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被电子垃圾吞没的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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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被电子垃圾吞没的镇（2）

作者：绿色和平赖芸  发表日期：2007-8-17


       生产：在贵屿调查的初期，我们发现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分布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色彩：北林主要从事电路板拆解，而上练片区的龙港、渡头、仙马、仙彭等村是当地塑料回收和生产的主要地区，而传统最著名的电器拆解则是在南阳比较发达。在初期，我们以为这是经济学上的“集聚效应”的自然结果，后面经过深入的访谈和了解才发现，这种区域分布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贵屿，每个宗族都有对内互相帮助、对外一致团结对外的强烈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同宗族的各个家庭在经济活动中，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帮助，互相提供信息，甚至以合伙的形式进行经营活动。同时，对宗族外的人则相对保守秘密，甚至有意阻扰其他宗族的人从事同一生意，以避免竞争的加剧。这样的自然结果就是经济生产按照宗族为单位进行集聚，形成一块块非常明显的拆解业生产区域。

　　
　　 例如，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发展的早期，还有很多关于争抢货源而发生宗族械斗的事情，主要发生在北林和其他村的村民之间，因为北林宗族的民风最为骠悍。这也是为什么备受政府关注和严格控制的烤电路板作坊至今仍然能够大量聚集在北林村地段，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压制而消亡。而在最近3年左右才刚刚大规模发展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南阳，宗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南阳整个乡都是郭姓，郭氏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甚至在文革期间南阳的宗族组织都没有被完全取缔。

　　
　　 当地政府机构对于如此强大的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都感到无可奈何。于是宗族为南阳的在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屏障，在其他地方的电子垃圾拆解都在衰退的情况下，南阳却在节节发展：南阳的发展过程恰恰是其他村庄因为政府和各方面的压力而逐渐衰落的过程。

　　   
　　政府部门在提到南阳的监管问题时，一再提到南阳的宗族组织是监管的一大障碍。如果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手段介入，强行禁止，那么“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例子之一是在2001年，潮阳市公安局派出人员到南阳去检查造假工厂，结果当地人得到消息之后，整个南阳都沸腾了。村民们堵住道路，砸毁了7辆警车。整个局面弄得无法收拾，结果只好调来武警部队来控制局面。这是南阳宗族和政府机构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从此之后，所有涉及南阳的问题，有关机构都显得迟疑和审慎。而这种态度对于南阳拆解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乡村权力：宗族在贵屿全面的渗入使得宗族至今仍是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在贵屿，镇政府－村委会－宗族势力－经济能人－知名文化人士构成了基本的权力结构。但是，除了在镇政府这一环节由于多数实行“异地为官”的政策，宗族无能为力之外，在村委会、经济能人这些领域，宗族的介入却非常深入。在贵屿，聚族而居的习惯使得每个村都只有一个大姓，而只有这个大姓的成员才有可能当选村长，也才有可能在该村担任村支书的角色。从各个片区和各个村的中学小学校长的委任情况来看，就算是相对权力较小的校长仍然在本地和宗族的势力有着关联。因为在本地学校的校长不是由本村的大宗族的人担任的情况下，上级一定会委派一位或者两位本地大宗族的人担任副校长以示平衡。而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几乎所有的经济能人都和宗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贵屿最常见的情况是：最大的经济能人既是村支书，又是宗族里面的头面人物之一。比如华美村最大的老板就是当地的村支书，他经营着全贵屿最大的超市，最豪华的酒店，参股了当地著名的私立医院，同时还拥有当地最大的几家塑料回收加工厂。在宗族组织中，由于他的辈分不是最高，因此他不是族长，但是族长在进行宗族的相关活动时，总是要和他商量，争取他的支持。因而，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角色之间有着非常自然的联系。
　　
　　
　　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唯一相对独立的是知名文化人士，他们很多独立与宗族之外，并对当地的电子垃圾拆解业持批评态度。但是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迁离了当地，我们虽然做了几次追踪的尝试，但是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
　　

　　在2003年潮阳被重新纳入到汕头市区之前，贵屿一直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乡村社会要维持有效的运转，需要一套有效的权力结构系统。在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缺位的情况下，作为传统势力的宗族自然而然地就充当了当地有效运转的核心权力。有着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宗族核心权力一旦建立，希望在短期内消除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它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介入乡村权力体系，并力图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贵屿观察到的情况。

　　   
　　政府：贵屿的当地政府是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在以往的三不管的历史中，上级监管的缺位，使政府其实是完美地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基层和民间事务基本被当地宗族完成，政府只需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为当地拆解业提供土地、电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不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的运行。由于本地的财政收入在1990年以后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拆解业，当地政府还在可能的层次上尽力为拆解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也是当地拆解业在90年代时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切在2001年贵屿拆解业被香港媒体曝光之后发生了改变，政府被迫承担起整治拆解业和使引导贵屿产业转型的重任。但是，由于和宗族以及拆解业势力的长时间的合作与共处，贵屿政府机构在面临已经非常强大的拆解业产业势力和宗族势力时显得弱势而无力。由一个“弱政府、强宗族、强市场”的现有社会结构变成“强政府、弱宗族、强市场”的目标社会结构，在贵屿来说，明显还需要时日。
　　
   
　　村际关系：宗族对村际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几乎贵屿所有的村际关系紧张事件都和宗族有关。每次村际的械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基本上都是由宗族来组织。贵屿历史上的村际关系非常紧张。在80年代及以前，由于农业用水的问题，贵屿镇华美村和北林村的村民每年都要和梅家村（现属陈店镇）的村民打架。现在同属贵屿镇上练片区的彭姓（仙马、龙港和上彭等村）和马姓（渡头、流仙等村）两个宗族，在90年代以前还经常械斗。就在我们离开当地的前一天，由于某种原因，上练片区还有两个村庄计划械斗。接到举报电话后，镇里几位主要干部一大清早火速下乡干预，到中午才将事件平息。
　　

　　这种紧张的村级关系以及宗族在应付这种村际关系采用的暴力手法，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本地的民风非常骠悍，以暴力解决问题成了当地人的某种思维定势。而暴力的使用在90年代前进一步恶化了村际关系，在90年代后又迅速恶化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并且至今仍然在阻扰着当地人法制观念的建立。
　　
  
　　参与：不过，在贵屿可以明显观察到的一点是，本地人对于宗族的参与存在非常强的年龄分层现象。中老年人的参与热情明显要大大高于年轻人。无论是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还是在村际械斗事件中，参与的年轻人远远要少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宗族的相关知识非常陌生，对参与宗族活动业也缺乏热情。这可以说明宗族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在减弱。但是据此做出“宗族正在消亡中”的结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极有可能这批年轻人在将来的教化过程中被逐渐吸纳进入宗族的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之中。
　　
　　
　　子女抚养与教育——“贵屿人”的构建和塑造方式

　　每次经过贵屿兴建的那些漂亮的学校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潮汕人对子女抚养和教育非常重视”这么一个传统的论断。的确，很多家长都表示将尽力支持子女的学校教育。但是，在贵屿，家长们对于教育的重视还有一个额外的理由，那就是环境问题。大部分受访的本地人都明确表示不希望子女承继父业，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读好书，考上大学，离开贵屿，表示只要孩子能够读下去，就乐意提供学费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然而，当地的一个关于子女教育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这几年汕头市的高考状元都出自贵屿，另一方面是贵屿的大部分的年轻人没有读到高中，而是在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就开始帮家里做生意。他们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基于潮汕文化传统的“社会教育”。这种教育的优秀“毕业生”——很多当地老板甚至以自己没有高学历但是生意上却很成功为荣。有些老板公开说：“我小学没有毕业，但是我照样赚钱。你高中毕业，还不是照样给我打工。”
　　
　　由于接受的现代教育较少，而当地的宗族势力又得到了相当的保留，贵屿本地人一些行为模式带有强烈的传统乡村社会色彩而缺乏必要的法律观念。除了以暴力解决冲突的思维定势，对外来人的不尊重、任意打骂，以及对所雇员工的野蛮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此有关。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现象在贵屿将继续存在。而上述的教育方面悖论的存在，毫无疑问，还需要为这种现象的延续而继续负责。

   
　　从这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与外地人的关系


　　在贵屿，数以十万计的外来工活跃在工厂、作坊、服务业，活跃在贵屿镇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在前面多次提到的，本地拆解业是建立在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外地劳动力以其低廉的价格，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低要求而为当地老板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并以他们对致富的强烈渴望和经商的本能为当地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外来工这一角色的加入造就了今日的贵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外地人融洽的关系。

　　
　　在我们的访谈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最典型的两种态度一是“轻视”，二是“敌意”。老板们认为外来工只不过是外地来的穷农民，为了几个钱而来到本地干苦力，他们干了活，我给了他们钱，那么我的义务就尽了。在我们的访谈中，除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和一些从事其他经营的小业主，很少遇见能够认同“外来工为本地作出了贡献”的说法的拆解业老板，在他们眼里，外来工就是一群来当地想方设法赚钱的穷人，赚不了钱就小偷小摸。

　　
　　“外地人小偷小摸”，他们的到来恶化了当地的治安，这是贵屿当地人的普遍看法。在我们和政府部门的访谈中，一位政府官员非常担忧地谈到这一点，认为这是本外地人关系的一个死结所在。的确，由于贵屿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外地人来到本地之后是有些损害当地人利益的行为，比如偷、抢摩托车的事情很多就是外地人所为，甚至有很多全国通缉的罪犯因为本地管理松弛而躲避在这里。但是如果据此而把外地人全部视为小偷小摸或不法分子而加以敌视，这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恶化本外地人的关系。
　　

　　惶惑的未来——压力之下的未来期望


　　每次我们走在贵屿街头，看着贵屿繁华的、表面上和其他小镇没有差异的街道，我们经常会忘了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中心。然而，不时穿过街道的一车车电器和塑料，街边忙碌的拆解作坊，空气中不时飘来的刺鼻的气味，以及在每次吃饭前的令人胃口大减的猜测，又一再提醒我们这里是贵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这个忙碌、繁华的小镇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每次我们和本地人谈到当地的环境问题时，本地人要么以各种理由来否认污染的存在，要么以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力图使回答既在政治上显得正确，又符合当地人的利益。不过，非常清晰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污染的存在和严重性心里有数，但是他们选择了否认、回避或者沉默。只有在问及子女的将来的时候，多数人的态度才明朗起来，那就是最好子女能够离开贵屿，离开这个饱受污染的地方。

　　
　　这就是贵屿人的一种典型的心态。每一个人都知道污染的存在，但是他们需要钱，需要收入的增长。一些贵屿人含蓄的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大家都是做这个的，靠这个吃饭，（有污染）那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再重复当年在内涝区辛苦耕种时的贫穷，也不愿意重复当年走村串巷时的艰辛，而他们又无法否认这个行业的污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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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ECAN编辑
电子废物民间行动网络（E-waste Civil Action Network，简称ECAN)，是由一群关心电子废物的青年人于2010年3月27日在北京发起的，旨在搭建信息资源平台、开展电子废物研究倡导。
ECAN定期制作《电子废物环境信息摘要》，力求为您呈现最有价值的电子废物相关环境信息，每旬定期通过邮件奉上。如果您希望订阅此摘要，请发送Email“订阅摘要”至ewaste.action@gmail.com。

椰菜

想起纪录片《瓦全》。

小蟹

感觉很多话，很多观点，都是出自于典型潮汕人的口中~
当时的调查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这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