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

专家论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


http://www.jrj.com  2006年12月05日 15:09 《中国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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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科学发展观暨《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专题讨论会摘记

　　编者按：

　　
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巨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任重而道远。加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探讨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是极其重要而紧迫的。由中国环境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中国生态经济研究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暨《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研讨会”，于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为主题，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确保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研讨，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本刊选编了研讨会的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引发忧虑和研究

　　王玉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研讨会主持人）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许多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特别是在近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生态、环境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前不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0年，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到2020年，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姜春云同志长期关注我国生态和环境问题，约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历经多年，完成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该著作从我国生态演变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出发，率先提出了治理生态、保护环境的九大战略和十大保障体系，对国家科学制定宏观战略和方针政策，指导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重要意义。召开这次研讨会，对宣传和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为主题，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促进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讨。请大家对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发表意见，把这一关系全局、关系国家长远命运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统筹协调是生态治理的首要战略

　　高吉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

　　 在长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具体表现为水土流失日益加重，土地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植被破坏越来越严重，湖泊、湿地面积萎缩，资源破坏加剧、江河断流频率增大，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不仅造成了区域环境质量降低，而且加速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危害强度，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制约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生态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仍然是：局部地区有所改善，但整体环境质量仍在不断下降，且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重点轻面，重建设、轻保护，缺乏区域、流域整体思想，缺乏区域生态保护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在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缺乏生态系统思想，未能从根本上建立人地和谐的自然关系。

　　由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在对我国生态环境演变回顾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我国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我国生态治理的总体任务、目标和支撑保障体系。书中提出的生态治理方略高瞻远瞩，切中要害，符合我国实际。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生态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类型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烈，都是前所未有的。对这种生态退化如果没有足够的清楚的认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减缓或制止，不仅将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看，甚至将会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根源上剖析了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统筹协调战略作为生态治理的首要战略。统筹协调，就是总揽全局，统筹兼顾，优选最佳谋略，做出明智抉择，正确处理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要使人民群众富起来，又要使大地绿起来，这一战略，充分体现了建立正确观念，树立和谐人地关系的理念，对指导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落实生态休养生息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李育材（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当今世界，生态与环境恶化已成为全球性最重大、最紧迫、最具灾难性的问题。为着眼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姜春云同志高瞻远瞩，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亲自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并在此基础上主编出版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该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生态与环境治理的九大战略（统筹协调战略、转变生产方式战略、循环经济战略、休养生息战略、资源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工程示范带动战略和综合整治战略）。这九大战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体系，对于切实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一系列重大生态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索取大大超出了其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严重失衡，很需要休养生息。从我国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态与环境状况每况愈下，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休养生息。如何加快水土流失防治和植被恢复步伐，尽快改变生态与环境恶化的局面，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休养生息战略，就是要给自然生态以必要的休养、恢复、生长的时间和空间，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自我维持、修复和更新原理的实际应用。实施这一战略，是尽快补偿生态建设欠账、恢复良好林草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生态学原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生态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万物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才能造福人类。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包括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在生态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人类也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才会真正有所作为。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以技术为武器、以征服者自居，无休止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限制地索取自然资源，包括对土地过度开垦，草原超载过牧，森林过度采伐，湖泊、沼泽及湿地过度垦殖与利用，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的乱挖乱采、乱堆乱倒等，结果导致了水土流失、洪灾泛滥、河道断流、绿洲消失、沙尘暴肆虐等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大自然向人类的报复和惩罚，反过来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生态休养生息战略是根据生态生产力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性原理提出来的。从长远和全局看，生态生产力是无限的；但从短期和局部看，生态生产力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具体的生态生产力有一个上限，即生态生产力的阈值。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其生产力的阈值也各不相同。对于失去更新能力的生态系统，当务之急是要将其生产力恢复到阈值的下限以上、把人们对生态资源的收获量约束在阈值以内。

　　实施休养生息战略，归根结底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谋求发展时，既要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又要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既要充分考虑经济与人口增长的需求，又要考虑资源的支撑力和生态与环境的承载力。同时，应当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把生态的休养生息和恢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施休养生息战略应当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依靠自然力量修复和人工治理的关系。不能一讲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治理生态、保护环境，就以为要放弃人工治理。这是片面的也是消极的。强调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进行自我修复，以恢复林草植被，是因为过去在这个方面重视不够，条件也不完全具备。现在通过努力，能够创造出让生态发挥自我修复能力的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用比较短的时间，在大范围内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这只是要求我们在解决水土流失等问题上，必须把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作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而搞人工治理，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应当认识到，人工治理离不开自然的作用，自然恢复也离不开人的作用。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只能在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因势利导，把生态自我修复和人工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二、要处理好小区域综合治理与大面积封育保护的关系。我国许多地区人多地少，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大，水土流失严重，必须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其特点是：治理标准高，小范围内治理速度相对快，但投资强度大，需要劳动力多，治理范围相对较小。而在地广人稀地区更适合大面积封育保护，其特点是：费用低，所需劳力相对少，恢复范围大，整体改善生态效果好，短时期内，可以扩大治理面积，从而大大加快治理恢复的速度、达到初步治理目的，是当前形势下加快治理水土流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水土保持在治理和恢复方面要抓“一小一大”，既坚持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又积极实施大面积的封育保护。

　　三、要处理好封与育的关系。封山禁伐、封草禁牧，不是单纯地“封”。而是要在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恢复良好的生态与环境的同时，切实注意在封禁区采取人工育林育草，快速提高封禁区的生物量。为此，要因地制宜地补植、抚育，防治病虫害，采取飞播、安排生态用水等措施。只有这样，才可以尽快恢复植被，改善生态，提高防护功能。

　　四、要处理好封与用的关系。封山禁伐、封草禁牧是为了恢复良好的生态和环境而采取的手段，并不是目的。在一些降雨量大、植被恢复快的地区，应该以可持续的方式合理而有限度地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使封育保护的成果能够为群众脱贫致富所利用，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在条件比较好的草原区应实行轮封轮牧，建立合理利用的制度，控制好利用量，严格限制过牧。其中的关键，是要掌握好植物生长利用的规律，其利用的规模和强度要限制在资源再生产的速率之下，不能导致生态破坏和资源过度利用。

　　中国生态环境的突围之路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一、释放自然力，恢复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陆地上，土壤的重要性远高于生物多样性。无论在什么样的气候带上，只要有了土，阳光就会照耀，就会有光合作用发生。有了植物固定的能量和合成的物质，才会有动物和微生物，才会有人类以及人所创造的文明。因此，对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案，护土是最重要的。有了土，再有了自然恢复的“弹力”，加上人工适当的辅助措施，生态恢复才能走向健康的路子。没有了土，恢复的费用就明显地加大，因为，恢复植被首先从恢复土开始，而将被江河冲到海里的土壤，或者将被沙尘暴带到太平洋里的土壤，还原回高原和山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们今后的恢复之路，首先是制定合理的计划，对于那些土壤尚存，或者生态退化没有达到退化极限的地方，自然恢复是最明智的做法。在中国版图上，需要人工努力的显然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借鉴唐太宗释放人力的做法，释放自然力。释放自然力在当今人口众多的中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既然每年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采取以人力代替自然力的做法，我们就还有很大的空间。自然力一旦释放这个潜力是巨大的，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我们举下面的三个例子：

　　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共2万人），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其中四海镇、大庄科乡达到了87％和84％以上。

　　广东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1年，面积共7万公顷，其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是社区贫困，这里有8个村落1200人，80％为瑶族。开始时保护区只管自然保护，忽视社区发展。因为不让打柴和打猎老百姓收入下降，由1981前的600元下降到1985年的330元，由此诱发了激烈的矛盾，甚至保护区的牌子也给砸了。后来保护区意识到不解决社区问题，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就是空话，主动帮老百姓发展生产，从县农业局请技术人员搞精耕细作，发展反季节蔬菜和果园。瑶民们丢掉斧头拿锄头，收入上去了，人均收入2002年就达到了3000元。这样，自然恢复与社区发展实现了双赢。

　　四川九寨沟的例子更突出。原来的藏民是“靠山吃山”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元。而实际上，九寨沟的经济带动远从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就开始了，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远远大于九寨沟本身创造的价值。

　　借助自然力恢复成功的远不止上面三例。从热带到寒带，从沿海到荒漠，从高山到平原，我们在全国发现了几十处成功的例子。为此，建议国家下一步生态环境恢复的重点应当以“保护为主、建设为辅”，也就是以“自然力为主，人力为辅”。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保证自然力发挥，如何将用来建设的大量经费转移到社区经济发展上去，变人的破坏力为保护力，这才是决定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应当在全国合理规划出适宜自然力恢复的区域，加以政策性的引导，中国的生态恢复是大有希望的，我国的四大沙地、温带草原、高寒草甸、荒漠、热带与亚热带森林以及部分温带森林（只要土壤还在）都可以借助自然力恢复。

　　我国已经划定的占国土面积14.37％的自然保护区，其生态恢复的主流方向显然应当以自然恢复为主。

　　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人工生态恢复方向

　　自然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一些仅靠人工恢复难以奏效的地区，如矿山、土壤严重损失的山地以及北方的干旱区以及南方的干热河谷等，必须通过人工扶助才能获得成功。但是，即使人工恢复，也应在在物种、生态因子等方面做到科学规划，从而避免大量金钱的浪费。这里，我们以干旱区造林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根会大大增加水分蒸发面积，造成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这一观点，国内科学家早就在各种场合下提到过，如已故黄秉维院士就形象地将干旱区造林比喻成“抽水机”，可惜这些科学道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干旱区造林首先必须考虑当时的立地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水分、温度和风速。如何判断森林能够生长，最好的办法是观察自然界中的植被分布。如，草原上鲜有大面积的森林，这里就不适合造林。其二，造林的物种要适合本地的生态，在中国的四大沙地（科尔沁、毛乌素、浑善达克、呼伦贝尔）里，杨树的适应力远不如本地的榆树，显然在那里造林适宜的树种是榆树而非杨树，可目前的做法背道而驰。因此，“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林”。第三，造林的密度要符合当地的生态条件，自然界有其规律性。如在浑善达克沙地，自然选择的榆树密度是每百平方米3-5棵榆树；而人工的杨树林密度高达30-50棵，水分根本无法支持。造林设计应当向自然界学习，而不能“闭门造车”。第四，人工恢复森林要多物种配合，而不能只发展单个物种的纯林，后者极容易遭受病虫害袭击，还会造成“绿色荒漠”。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有过很多了。

　　干旱半干旱区生态治理要充分考虑到牧（农）民的切身利益，发展牧（农）工商经济。以生态小城镇和高效畜牧业基地建设为核心，合理配置资源，有效使用资金，以产业化带动生产方式的转变，以企业行为带动经营方式的转变，以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带动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干旱半干旱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恢复等诸多棘手问题。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转变国家生态治理主导思想。停止干旱区尤其草原造林，将生态建设的重点向生态保护转移，国家投资主渠道要向人转移。

　　第二，提高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第三，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三、不解决乡村贫困，中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困难重重

　　当今的生态退化特点与古代不同，来自人的压力很大。历史上的中国人口一致维持在3000-5000万左右，清朝末年也只有4亿多人，而现在的人口是13亿多。因此，目前的生态退化多因人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引起，如过度放牧、陡坡开荒、采矿、樵采、渔猎等等。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这些活动归结为百姓的破坏，这些“破坏”因贫困而起，生存是第一硬道理。然而，由于不遵守自然规律造成的“破坏”就不能原谅了。一些深层的破坏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不适宜的地区造林、将复杂的林分改变成单一的林分、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等。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良好用心，但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事与愿违”，还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

　　实际上，只要政策对头，即使乡村这样劳动密集型的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也是不矛盾的。这里，我们不妨举山东临朐县的例子。临朐县是山东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县，总面积1834平方公里，85.2万人。过去一段时间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青山变成了荒山，大河小河断流，古县志上多次描述过的美好景象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甚至不复存在。针对这一严重现实，新一界届领导班子将生态环境治理列入了重要议程，经过几年的努力，生态、社会与经济面貌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临朐县成功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有两个产业，即大棚果实和奶牛基地仍然是在光合产物上做的文章，寿光蔬菜也是没有脱离农。目前，在农业的光合产物中，我们只取走了其中一半，即粮食，而秸杆白白浪费了，还污染了环境。农民秋天烧掉的是牛肉、是羊肉，是牛奶。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为国家增加大量的牛羊肉和牛奶，国民如果大量食用高蛋白的食品，对粮食的需求就会下降。理论上，秸杆中含有的热量与粮食中是不相上下的，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链接。如果全部利用起来，等于全国粮食增产50％，这比农学家辛辛苦苦地去提高单产其优势不知高过多少倍。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2002年，山东畜牧业产值是700亿，而内蒙是112亿，可国家给内蒙的生态治理费用是100多亿。可见，只要我们利用好了农区的土地优势，就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以地养地”。中国西部牧区应当转变成发挥生态优势为主，他们产出的畜产品应当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农区的土地潜力有多大呢？2005年，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培训了亩产1400公斤的玉米世界记录，加上秸杆就是2800公斤，再加上一季小麦（籽粒+秸杆）就是4400公斤（66吨/公顷）。其净初级生产力甚至超过了热带雨林（10-35吨/公顷），是草原地区的50-100倍。

　　我们祖先反复强调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有科学道理的。“五谷”就是粮食，这一点农学家和农民都强调了；而“六畜”我们重视还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的优势是来自农区的秸杆，而非旱区寒区的天然草原。

　　秸秆还有别的用途，即用来发电。一个年消耗秸秆约17万吨的发电机组，可增加农民收入约300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百万人的贫困大县将是其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3！全国的12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将产生2100多亿元的效益。有此巨大效益，我们为什么还不行动起来呢？

　　四、发展循环经济，将污染控制在源头

　　“循环”是生态系统的灵魂，自然界中无废物。循环经济就是在生态系统原理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这是人类向可持续发展迈出的可喜一步。实现循环经济，必须从资源生产、资源利用和资源再生三个环节上下工夫。

　　首先从生产的源头上实现循环。水、氧气、土壤、材料等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如果不加处理排放，或者交一定的“排污费”排放，这对于生产方，可能是很容易的，但对于公众利益其损失是巨大的。因此，生产方必须革新技术，使污染物的排放减量化。要发展经济就要消耗能量，但能量本身是可以转化的，有清洁能源和非清洁能源之分。充分利用以太阳、风能、潮汐、水和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是循环经济的关键。

　　煤炭、天然气、石油等是几亿前植物的光合产物，用一点少一点；而秸秆等生物质能则是近一两年的光合产物，只要阳光照耀大地，大地每年都在生产能量且为清洁的能源。如果充分利用这些能源，并逐步替代传统能源，将极大地促进环境保护并有利于我国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空气、水、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等在生产过程中是不计成本的，因此，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城乡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扩大化。如果采取生态补偿机制，领导的环保政绩能够被认可，这样我国的退化生态环境就会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可从更宏观尺度上实现循环经济。目前生态修复存在的巨大难度是，自然力被严重压制，人工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自然平衡，使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不能循环，造成了“花钱不办事或少办事”的尴尬局面。

　　其次是在资源利用过程中找空间。对传统资源利用，还有很大的节约空间，这是因为传统经济是“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而循环经济则相反，是“三低一高”。我国工业用水占15％，主要污染物通过污水排放，而我们对水的利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以上，可农业用水基本上没有采取节水措施，许多宝贵水资源白白浪费了。黄河断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水资源的粗放式利用。

　　第三是资源再生。也可从两处着手，一是在工厂内部循环，二是在工厂外部循环。废水、废气、废渣在排出工厂之前通过技术改造，可使之重新有用，这在理论上是完全行得通的。美国生物圈二号在封闭住人实验的两年半中，人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可以重复利用，更何况与外界并非完全隔绝的工业生产。废物在排放到环境之前，还可以转移到下一家工厂里得到利用，这样就增加了可循环的“产业链”长度，如甘蔗制糖后的废渣又可成为造纸厂的原料。当然，最彻底的循环是制造者本身控制的循环，如西方汽车制造的汽车，报废后的零部件重新回到工厂，这是对环境负责到底的做法，今后也应当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实现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本身，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愿在循环的环节上下工夫，建工厂，发展企业。如石家庄实施的种—养—乳产业链条，将秸秆喂牛－产出牛奶－牛粪发酵－出沼气－渣施肥－催玉米－玉米收割－生产秸秆这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与工业生产的产业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圈转了起来，就让石家庄一年赚回了了27个亿。转变观念更重要，大家都知道循环经济是个好东西，但具体操作起来要找好突破口，上面提到的能源革命、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都大有文章可做。

野牦牛

　　五、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和人家拼资源的。然而，大家都清楚在资源方面我们并没有优势——中国人多，一平均就少得可怜了。拿我们的劣势比人家是优势是非常不明智的。生产一亿条裤子才能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其环境损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飞机多得多。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资源原始积累的时候，是将环境危机是转嫁到他们的殖民地头上的，但我们受污染的只好是我们自己，受害的是子孙后代，甚至就是我们这代人。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但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这些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中国只有不惜一切地提前解决环境问题，才是根本出路。我们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的选择，必须面对祖先、面对子孙、面对历史。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总是对立的。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更差，开始也学欧美传统发展模式，后来撑不下去了，经过深刻反思走上一条独具东方特色的绿色崛起道路，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还有新兴工业化的韩国，在人均GDP5000美元时利用后发优势提前使环境得以好转。如今，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全部抛弃了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走向生态工业的绿色发展道路。绿色经济就是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走这条“绿色崛起”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过去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目前中央提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必须乘这股东风，将环境保护的号角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吹响。

　　对生态保护中三个问题的看法

　　鄂竟平（水利部副部长）

　　一、生态环境边治理边破坏、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等为什么难以制止的问题

　　从水利部统计的情况看，继森林砍伐、陡坡开垦、草地开垦、草原过牧等活动之后，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加快，交通修筑、能源利用、资源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忽视水土保持已成为人为新增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5万多平方公里。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法律意识淡薄。目前，我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有十几部，涉及的法规、规定和地方配套法规也很多。但由于宣传、教育、普法等力度不大，不深入、不普及、不持续，公民尊法、守法、爱法意识不强。特别是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以权压发、以言代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责任追究不当，处罚过轻，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事件频发。第三是政绩观与发展观出现偏差，急功近利有好处。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很多人谋求眼前利益。

　　二、充分认识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封山育林、封育轮牧以及休渔等做法对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巨大作用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很多地区成功的实践证明，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采取封山育林、封育轮牧、封禁保护的措施，大力推进生态修复，是多、快、好、省，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径；是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然要求；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生态和环境改善、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工程问题

　　水土保持是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是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基础性工程，这是不容置疑的。从学科分类来说，水土保持还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一些基础性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都有密切关系。

　　从资源学来看，水和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而水土保持对于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展生产和建设，整治国土、治理江河，减少水、旱、风沙等灾害，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维护良好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水土保持工作实际是着力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促进水土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使生态系统能够稳定、良性循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水土保持包括以下4个方面：

　　第一，实现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水土保持不仅为当代人生存提供良好生存环境，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为后代人留存生存发展空间，满足后代人的需要。

　　第二，改善生态和环境。水土保持的主要功能是逐步修复和改善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提高环境质量和容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生产生活提供良好外部条件。

　　第三，促进水生态和水环境安全。水土保持能够提高土壤水源涵养能力和植物过滤净化能力，控制和减轻多种污染物进入江、河、湖、库水体，改善水质、生态和环境。

　　第四，促进社会进步和新农村建设。水土保持可以促进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还可以治理、恢复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工程

　　吴斌（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最近公布的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平均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土壤侵蚀模数最高超过3万吨每平方公里，截至2004年，我国荒漠化土地263.62万平方公里。严重的水土流失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耕地减少，土地退化严重，泥沙淤积，生态恶化。

　　水、土资源既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又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既是生态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生态与环境的关键因素。它具有基础性、有限性、脆弱性三个特点。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前提，须臾不能缺少。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地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水土资源及其承载力是有限的。水土资源极易受到人类利用方式的影响，在利用不当的情况下，其生产力会急剧下降。土地资源的补给和再生一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超过了极限，要想恢复是非常困难的。水土资源的这三个特点，决定了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是生态建设的首要问题，水土保持在生态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从远古的“平治水土”，到现在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乃至近年来总结形成的人工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水土保持形成了走综合整治之路的传统，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水土保持事业新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认真落实三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树立和落实统筹协调的理念。水土保持最大的特点在于综合，在于协调。这项工作涉及多个因素、多个目标，包含了许多对立统一的方面和问题。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统筹安排，使之协调发展。在技术路线上，水土保持要始终坚持综合治理，山水田林路统筹安排，工程、生物、农业、管理措施综合运用，不能搞单打一。在区域布局上，要全面兼顾，上下游统筹。

　　第二，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水土保持工作主要、直接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实以人为本尤为重要。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落实这一理念，一是要解决好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确处理水土保持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突出问题作为水土保持的前提和手段。二是要帮助群众解决好长远发展的问题。要引导群众从长计议，认清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的长效利益。找准治理水土流失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结合点，把水土流失治理与长远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三是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水土保持各项决策和建设内容符合实际，符合群众要求。

　　第三，树立和落实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不论是水土资源，还是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都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一旦超过其承载能力，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就会受到伤害。同样，人类的生态建设活动如果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也必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一是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要深入研究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合理选择水土保持的措施和方案，合理选择适宜的植被类型，做到因地、因水制宜。二是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人，也要关注自然；既要满足人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的平衡。

　　增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

　　夏光（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回顾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态演变中的生存和发展历史，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中华民族已经先定地处在比较艰难的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幻想重新获得优裕的发展环境，因此未来我国的发展必须继续发挥我国人民长期积累的自然伦理思想和丰富生存智慧，探索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人、自然、社会、技术之间的合理结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生态治理战略。

　　环境和生态治理的国家意志，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系统关于环境和生态治理的政治意愿和行动部署的集合，即国家意志由国家意愿与国家行动构成。其中，国家意愿又可分为“理念”和“决心”，国家行动又可分为“承诺”和“要求”，即形成如下结构：

　　国家理念

　　国家意愿

　　国家决心

　　（环境与生态治理）国家意志

　　国家承诺

　　国家行动

　　国家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做出了一系列决策，组织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植树造林、防沙治沙、草原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防治环境污染等工程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国10％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林木覆盖率已达到16％，近10年来全国累计种草保留面积1500多万公顷，封育草场1000多万公顷，退耕还林600多万公顷，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近15％。这些成就，是国家意志与人民奋斗相结合的体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新型工业化、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与环境和生态保护有直接和密切关系的新的国家执政理念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实施，形成了发展领域新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执政理念实际上是执政党的理念，因此生态和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成为国家意愿的一部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提出的九大生态治理战略和十大支撑保障措施，具有丰富内容，应当进一步研究，使之具体化和实体化。

　　尽快完成从开环流程到闭环流程的转换

　　腾藤（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

　　30年前，在许涤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倡导下，中国开始形成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理念。经历30年的持续探索，我们确立了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避免西方国家采用“先经济、后生态”模式所犯的错误，更好地实现经济腾飞和生态文明复兴。1982年，国家把“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写入了《宪法》；1984年，政府将环保提升为“基本国策”；1993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明确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整体战略；2003年，最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不断进化，最为关键是它具有两种机制，即生物体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的循环机制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机制。这两个机制实际上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具有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内生的，而社会经济系统的这两种机制是外生的，它们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构建循环机制，实现“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转换，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出的废弃物不高于环境的容量或自净能力，使经济和生态具有相容性；通过发育市场体系构建竞争机制，促进技术、企业和制度的优胜劣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现在的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至2020年期间完全有可能再翻两番，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目前亟待要做的事情是，利用资源与产品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和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类途径，尽快完成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开环流程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的转换，使最终排放的“废弃物”控制在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扭转稀缺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具体地说，就是以企业为单元，推行清洁生产，建立“点”上的小循环；以行业或企业群为单元，延长产业链，建立“线”上的中循环；以产业群为单元，建立工业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建立“面”上的大循环，形成共生互动的生态产业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当务之急

　　费维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从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形势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确实是当务之急。

　　第一，我国严重的资源、能源短缺状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水资源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从耕地资源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从探明的矿产资源看，总量约占世界的12％，但人均矿产资源则严重不足；从森林资源来看，人均森林面积及蓄积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21％和1/8；到20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能源、资源供应面临严重的挑战。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最近20多年，通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总体水平上看，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例如，在资源产出率方面，2003年我国用水量与美国相当，但GDP仅为美国的1/8；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我国单位GDP产品的能源加工、转换、贮藏和终端利用的效率仍低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初的水平。

　　第三，我国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十分严重。我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巨大的人口总量和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展，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构成了尖锐的矛盾，生态安全已受到严重影响。有关数据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要高得多，我国每年由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

　　发展循环经济是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效率低密切相关。我国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量的急剧增长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促进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保护环境的治本措施。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所有参与主体都应从大局出发，通力合作，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此，建议大家认真阅读《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深刻领会其中的精髓，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推进生态治理工程的顺利发展。

　　地方官员应该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

　　张佩昌（江西省赣州市委副书记、赣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根据我们的实践，为加强生态和环境保护，地方官员应该树立以下的正确发展观念：

　　一、在思想观念上树立和谐共赢的发展观。一是纠正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片面观念。经济增长无疑是发展的主要内涵，但并不是发展的全部；经济增长是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但不是人民利益的全部；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进步的物质条件，但也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保护好生态环境，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了，又可以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上，一味拼资源、拼环境、拼物耗，表面上看GDP在增长，但除去资源成本、生态成本，实际上可能是低增长或负增长，这样的发展是无序和不可持续的。二是纠正不计成本和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观念。加快发展必须注重成本和效益，用较小的发展成本实现较大效益。片面的发展观只注重发展速度和短期成果、忽视发展成本代价和长远利益，只注重增量财富的变化、而忽视了存量财富的变化，这都是有害的。三是纠正无视生态与环境承载力，过度向自然索取的观念。发展必须考虑与环境的承载力、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当与人类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人们必须通过控制、约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和行为，在生态与环境承载力范围内，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在评价体系上树立与时俱进的政绩观。《治理方略》一书认为：生态生产力有着它固有的属性，一是生态破坏后果显现时间与经济增长时间不同步，二是生态代价贡献与当代利益驱动不均衡，三是生态环境对增长的贡献未能以货币价值度量。这些属性决定了在经济增长的数据里，很难把生态环境的份量界定清楚，客观上为某些“透支”资源、“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地方官员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政绩的隐性良机，造成“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等恶果。尤其是在当前，中央管人（干部任免）、地方管钱（分税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容易造成击鼓传花式的一届接着一届的浪费、破坏资源，一些官员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以牺牲资源、特别是以牺牲矿产、土地资源为代价的“政绩竞赛”。如何看待政绩？过去砍树有理，如今退耕还林有理，这确实需要树立一个与时俱进的正确政绩观。近年来，我们在考核党政领导政绩的时候，不仅单纯考核经济发展，更是把人口、资源与环境指标纳入考评体系。某些“竭泽而渔”、“竭矿而采”、“竭林而伐”的非理性做法，只能望而却步。在正确的政绩观面前，靠山吃山注入了新的内涵。江西赣州市通过生态自我修复，全区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土壤侵蚀量每年减少100万-150万吨，有些河道的河床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下降，其中，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是：在当地政府中形成了“几任书记一本经，几任市长一道令，几套班子大合唱，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的好传统。

　　三、在利益驱动上树立造福万代的全局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两句话，在某个角度讲，是正确的，但借用到生态环境治理上来，又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地方政府的官员，不能仅局限在本地区的局部，就地方论地方的谈治理。生态与环境无界，一个地区的生态与环境恶化后果不仅影响本地发展，而且也影响其他地区。因此，生态治理和环境建设上有全局性、整体性。比如：山上与山下的关系、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县域与区域的关系等等，这就需要地方官员有一个全局观。以赣州市东江源头治理为例。发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南部的东江，源区流域面积3502平方公里，东江流经广东龙川、河源，再经“东深供水”，注入深圳、香港，不仅是流域3000多万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更占香港淡水供应量近八成。为了东江碧水长流，位于东江源头的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三个县有着丰富的钨、稀土、铅、锌、钼等矿产资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一度矿山林立。当地政府意识到大规模开采会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取缔关闭了330多个矿点，遏制了乱挖滥采行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安远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因关停矿山减少7240万元，因限制林木采伐减少800万元，因关闭松焦油厂、活性炭厂、木材加工厂减少1300万元。特别是近两年来，赣州按照“整合资源，保护环境，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深度加工，做大产业”的原则，采取“三保护”（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县里利益）、“两调整”（调整产业布局、调整利益关系）、“三控制”（控制开采总量、控制分离、控制资源外流）、“一放开”（在规划指导下放开深加工）的思路，加快稀土、钨等矿产资源整合的进程，实现了“四个转变”：即实现矿山开采向规模化、集约化开采转变，向限量和计划开采转变，向采勘结合、采勘平衡转变，向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结合转变。通过近年来大规模的禁采复垦，一些矿区又重新披上了绿装，东江源区平均森林覆盖率高达78.2％。

　　四、在政府作为上树立生态优先的主导观。地方政府应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地方政府要主动关注生态环境。我们从赣州的水体污染事件中得到教训，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主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不能被动地等问题发生了以后，才来采取应急措施。像污染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优化等等，这些工作，都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前置任务。二是地方政府要自觉履行职能，把生态环境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从本质上讲，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有很多资源（如空气）无法进行清晰的产权划分和管理。因而政府就必须履行好管理公共资产的义务。三是地方政府要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治理生态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劳动人民参与生态治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动员社会力量保护生态与环境的有效方法。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有着更加深切的感受。“大自然是远远先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发展的，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又是靠大自然养活的”。生态环境恶化，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生态环境治理，他们是直接参与者；生态环境优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把这股力量组织好、使用好，绝不能等生态环境问题和民众呼声、压力影响到政府权利时，政府权利才来被迫关注生态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