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君：NGO的出路与公民社会的成长

伊枫

摘要：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公益远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氛围，NGO群体全凭着理想和责任在做事。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影响较大的NGO，它们的领导人有着很好的社会背景，不靠这个职业谋生。但如果公益事业完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极其不可行，因为像这样的人太少，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要长期做，怎么生存?公益是国民义务，中国NGO的出路和公益事业的推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


　　一


　　我做乡村工作至今已11年。在此之前，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经常参加各种论坛和会议。大家都在谈问题，但是渐渐地我觉得这样意义不大，因为对于基层来说，它们最迫切需要的是解决问题。那时中国的NGO刚刚起步，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人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画一些环保宣传画，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接触这个领域。1999年，我走进北京延庆县堆舀石村，开始参与“地球村”项目。


　　1.堆舀石村试点的失败与反思


　　11年来我做乡村工作的经历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从1999年到2002年做“地球村”项目，当时我是堆舀石村基地的负责人。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再来看堆舀石村，项目就不成功。我做为项目负责人，那就是我做得不成功。今天，很多NGO实际上还在重复着这条路，就是说NGO在的时候，项目做得很成功，一切井井有序;但当NGO走了以后，乡村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在堆舀石村的那几年，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从1600元增长到了3000～5000元，村里的垃圾分解、回收、资源化都做得很好，当时在国内影响也很大。而2002年我们离开以后，这种模式就不存在了。人们仍然在说它辉煌的那一段，却没人关注它很快又回到了起点。


　　对于这个转变，我感到很痛苦，因为几年中那里的农民是跟着我们一步一步、非常艰辛地走过来的，最终却又被送回了原来的状态。我反思了很久，总结了失败的几点原因：第一，我们做项目的过程中没有传授一套方法给村干部和农民;第二，对农民素质的培养做得不够，没有把他们的理念和习惯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第三，我们一直在按城里人的思路，本着“地球村”项目要完成的目标来做事，实际上我们是主体，农民是在围绕我们做事、为我们服务，所以当我们走了，主体也就不存在了。


　　2.“五山模式”的摸索与形成


　　带着对堆舀石村试点的遗憾，我想，有没有可能再找个点试验?我的第二步，把点选在了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的堰河村。做五山项目时，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谁是主体了——村干部和村民才是主体。而在农村做事，其实只要把家长(村干部)的工作做通了，村民基本都听家长的。我打过一个比方：对于农民来说，村干部就是亲妈，如果我们去了以后把村干部晾在一边，让县和镇的干部来管他们，就等于是把亲妈赶走了，给找了个后妈，那肯定不行。所以主体明确之后，我们就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我们要做的，主要是制定一种发展思路;在想办法让这种思路落地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辅助村干部来完成工作。所以，做五山项目时我们充分尊重了村干部的意见，所有事情都是由村委会先提出想法，我们再进行调整。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另外，在做“地球村”项目的时候，由于我们来自城市，所以我们是按照城市的理念来建。到五山之后，通过对那次不成功的原因的反思、剖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定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此我们开始琢磨，什么叫“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等等。边试验边总结，堰河村一步一步往下做，逐渐形成了“五山模式”。


　　刚到堰河村，村干部就跟我讲：我们这个村多少年都是“望山山秃头，望水水断流，望人人发愁”;收入主要靠茶叶，但茶叶也不好卖，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说，你们要想把茶叶卖好，就一定要做一件跟茶叶没关系的事情——先把村里的环境卫生弄干净。因为当时的堰河村到处污水横流，简直没地方下脚，有的人家垃圾堆在门口，人都快跨不出门了，树也被砍得一塌糊涂。而茶叶与环境、茶叶与文明是不能分割的。村干部很怀疑，说：“卫生搞好了茶叶就能卖出去，这是什么道理?”我就让他把村里的人家排一排序，干净的排十户，贫穷的排十户，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结果一看，干净的人家经济情况都不错，而贫穷的人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脏”。我说，道理是一样的，你们村变干净了，就能跨入富裕的行列——第一年把垃圾问题解决，第二年肯定就会有人来你们村庄吃、玩、买茶叶，因为别的村都脏，只有你们这里最干净。他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说那就试试看吧。我们与村民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选定先搞好垃圾分类。做垃圾分类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大家都形成一个共识——咱们村跟别的村不一样，家家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忙，这种感觉在无形中就会让村民形成一种凝聚力。


　　垃圾分类很快做了起来。刚开始村民很不习惯，但六七年下来已经做得非常好，不分反而不习惯了。每家门前两个桶，干垃圾、湿垃圾分别放在不同的桶里;可燃烧的垃圾如厕所用纸自己烧掉，因为这部分很少;干垃圾拉到垃圾池里，按纸、布、塑料等等分好，过一段时间就有人买走;湿垃圾还田，或者喂鸡、喂猪。这样村里就没有垃圾了。现在，堰河村刚会走路的小孩拿着垃圾就知道往哪个桶里放;选村干部的时候，村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必须坚持做垃圾分类才选他。村里的妇女经常对不讲卫生的人说:你怎么和城里人一样，垃圾到处乱丢?


　　由于树砍光了，山洪爆发把路、桥都冲毁了，所以修路修桥也必须提上日程。但那时正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村里没钱。村支书问我，没钱怎么做?我说可以做。城市是一个用货币交往的社会，而农村是货币、人情、实物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交往的社会，正因为这样，在农村要完成一件事，它的成本运作三条线都走得通。农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什么都讲求公平。没钱，那就集资，家家都出钱、出劳动力，这样不就公平了?中央有文件，规定农民出义务工一年不能超过十个，我就跟镇委书记讲：农民搞自家门前的卫生，不准他出工，中央又不给拨钱，根本没道理嘛!镇委书记觉得我说得有理。于是由政府出水泥和黄沙，村民自己出钱、出义务工，开始整治村庄环境、修路修桥。2003年到2006年，堰河村每户村民出了260多个义务工，算起来得多少钱!在那三年里，政府基本没拨钱，完全是靠村民自己把事情干成了。


　　村里一直没地方开会，所以村民想建一个大会堂。我跟他们说，一年不就开几次会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建一个房子呢?于是村干部就号召大家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举动：每家都到河里摸一块石头，往村中的一片树林里摆成一大排，以后开会就挑不下雨的时候来这里开，这里就叫“村人民大会堂”。会堂“建”好以后，中央领导和湖北省委书记来视察，也在这里开会。大家都知道堰河村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会堂”，就是每一块石头代表一户人家，开会时大家就坐在石头上。


　　很多人问我，你在五山做的工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自己认为是改良土壤和建筑梦想。因为土壤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破坏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毁了。堰河村从2003年开始，茶园就不用农药化肥，是中国较早进入了有机农业的村庄。我曾经说过，堰河村要做到什么程度，茶叶就能卖出大价钱呢?要蝴蝶、蜻蜓随处可见，清晨能听见各种鸟叫，夏天的晚上有蛙鸣、有萤火虫在人身边飞舞，这是城市人的梦想。这种情景在2007年就已经完全实现了。现在的堰河村充满了田园农村的意境，电影《茶色生香》就是在那里拍的。我去的第一年(2003年)，他们的茶叶是三五十块钱一斤，第二年就卖到了1200元，现在是将近1980元，最贵的3000多元，还很难买到。


　　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光给予还不行，同时一定要对他们有要求。堰河村建立村规民约时，村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他得、什么不该他得，我们都跟他们讲清楚，并要求他们遵守。现在农民上访的情况比较严重，但堰河村从2003年到现在，几乎没有上访的，连打架的都没有。正义感扶持起来了，邪恶的东西自然就下去了。


　　总体上说，五山项目的第一阶段(2003～2006年)是做生态环境整治，先生活后生产;第二阶段(2006～2009年)是把茶叶做出品牌，边生活边生产;第三阶段(2009年后)做旅游，先生产后生活。可以说，这是把常态的发展模式颠倒过来了。当我们把生态做好之后再回过头来做工业，这时候的工业是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少了很多污染。现在很多做茶叶研究、加工、销售的都到五山来了，台湾的一个太阳能公司把全村的路灯都换成了太阳能灯。堰河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生产方式的改善、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等等，渐渐形成了“五山模式”。


　　五山项目在2009年算是结束了，但当地政府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当地已经换了三任镇党委书记，两任县委书记，两任市委书记，到现在依然和“绿十字”保持着很紧密的合作关系。“五山模式”目前来讲是成功的，但是它下一步的问题在于，“五山模式”主要还停留在堰河村的概念上，对周围村庄的影响不是很大，没有推广到一个镇。这和我们当初的定位有关：制定目标时只定了堰河村的小目标，而没有定五山镇的大目标，所以镇的建设落后于村。


　　3.问安镇的新起点


　　带着这个遗憾，2009年底我们又开始去做枝江市问安镇项目。从1999年到2009年，我们都是在村和组进行乡村实践，在农村工作时间长了，我们也形成了一些基本方法，于是就想做一个比“五山模式”更大、更系统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因为做项目，我们最关注的是它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光落点成功了还不行，如果不能复制，不能成为经验，价值就不大。


　　问安镇的项目需要从生态系统、村民自治、文化教育、建筑艺术、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着手，是NGO与政府的一次全方位的合作。新农村建设的试点镇如何做?我一直在考虑村与乡镇的区别。一个村大概是1000～5000人，而问安镇有4.6万人，100个村。过去我们面对一个个村，只要了解农民，教给村干部基本做法就可以了;而现在面对乡镇这样一个大得多的“系统”，要怎么办?过去做五山项目，是以堰河村的小目标为主体;而现在做问安镇项目，首先得定好全镇的大目标，然后再分解成小目标——这两种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绿十字”做村的试点只需要几个人，这回做镇的试点，难度、强度大多了，得多少人啊!别无他法，只能依托政府的力量，靠行政手法，用复制的理念，以点带面来推动工作。我们的设想是，借用党校的力量，把党校老师先培训一遍，由他们再培训村干部;我们只设定一个检查标准，而具体的检查工作交给组织部来完成。规划与设计由我们制定标准，规划城建部门根据标准，包村包组地推行。宣传部、学校和媒体侧重于造势宣传。此外，动员义工与志愿者，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次“快餐式”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是第一次尝试，为此，“绿十字”也是第一次把十年的乡村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编写了一套培训教材，前后两个多月，改了26稿，最后定名为《农民参与下的新农村建设方法入门》，希望把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都告诉大家。很多项目执行者不会说自己做得失败的例子，但我经常告诉我的伙伴：我们之所以能做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曾经历过很多失败，它奠定了我们今天的成果——不能说很成功，但起码算走得通。


　　前些天枝江市委书记和问安镇党委书记跟我谈起这个项目，他们都觉得问安的起步很正，而且老百姓接受得很快，整个镇的状态非常好。可以预期，它会比五山项目更前进一步，虽然它肯定还会有问题，最后也未必就是完善的。


　　二


　　我是一个画家，画家的思想很哲学。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在于还原一个人既本质又简单的生活状态。因此对于我而言，我是把每一个农村建设项目都当作我的一个艺术作品来做。当然做的过程中，我不会忘了我的目标是建设乡村，是要让那里的村民安居乐业。


　　每做一个乡村建设项目之前，我都是先把这个村按心目中理想的样子画好，也就是在村庄原貌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和美化，然后拿给村民们看：你们的村做成这样，可不可以?村民如果认为很好，想做，那我们就开始帮他们规划：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做什么，都写成文字，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和村民经常讨论。村民自己参与了讨论之后就会很有兴趣，自己家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要做哪些事情，就都有概念了。


　　多年来的乡村工作中，我的几条基本经验是：第一，一定要尊重村民的想法;第二，对于他们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有评估，不能超出他们的能力太远;第三，建设过程中尽量做到差异化，每一个村要根据它的历史和文化气息，设计一个适合它的发展模式，原有的历史文化元素保留，外加的元素尽量减少，这样村庄改造起来投入小，农民也能适应，新农村建设就不会瞎折腾。


　　但是事情往往不那么一帆风顺，好的想法也会遭遇很多不理解，有时我们和当地政府、村民之间会弄得很僵。比如说在2008年，湖北襄樊南漳县的一个村购买了“绿十字”两年的服务，服务费一年30万，设计费七万。做了一年，我们和镇里、村里闹出了很大意见。那个村有很多土房子，有的已经有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保存得很完好。这样的房子在我看来非常漂亮，而且我认为它们的牢固程度、稳定性比砖房好，冬暖夏凉，抗震性也强。当然它们也有缺点，比如说老鼠爱打洞、爱掉灰、没有现代化的卫生间等等，但是这些改造起来很简单。当时这个项目的定位叫作“贫穷山区的新农村”，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像东部农村一样大拆大建;而且他们的这种建筑文化是很宝贵的旅游资源，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是，确实也要考虑到农民的要求，既然大家都想住新房子，那么我们可以把厨房、厕所改造一下，把屋子里面弄得现代一点。所以在改造的过程中，我非常小心翼翼，尽量不动房子的主体，功能设计往实用上靠。但是村民不满意。他们喜欢艳丽的颜色，想把房子都贴上瓷砖，把木头的东西都换成不锈钢。我认为农村本来就是很宁静的状态，弄得艳丽、跳跃反而不好;贴上瓷砖就好比人穿上了雨衣，会很不透气。包括修广场，他们希望用大理石，我认为山里的石头、拆下来的旧砖都很漂亮，用它们就很好。这样，分歧越来越大。但是在建筑过程中，他们还是很严格地按照我的设计去做。我是个很认真的人，我跟他们说：既然你们请我来，那我是专家，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建都跟我没关系，但只要我在这里，你们就必须按我的来。


　　做了一年，他们觉得我们建的房子、广场不好看，没有达到领导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农民的希望。农民说，你看别的村起的一排排新房子，多整齐、多漂亮!政府也觉得广场看起来档次太低。他们认为没花多少钱就是档次低，而不知道材料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颜色本身没有美丑之别，只有用得合不合理。我说：如果我今天做出了你们想象中的建筑，十年以后你们就会骂我，因为那肯定不是一条新农村建设的路。我是宁愿不合作也一点不让步的，这样一年后我就离开了，大家搞得也不开心。


　　但是前些天，他们镇的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说过去的一年，在全省各地新农村建设的评比中，他们这个村的项目点在全省排第一，很多专家、学者、设计院去看，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我的理念对，想再跟我合作。由于中间停了一年没合作，他们的项目已经取缔，所以我没有答应。第二天镇党委书记又来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绿十字”每年只批准一个项目，要合作只能重新申报，能不能批还很难说。


　　在做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认为不能因为基金会或政府的不认同，我们就放弃自己的正确和专业。只要是对的东西，早晚会得到认可。


　　三


　　虽然做了多年的农村工作，但我觉得对于这个领域，我的身份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因为我既不属于三农这个口，也不属于社科院、中科院这个口，甚至我都不觉得自己跟NGO有多大关系——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要做好。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个画家，因而我在看问题、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当然，“绿十字”本身是个NGO，它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GO一般都在工商部门注册，在民政部门注册很难，所以我们比较幸运，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我们做的事挺好。“绿十字”是一个与多项边缘学科合作的组织，我们的乡村项目不单一做环保、垃圾分类，而做系统工程：产业结构调整，建房子，农民自治体系和村委会的建立，旅游，环保等等。现在基本上是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和基金会的合作很少，因为政府的项目做的过程中能从大局考虑，人才多，资金量大，宽容度也更高。


　　近几年来，找我们合作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形，“绿十字”不会走下坡路。但是我不想把“绿十字”做得太大，怕陷入太多的行政管理中。“绿十字”至今只有几个人，接的项目也很少，一到两年才批准一个项目。


　　说到我今后的打算，由于对我而言，我是把每个乡村建设项目都当作画画，它是我的兴趣，所以很难说将来会不会终止。很多专家学者跟我说，在新农村建设当中你从你的视角产生了很多新方法，这些东西值得推介给大家，尤其是推介给政府，所以你应该更多地做培训。现在，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做培训，我最近在编六本书，里面有论文、方法、随笔、经验、调研等等，准备用作培训教材;同时也请了一些专家在做培训教材。之所以转向做培训，我也是想慢慢淡出，若干年后脱离这一行。因为我不是特别想在这个领域做太长时间，毕竟我是一个职业画家，我希望有一天还是能回到我的画室。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国做环保、公益事业确实太累，尤其是草根NGO，太辛苦!严格来说，中国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让公益成为一种社会氛围，NGO实际上就是“高级乞丐”，处在一种非常弱势的状态下。我们不能得罪项目的管理者，如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是比较脱离现实的，很多时候资金量少、要求高、项目设计不便于操作、目标定位不清晰。比如说有的项目，基金会要求就只做半年和一年，你说一个农村项目，没有三年怎么能做成事?最起码也要两个春天吧?再比如说项目执行期间，有时基金会就不给NGO房租、餐费，或者不给买保险，那NGO住哪里、吃什么呢?国家规定所有社会人员必须有保险，打工的都有保险，有一些基金会却不给NGO买保险，是什么道理?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有的基金会规定，出租车票不能报销，买东西都要有电子打印发票，手写发票不能报销。灾区那个时候哪有公交车?走到项目点可能得两天，不找个车怎么过去?连电都没有，买东西哪来的电子打印发票?基金会觉得自己没法跟捐款人说，你捐的钱中有一部分要让办事人员去打出租车，那样捐款人会不愿意。我们的国民在捐款时想得很简单：你们要把钱直接给贫困人群，不允许拿去做办公费用。但是找到那些贫困人群得花时间吧?找到了，还得考虑这笔钱怎样合理地用吧?没有办公费用怎么做这些?所以，一方面捐款人不愿意，另一方面基金会又不能很好地了解、帮助、体谅NGO，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病：在辛苦的状态下，NGO可能就会做出违规的事，把自己带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你让它开发票，它没有，项目又要做，于是开假发票充电子发票之类的事就出来了。如果让公众知道了，会怎么看待NGO，看待公益行业?


　　而政府呢，总认为NGO有很多问题，会给它找麻烦。NGO也招不到人才，好不容易培养两个人才，又常常被基金会挖走了，因为人家给的工资高。中国的基金会严格来讲不是在养着NGO，NGO就像一个农民，只是在不停地干活，而没有一个被培养的过程。谁去培养中国的NGO?


　　所以，中国的NGO面临的困难太多，它本身有来自政府的压力、资金的压力、人才的压力，另外还有家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无形的压力。你说不做公益会活得好好的，干嘛要去受这样的罪?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是凭着一种理想和责任在做事。时间做长了，自己也会觉得很寒酸，没什么意思，甚至还会怨恨：大家都不做，干嘛要我做?做公益本来是很崇高、很开心的事，最后要把开心的事做得很心酸，何苦呢!所以很多企业和有钱的朋友想做NGO，我都劝他们不要做，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要想做这一行就一定要像僧人一样有“出世”的境界，不然做了一半会抱怨公益，坏了公益的名声。


　　等什么时候中国真正成为了公民社会，NGO做起来可能会很轻松。像西方社会，它有一个很好的两五制，就是公民把时间的5%和收入的5%都拿出来支持公益，这样，做公益成了一种国民义务。而中国的NGO和基金会的合作模式，如果公民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支持，那么做NGO就注定是个苦差事。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说现在中国这么多NGO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因为总会有一代人要率先去做，我们实际上是作为先驱者，走到了这一步;然而走得很不甘心。我来北京以后，把买房的钱、卖画的钱全都做公益了，以至于朋友都说我脑子进了水，问我想干嘛，这又不是我的事情，而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不大愿意待在北京，人家老说，说多了我心里也会恼火。


　　中国现在的NGO中做出了较大影响的，像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它们的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是靠这个职业来谋生的，我们本身都有很好的社会背景，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但是如果公益事业完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是极其不可行的，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要长期在NGO做，他怎么生存?整个中国NGO的发展，就处在这样一种特别艰难的状态之中，即使来了人才也只是在这里过渡和感受一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没想过要永远做下去。


　　中国的每一个NGO把自己的历程写出来，你看了肯定都会流泪。中国NGO的精英分子能够做到今天这样，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中国人——我是这么认为。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却选择了乞丐式的生活，他们是高级乞丐，但生活中他们是最需要也最看重尊严的人。


　　●孙君，画家，民间环保组织“北京绿十字”主任。

伊枫

转发NGOCN上的一个留言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和计划时代的慈善、公益思想和理念在作怪!
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什么伟大的“雷（人）锋精神”？诸如此类的“被神化”人物结局不是悲惨人生就是英年早逝! 让国人只有景仰却不能认同，更不敢效仿! 有尝试者也非主流被视为另类或有病...。这些思想和理念严重地影响着NGO的生态，造成了文中提到的乱象或困境。

   这些思想和理念在NGO圈内和基金会的人的思想里就没有残留吗？...

  公民社会的形成首先必须有公民意识或自觉意识的公民，而非“臣”民！而后由这些公民自发或被发而起的草根机构, 慢慢多起来了也托起来了\"一片公民社会的天地\"! 所以公民社会的基石是大量的草根机构来铺垫和成就的！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石大量草根甚至绝大多数在册NGO还在纠结着是“要使命还是活命”时候，基金会和资助型机构不会“雪中送炭”，他们要的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一些机构快被“撑死了”而大部分确在“挨饿”或快被“饿死了”，还没有“死”的也是百般无奈“被逼”做些“假帐”抠出点“饭”钱！还谈不上给“能活的有尊严的工资和福利”来吸引人才和更专业化。而更有胜者便“有奶就是娘”，自己所倡导的什么“使命、价值、公信力”呀全都抛到了脑后！这也更助长了某些基金会和资助型机构的“嚣张气焰”！...

    所以解决之道，除了要在社会上肃清那些过时了的中国传统的和计划时代的慈善、公益思想和理念中的“糟柏”；还需我们这些所谓“先行者”们消除“残留”、认真反思、走出怪圈，示范起“公民社会”！   

几点说明：1、请务对号如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上述只从一个角度的观察，决非是刻意“全面否定”；
             可以写的正面的比上述还多，你我大都“心知肚明”；
          3、欢迎拍砖，一起来探讨、解构“江湖”怪圈，寻求解决之道！
             如觉有必要或可能，我们可以免费提供会议室及茶点。

小熊

这是经典材料，学习，谢谢！

jixi小高

看了之后想不到很合适的发言，先留下，再思考思考。。。。不过该文的观点很值得大家去讨论及深思

伊枫

回复 3# 小熊


    是啊  我看的时候也很触动 讲了很多NGO人的心声

vjbzb

这是一篇十分值得阅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