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里最后的国学大师(推荐阅读)

那个时代里最后的国学大师
　　　　　　　　
　
作 者：同道
出 版 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1月
定 价：25.00元


　　康有为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着10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到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王国维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电文中所谓"代奏"，是请罗向驻驾天津的溥仪报告死讯。

　　６月７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辜鸿铭

　　一种信念的确立总是需要过程的。辜鸿铭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从向往到"道固在是，无待旁求"，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他思想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有三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后期，经过在张之洞幕府12年的学习，1897年辜鸿铭作《上湖广总督张书》，表明对儒教归服并公开反对仿效西体西政等，但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汉学家的批评和对来华传教士的谴责上；二、1909年张之洞去世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内对于"洋务运动"中所奉行"中学为体"的质疑使辜鸿铭对于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信心产生过短暂的动摇；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于自身的反思和对东方文明的推重再度坚定了辜鸿铭服膺儒家道统的决心，这个时期，他信心满满地鼓吹儒家文化优越论，公开宣称只有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

　　张之洞是继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的晚清洋务派重臣。在督战中法战争时，起用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声名鹊起。他为政务实，讲求致用，对于儒学纲常具有坚强的信念，幕府里始终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文人学者。像最早明确攻驳康有为"今文经学"和较系统抵斥西方基督教的朱一新，反对戊戌维新的顽固遗老梁鼎芬，号称旧学问第一、民初孔教会和复辟派的头面人物沈曾植以及罗振玉、梁敦彦等等。辜即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呆了20年，直到1905年经张之洞推荐就任黄浦江治局督办时才离开这个"圈子"。

　　他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曾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确是杰出之才。"

　　梁启超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假设梁启超当时真中了进士的话，那末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可能没梁启超什么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章太炎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章太炎有三个女儿，他为女儿起名：（lì），叕叕（chuò），（zhǎn）。三个女儿成人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来提亲。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章太炎知道后，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在席间"无意"说出自己给三个女儿起名的意义和读音：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写了文章，取了名字，却故意让人看不懂，以示其"曲高"。这虽然为章太炎赢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钦佩和门下众弟子的追慕，但同时也造成了才高知音稀的遗憾。

　　蔡元培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編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雋才也。"

野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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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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