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斤的爱心（一）多背一公斤：从背包客到社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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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斤的爱心（一）多背一公斤：从背包客到社会企业家</P>
<>文/张焱   </P>
<><A href="http://www.21cbh.com/HTML/2009-4-15/HTML_XCD37TACO4IM.html">http://www.21cbh.com/HTML/2009-4-15/HTML_XCD37TACO4IM.html</A>   2009-4-15 6:04:35</P>
<>安猪1973年出生在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农村，安猪是他的英文名字Andrew的音译。</P>
<>安猪平时喜欢旅游，每次旅游都被城乡间教育的巨大差距所震撼。“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能为乡村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呢？”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让安猪思考这个问题。 </P>
<>一次偶然的谈话让安猪找到了答案，改变了安猪的生活轨迹。安猪由此开始重新梳理生命，并且找到了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 </P>
<>2004年4月，安猪的朋友崔英杰去云南旅游。回来后他告诉安猪，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遇到了两位支教老师，其中一人让他给另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传两句话，一句话是“你并不孤独”，另外一句话是“坚持就是胜利”。 </P>
<>崔英杰听到后，当即给她们下跪了。</P>
<>安猪感到很震撼，支教老师身体力行地从事支教工作，却很少能寻找到同行者，没有鼓励和帮助，有的只是凭着内心“坚持就是胜利”的一点信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和坚持。 </P>
<>“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时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的背包里多带1公斤的书籍送给乡村的孩子呢？”一种力量让安猪坚定地认为：“如果每个旅游者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将变得更美好，而我本人也将因此而改变。” </P>
<P>于是，“多背一公斤”诞生了。 那是2004年4月。 助学的种子，正是此时在田野中萌芽、成长。独立特行的安猪也确实变了，按他的说法，是从此走上了公益的“不归路”。 </P>
<P>当时的安猪没有会想到以后的故事：从背包客慢慢发展为NGO志愿者团队，然后成为社会企业家。 如今，“多背一公斤”得到了众人的关注，其所做的助学活动和快乐公益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P>
<P>“传递—交流—分享” </P>
<P>据统计，目前国内旅游者一年多达12亿人次，但仅有约5%的农村学校得到过各类公益组织有限度的服务。从这个数据对比上来看，帮助农村学校和孩子们任重道远。 </P>
<P>认识到单纯靠NGO来组织活动无法大规模的服务乡村学校，“多背一公斤”提出通过大众的力量来改善乡村教育的新思路，出行只是方法之一，更多的是旅游者在自己的背包里多带1公斤书籍等物品，用来帮助乡村的孩子们。 </P>
<P>具体的想法是，以公益旅游作为切入点，向大众倡导快乐、易行的公益行动，让大众直接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全程运作中。安猪鼓励每个人在出行时背上学校需要的少量物资，在旅途中拜访学校，同时与乡村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传播知识，分享快乐。 </P>
<P>“多背一公斤”的口号听起来也很简单——“传递-交流-分享”。所谓传递,就是出行者在出行的时候在自己的背包里多背一公斤的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所谓交流，就是旅途中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开阔彼此的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所谓分享，就是旅行者归来后通过1kg.org网站分享学校信息和活动经验，发动更多朋友参与。 </P>
<P>在活动中，“多背一公斤”摈弃了自上而下的“同情、可怜、给予、救助”等传统中国式的慈善观。而是主张一种平等交流、快乐行动的价值观，除了物质外，他们更需要的是情感之间的平等交流。</P>
<P>这正是安猪所说的随心公益的一部分。所谓随心公益，就是指放下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做事情，这种模式必须简单易行，也必须有可复制性，快乐、随意、有趣和平民化是其中的关键词。这一直是安猪所崇尚和践行的哲学，来自北京的暖暖也很赞同。在暖暖眼里，安猪是民间英雄和草根代表，“安猪没‘范儿’，和安猪、1KGER们（多背一公斤的参与者）在一起，很开心。”</P>
<P>暖暖最早接触公益活动是2003年参加明圆打工子弟学校的助学活动。对于她来说，2007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正是在这个月份里，暖暖知道了“多背一公斤”。 </P>
<P>在北京“葡萄园”咖啡馆，暖暖第一次见到了安猪，很快就被安猪脚踏实地的作风所感染。“多背一公斤”开放性的模式和随心公益的理念也深深吸引了暖暖。</P>
<P>暖暖目前负责组织“多背一公斤”北京地区的出行活动，地点一般是北京周边城市。由于全职在一家公司上班，现在暖暖不可能每次都随队出行，但工作之余但仍抽出时间做志愿活动，也承担着出行前大量的诸如联系车辆、整理装备等准备工作。 </P>
<P>“社会理想就要从小事情做起，从我做起，我让世界更美好，这不是妄言。如果不出意外，今年暑假我会组织公益夏令营活动，邀请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们在一起进行交流学习。”暖暖说。</P>
<P>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经营之困</P>
<P>安猪时时在思考着“多背一公斤”的每个下一步：如何自力更生，如何注册一个合法的公司，有自己经营盈利项目，然后用公司的营利反哺公益运作。“必须改变，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活的更好。”安猪说。 </P>
<P>这一等，就是4年。终于，2008年5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多背一公斤”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企业：爱聚（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名字的含义暗示，其实人人都可参与公益。不过，对于这此注册，安猪却有一些无奈：“我们还无法到民政部门登记，一方面找不到主管单位，一方面我们本身的机构太小了，只能曲线救国，在工商局注册。”安猪说。 </P>
<P>不论怎么说，“多背一公斤”终于向前走了一大步。</P>
<P>在志愿者易洋羊眼里，2008年是“多背一公斤”发展思路变迁和战略调整最为重要的一年，“以前我也为‘多背一公斤’的发展方向而思考，但自从我们决心向社会企业方面发展，并引入专职人员单独进行财务运作后，我很明显地感到‘多背一公斤’的发展方向和思路更加清晰明朗了。” </P>
<P>易洋羊说到的这位财务专才便是安。不久前，在志愿者山鬼的家里，笔者见到了安。安十分干练，语速极快，是标准的职业女性。 </P>
<P>2005年初，安就和安猪在网络上认识，安十分认同低成本运作的运作模式，“高额成本不一定带来好的效益”。2008年底，“不能接受平庸和常规”的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多背一公斤”全职工作团队行列，全权负责财务管理等工作。 </P>
<P>在安看来，企业里的职务有标杆，而在NGO里没有参考系，没有下属，更多的是学习、分享和快乐。“付出者就是收获者，这里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我是在为梦想而来。”安说 </P>
<P>“安的加盟是‘多背一公斤’迈向社会企业方向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一步。”对于安的加盟，安猪一直暗自庆幸。</P>
<P>安目前的工作具体包括三项内容，首要任务是筹资，然后是成本核算（包括预算管理），最后是与企业的合作。在安看来，筹资的工作对保持NGO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P>
<P>筹资渠道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捐款，这具有很强的偶然性。第二种是来自基金会，由于“多背一公斤”还处于自身品牌的建设过程中，如果和不同的企业合作，那么品牌合作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和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所进行的公益创投的合作是一个良好范本。第三种是运营所得，比如，帮助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公益营销，一部分费用直接给受益人，另一部分则按比例给这些公益组织，即是运营所得。 </P>
<P>安自己有一个企业的数据库和通讯录，会把不同的企业进行分类并即时更新，通常会向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发邮件，请他们先看看“多背一公斤”的网站，如果对方有兴趣，则请他们继续看邮件下面关于进一步合作的内容。 </P>
<P>“用发邮件的方式会使对方有一个了解‘多背一公斤’的缓冲时间，如果他们有兴趣，会主动联系我的。”安说。</P>
<P>可是，由于不了解，所以公众对NGO的认识会有很多疑问或者误区。比如，很多人觉得NGO做公益没有费用支出或者不需要太多的费用。 </P>
<P>对于捐款的用途，有些人也存在一些疑问。“很多企业可以接受把钱捐给孩子，但不能接受把善款给NGO员工发工资。在他们眼里，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报酬，否则怎么叫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呢？”安说。 </P>
<P>同样，很多人也接受不了NGO帮助企业进行公益营销所收取的管理费。另外一些人则认为，NGO按照法律规定可以收取10%的费用，因此觉得NGO“不差钱”，不会存在财政方面的困难。 </P>
<P>安告诉笔者，事实上，为保障NGO稳健和持续的发展，费用支出是必要的。比如租用办公室的费用、行政费用等，人力的成本也是其中的一大块，这都需要财务支出。对大部分NGO，尤其是民间NGO组织来说，真的“很差钱”。 </P>
<P>“我们把很多活动的成本都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以求节省成本，但最底限的费用支出是必须的，有时低成本真的不可能产出好的结果。社会企业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付出和成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才可以保障社会企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安说。 </P>
<P>安猪很早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多背一公斤”现在的专职工作人员都没有社会保险和交通、话费补助等，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安猪告诉工作人员们，“应该为大家提供和企业一样所有的福利和待遇，但‘多背一公斤’现在处于自身建设过程，只能说努力尽快改善了。”</P>
<P>去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次中文网志年会上，“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在现场举行了一个“买帽子捐图书”的活动，为四川什邡的一所小学捐赠了一百多本少儿图书。为了让大家都了解和监督帽子价格中的10元的去向，每位消费者都在图书的扉页为受赠的孩子写了一句寄语，由此建立了双方的连接，增添了“一对一”的体验。</P>
<P>与此类似，“多背一公斤”每次活动的财务都是透明的，甚至不厌其烦地将细节公布出来，让大家监督款项的用途去向。为什么这样做呢？安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财务的透明度，让大家花钱花得明白，花得值得，从而增加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的信赖，提高我们自身的公信力。” </P>
<P>事实上，“公信力”是安平时工作中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安也一直坚信，NGO组织和社会企业也要和企业一样需要公信力，公信力是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P>
<P>NGO的政策之痛</P>
<P>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无数游走在政策夹缝中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抱着“活下来就是成功”的信念在运作和寻求突围。他们在期许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个合法的身份：法人地位。 </P>
<P>根据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因为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由于双重制度需要有机关担保，而我们找不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担保。”安猪说。 </P>
<P>另外，注册门槛也很高，一般的民间NGO不可能拿出几千万注册资金。但是如果没有注册，就没有法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P>
<P>“由于民间NGO所开的发票不能让企业抵税，所以可能企业对民间NGO的捐款热情不高。”安说。此外，由于政策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缺位，很多民间NGO和营利性企业一样，不得不承担着高额的税费，其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并未得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P>
<P>“多背一公斤” 2008年5月曾从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到5万元项目经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笔经费的5.5%即2750元必须用于纳税。“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很多图书，但没有办法。”安猪无奈地说。 </P>
<P>由于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国内和国外企业的捐款模式也存在差别，让很多NGO十分痛心和无奈。“第一，国外企业或者基金会一般都是长投，会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的；而国内的投资一般是短投，只顾及公益营销当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没有一直跟进。第二，国外企业或者基金会一般是关注项目本身，而国内则一般关注组织本身，并不很在意项目是什么。第三，至于项目内容，国内企业一般关注那些和自己有关的项目，考虑到自身的需求，与自己企业不符的项目绝对不会投的；而国外则是比较尊重NGO组织和其所从事的项目。”安介绍说。 </P>
<P>正是由于国内的政策没有到位和筹资渠道不畅，安目前考虑向境外公司或者境外公众筹资，“因为境外的政策允许这种筹资。”志愿者山鬼正带领英语小组协助安搜集国外基金会、企业等的信息和资料，然后由安决定和外国的哪家机构进行洽谈和合作。安期待着这条路能够走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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