金三角毒品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去年，云南西部边陲与缅甸一衣带水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被媒体揭发为毒品与爱之病的重灾区。在云南与缅甸、寮国、越南接壤的4061公里的边界线两侧，跨国儿童拐卖、野生动物走私活动频繁。
　　事实上，犯罪活动猖獗的背后，往往有贫穷与落后的因素作祟。过去十多年来，经济与旅游业的发展，在解决部分问题的同时，又添上新问题。商业与旅游改变自然生态，生态转变影响少数民族生计，继而造成农民失业、流浪儿童、犯罪等等问题。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多样性，使任何一种一刀切的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为 NGO的工作创造广阔空间。
　　当然，云南“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位置，不论在实际上或在心理上都给国内外的NGO的工作与生活，造就了相对宽松的外部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察NGO在中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观察其公益作用，而是观察中国基层自治与公民社会的进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然走出了计划经济的体制，但在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领域里，执政党与政府仍然包揽了绝大部分决策。这时候，NGO的作用正是发展政府、市场、公民社会这三“足”中的第三“足”。
　　也因为如此，NGO与政府的关系往往变得极重要而敏感。尤其在环保的议题上，环境NGO维护社区生态和在地住民利益时，难免与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同时又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
　　云南一些资深NGO人士向本报透露，去年下半年，北京政府曾下令国内的NGO重新注册，并对各NGO进行检查，一些NGO团体最终被取消了注册资格。中央政府顾虑的是：源于西方的组织形势，是否可能发展为在中国挑起“颜色革命”的力量，威胁执政党的统治？这层原委在国内NGO界内广为人知。
　　今年以来，中央对NGO的管理出现了明显改变。据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负责人于晓刚博士告诉本报，近期“大众流域”的上级主管单位对他们的管理较过去主动，要求汇报的次数更多。
　　但他说：“我们欢迎这样的互动，让他们多了解我们的想法。”



国际NGO：我们只是客人
　　云南具有影响力的NGO组织有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大众流域”、NGO发展交流网等。经过数年的发展，NGO的工作呈现相当专业的面貌。在扶贫、环保、文化保护等方面，形成一套与社区住民／少数民族互动协商的基本机制。
　　此外，国际大型NGO与慈善机构如世界宣明会、乐施会、福特基金、救助儿童会等也在云南做了大量工作。
　　和国内NGO相比，国际NGO虽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他们的活动空间与自由度其实不如本土同行。
　　1983年即进入中国，目前在贵州和云南等地设有驻点的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SIL)奉行的是正谨言慎行的原则。该学院（云南省）副主任苏汉基 (Chris Stokland)受访时说：“我们是客人，这必须是我们工作的基本观念。”
　　他表示，国际NGO因触发中国条例或禁忌而被取消居住资格的个案，并非不曾发生。记者发现，国际NGO更倾向“低头工作”，对接受媒体采访的积极程度，也不及草根NGO。
　　据观察，国际NGO的工作更多集中在扶贫、救济、卫生宣传等公益性较强的领域。而在环保这类涉及重大公共政策的工作领域里活跃的多为中国本土NGO，尤其是势单力薄的小型草根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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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NGO，石头缝里的公益圈

文/苏苏

这样的话题，怎可漏掉“成都NGO”？论数量，它据全国第二，国际驻蓉NGO已逾二十，本土NGO数量也超过了一百，成都志愿者的官方统计数字是“已突破40万”；说影响，它驰名全球，引得WWF（世界自然基金会）、AAF（亚洲动物保护基金）、 WI（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开发中心）纷纷“进驻”，国际小母牛的中国总部干脆就直接设在了成都；算繁盛程度，它更像是石头缝隙间的小草，以旺盛的无所不在的生命力，填补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

相比成都其它的圈子，成都的NGO圈多了一些随意性，这种随意不是散漫毫无边际，而是，圈子里的人像，是作为志愿者现身的，另一副面孔。或者白日，是衣着光鲜的财务经理，夜晚，则成了“助学组织”的召集人；又或者，是政府的水利专家，稍一转身，就成了周末“水危机讲座”的义务讲解员。变化的是人前的身份，不变的却是承担的那份责任。
旦凡周末，盛大的NGO聚会势必登场。锦里的巷落，川大的操场，浣花溪的河流会馆，岷江东路39号的CI（保护国际）会议厅，哪一处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扶贫的，助学的，环保的，关爱的，每个主题，都会聚集一个圈子。看得见的，是集众人之手，扶助的那个山区少年，是得到保护的锦江上游那片河流，是给人大提交的那个或许会影响决策的提案，看不见的，是圈子里志愿者付出的汗水，以及日益丰盈的内心。

借培训的名义，将圈子扩张到底
坐在川大那间只有五六个平方米，既充当白天办公，又兼作晚上作息的“办公室”里，刘杨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来自各个组织的邮件，既有川内的，又有川外的。川外的多是活动信息交流以及拜访请求。川内邮件内容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某培训会内容整理”，另一种则是“新培训会信息公布”，刘杨可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或爱好来选择是否参加这样的培训会，她也可以将这样的邮件转发给可能会感兴趣的其它人。
这样的培训会，实际上是一个个或小型或庞大的NGO圈子聚会。聚会上，刘杨会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观鸟会的“老板”杜科，华德福学校负责有机农业的胡伟和，PCD的唐友德……出勤最高的当属西南民院“小蜜蜂”，主持人现拉也来得及，因为这样的培训并不拘泥于形式，况且，圈里“卧虎藏龙”者比比皆是。当然，每次都有新面孔，当新面孔逐渐变成老面孔时，刘杨收到的邮件也多半变成“转发”了。
转发邮件”是成都NGO圈里的潜规则，邮件内容一般是关于周末某个“主题讲座”或相关交流活动，由主办的NGO组织发出，邮件末尾会注明“为了让更多人分享交流会的成果，请将此邮件及时转发给你认为感兴趣或适合的朋友”，如想参加，只需在收到“转发邮件”时，应要求给主办方写个“参加回执”就可以了。
成都NGO的圈子就在这不停的“邮件转发”和“培训交流”中逐渐壮大起来。褪掉鲜亮的外表，一颗淳朴向善的心，已足够将这个圈子里的人衬得光彩照人。悠闲的成都，也正是有了这些爱心圈子的存在，变得不再那么散漫和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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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冬：贵州NGO/NPO发展现状介绍

资料来源：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贵阳交流会资料

贵州在中国西南，地处内陆，战略地位不突出，反映到日常生活中，贵州的变化很小。东南，西南基本为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西部由于长期过度开发，石头化比较严重，导致农业无法发展。其次，黔西也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在贵州，山地约占60%，平原很少。总人口3870万，在西部算是人口密度最大的省。90年代开始，国际机构开始在贵州实施发展项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民间组织才开始在贵州发挥影响。贵州大部份地区比较贫困，最近几年贵州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在全国排10多名，但是人类发展指数始终较低。由于处于长江和珠江的上游，因此国家将贵州定义为生态屏障。近几年来，生态恶化境况较为严重。主要是由于经济发涨的原因。贵州的贫困严重，返贫比脱贫多，基础设施不健全，因此对民间组织有很大的需求。

基于以上情况来观察贵州的民间组织的发展。至2004年登记的民间团体为2826个，并且增长很快。例如2004年增长632个。最近几年，按照不同的服务特点有以下几种分类：1）农民技术协会，但是这些协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和力量比较差。2）农民自我发展组织，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民的权益而组织起来的。3）关注城市若是全体的NGO。4）关注农村发展的NGO。以下是一些有代表的例子：黑山羊养殖协会，由于其所在的村全为麻风病人，需要疗养院。因此，养殖协会的大部分资料来自这个养殖协会。中药种子协会：当地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协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保护会员的权利和推广产业的发展。

还有就是一些正在转型的单位（往NGO的模式发展）。其大多是在国家行政单位中出现的。由于得不到国家资源的资助，他们通常靠提供一些服务来维持机构的运转。这些单位，一但转型成功，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受过正规的培训，跟政府很多民间机构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源充沛。还有一些发展协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关心下一代协会，其工作人员多为一些退休的老干部。贵州的民间机构的作用主要就是关注贵州的弱势群体，他们做事很有毅力，无论多艰苦都有始终坚持，而且大多都关注具体的方面。

目前，总的来说，贵州民间组织的影响力还比较小，资金少，工作技巧弱，在机构管理方面，缺乏专门的人员。目前的政策规定，在注册民间机构时，需要找个主管单位作担保。但是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怕担责任，所以这项政策严重阻碍了民间机构的发展。

朴犷者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NGO比较多，自助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