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作为，百姓可以不做垃圾分类

砖头

　  公众非常信任地把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转交给了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公共服务集团和公共资源占有集团，公众的所有问题，都只能等政府出面来解决，政府不出面，公众就无须负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政府不出面，公众由此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可找政府赔偿和报销。

　　睡梦恍惚时，有媒体打电话来，问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迷糊间蹦出一句：“政府不作为，百姓完全可以不做垃圾分类。”说完这句话，我就得开始论证这句话的合理性。

　　我观察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发现无论媒体在如何告急，专家如何报警，政府官员如何为“垃圾围政”而发愁，企业如何发现其中的财富而沾沾自喜，民间科研人员如何地自作聪明研制出各种破解之术，环保组织如何为垃圾分类而宣讲，还有那些因受害而奋起维quan之士如何四处寻求社会帮助，垃圾仍旧被采用最简易的方式处置。垃圾被倒进河中，被半夜拉到小路上，被填埋，被大模大样地焚烧。

　　中国的垃圾，仍旧处在被全社会共同纵容的环境里。没有人想把它们怎么样，也没有人能把它们怎么样。

　　行毫无理由的表彰。总之，赏得重罚得轻，恩威并施，又引诱又驱赶，软指标与硬指标同时分解，让社区的负责人天天把这当任务压在肩上。

　　更有意思的是，街上四处横幅招展，要是遇上周四，几乎每走上几步就会看到“周四垃圾减量日”的绿底白字在你眼前晃荡。我们的政府仍旧沉迷于文字的巫术而不可自拔，以为靠满大街张贴宣传标语就可以形成神力，逼迫垃圾自动站到该站的队伍里。它们仍旧相信靠写几篇文章，靠发几次奖状，就可以让观望者积极起来，让疲沓者奋勇起来。

　　过去，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肯推垃圾分类，其实主要不是因为没有钱，而在于畏难情绪，因为垃圾分类不外乎两大投资，一是硬件上的，主要是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那些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软件上的，就是在每个社区必须配备足够多的社区垃圾分类干部，去挨家挨户做垃圾分类的工作，长年累月地呆在小区里做垃圾分类的引导器的激发器。然后，再引导公众和环保组织对社区垃圾分类的干部进行监督，随时对他们的懒惰和乱为提出批评，这样，垃圾分类的软硬件设施才可能真正完善。

　　但是投资硬件的钱，政府是肯定拿得出来的。投资软件设施，也就是给社区分派足够的垃圾分类干部，更是没有问题，不要说大学生都在跃跃欲试当村官，就是政府体系内的一些干部，也完全可以随时分流、轮换，或组成工作组，或直接形成工作队。

　　既然这么好，政府为什么畏难呢？主要的原因，是压力不够。因为垃圾污染，要么污染的是环境，要么污染的只是居住在周边的人，政府的官员多半都是心硬如铁，心冷如冰的，因此，他们不太容易感知到环境的疾苦——甚至会觉得，环境天生就是给人类污染用的，政府污染环境能力越强，证明其发展能力越雄壮；它们也不太容易感知到周边公众的疾苦——甚至会觉得，周边公众是少数人，就应当为多数人牺牲。

　　压力真的无法转化为动力吗？也不是，主要是压力还没有到达临界点，或者压力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就被政府的暴力机器给扑灭和镇压了。北京的公众，要不是从2006年起就持续的抗议，北京市政府也仍旧不会正视垃圾问题，更不会在吹喇叭喊口号的同时，还让社区干部在闲时做一做垃圾分类。广州市政府，如果不是公众的持续抗议，也不可能在2011年4月1日出台垃圾分类的“暂行办法”。

　　是我们的政府为垃圾问题支付的代价太少吗？也不是，因为垃圾污染地下水、空气之后，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公众健康问题；垃圾焚烧之后，旁边的村庄居民身体质量会严重下降，不少村庄正在成为癌症村；垃圾设施建成之日，就是周边公众的维quan之时，这些公众持续维持所消耗的“维稳经费”和“说情经费”，正在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而公众维quan所连带产生的政府形象下降，刺激当地政府不停地到上级那去说情，到媒体那去公关，组织人力物力去网上做“五毛党”，这都严重地耗费着政府的精力和道德。

　　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内有些后知后觉的人会悔悟，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道后来的工作更难，不如一开始就参与到垃圾分类的攻艰之中。早知道后来花钱更多、损耗更大，不如一开始就精心培养垃圾分类骨干，让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健康发展——不仅仅不需要政府花那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培养出一根新的经济枝条来。

　　有人据此反驳我，说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是居民的事，怎么赖到政府头上？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打包票要替公众解决所有问题。公众也非常信任地把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都转交给了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公共服务集团和公共资源占有集团，公众的所有问题，都只能等政府出面来解决，政府不出面，公众就无须负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政府不出面，公众由此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可找政府赔偿和报销。

　　居民垃圾囤在家里，还算得上是私人问题；居民不听劝阻在家私自搞垃圾分类，只能算是自我的道德修炼。垃圾只要抛到屋外，就必须等政府来解决了。因此，在公众普遍丧失权力的状态下，政府不作为，政府不在硬件上投资，政府不在软件和干部资源上配套，公众完全可以不在垃圾分类上有任何的行动和作为。

冯永锋

来来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