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们的非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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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富   发布者：刘素楠

　　草根们的非正常生活

　　“四月频繁接到不同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都是一个主题：拜托我开始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李媛在四年前的日志中写道，“感觉不是大家对我众叛亲离，而是我背叛了所有的人。”工作四年后，李媛的工作和生活才逐渐被周围人接受，视为“正常”。

　　李媛是一名草根NGO从业人员，其工作的“不正常”之处在于劳心劳力薪酬低，状况多发，生活得不到保障。

　　每年断粮三个月

　　2005年，本科刚毕业的李媛选择了到一家NGO做“发展教育”项目助理，拿2000元的月薪(不含社会保险)，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住月租800元的房子，生活倒也“凑合”，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可能未来2个月内都不会有工资。“2006年第一次没有工资，基金会明确告诉我们会批复这个项目，所以我很确定未来1-2个月都没有工资，于是用1个多月时间出去学习，回来就开始做项目。”

　　从那以后，李媛了解到断粮3个月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项目负责人每年只做一个项目，而项目从向基金会申请到批复一般需要3个月的时间。后来，李媛认识到，这家NGO的问题出现在运行体制方面。“这是一个少有的会员制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是近60人的会员大会，下设7人的协调小组，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但涉及到开展什么样的项目、筹资等关键性问题时，协调小组往往成为意见领袖，起不到实质上的支持作用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说第一次断粮李媛还算淡定的话，第二次断粮则给她留下了难以排解的焦虑感，这种焦虑不是针对个人的能力提出怀疑，而是对机构的定位、工作平台的前景与协调小组权责不清的焦虑。“机构已经没钱交房租了！志愿者借给我们一个办公室，其实就像仓库一样，还有黄鼠狼出没！” 她说道。李媛不得不回家办公。当时她和同事都已快没工资了。

　　2007年底，李媛毅然离开第一个工作单位，和原工作机构执行团队的负责人创办了另外一个继续开展“发展教育”的NGO——灵动珊瑚。

　　断粮阴影不散

　　灵动珊瑚是一家希望用教育戏剧在内的多种创造性艺术手法，营造平等、尊重、共享的学习空间，培养青年协作者——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机构，机构唯一的资金来源是香港乐施会。和乐施会的合作项目中只有2份全职工资，灵动珊瑚有3个做事的合伙人。经过商量，李媛和另外一个伙伴平分一份全职工资，约2200元。“虽然是兼职工资，挺开心的。”她说道。

　　草创阶段的灵动珊瑚取得了可人的成绩，到2008年3月份就已实现了服务的市场化。李媛介绍说：“开始有其他基金会及国际机构主动邀请我们担任工作坊的协作者/培训师，而且支付相应的费用。”许多迹象表明，灵动珊瑚当时正一步一步走上正轨。

　　然而，断粮的阴影再次降临。

　　2009年8月底，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李媛又开始了项目的新一轮申请，9月份递交申请之后，便开始了极不寻常的漫长等待，一直到2010年4月份。“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对我们说，应该能批复。他没有说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没有说不能批复。”有意思的是，灵动珊瑚2009年申请但未得到批复的项目，却在18个月之后，由基金会新换任的项目官员立即批复。

　　将近半年时间，李媛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幸好有男朋友和母亲的支持，才走过这毫无征兆的、漫长的断粮期。“2000元月薪每月都有的话，生活也能维持得比较好。没有工资的时候会影响心理状态，没有安全感。实在撑不下去了！”父母心疼女儿，劝她考公务员，考研究生，李媛决定休整一段时间——休整不等于放弃。再次反思工作，她得出一些经验或者说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资助方的口头协议当真，一定要有文字协议！”

　　“我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2010年4月，李媛清楚自己当时的处境：“第一，我需要有稳定的收入；第二，我看中的是和培训相关的工作，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于是，她进入SEE基金会，成为一名培训项目官员。在基金会工作的一年时间被她称为“退思”：“我只是暂时离开灵动珊瑚这个平台，并和其他2个也暂时离开的合伙人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1年之后回来。”退思的英文是Retreat，意思是退后一步，进行思考和反思。

　　在接受SEE基金会提供的工作时，李媛就已经很明白自己在SEE负责的培训项目只有1年周期，1年之后基金会由自己主办培训项目转而资助伙伴开展，此时如果继续留在基金会，她只能从一个培训型项目官员变成资助型项目官员，这和她的职业规划不匹配——此时的李媛笃定自己要走培训师的职业道路，在选择工作时更加注重能力培养经验的积累。

　　2011年3月，李媛向SEE基金会递交辞呈，这已经是她第3次换工作了——今年5月开始，她一边在前进工作室做培训的统筹协调工作，一边在灵动珊瑚兼职培训师及机构协调人。“前进工作室的工作，能给我更加专业的训练。”

　　现在李媛对工作的选择标准，不只是薪资水平。4000-6500元的月薪，不足以成为让李媛留在基金会的吸引力，还有职业规划方面的考量：“培训是我的职业规划，但我不是要去帮助NGO从业者提升技术上的能力，我希望做的是人文关怀的、人性化的工作，培训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是目前我可以去掌握的手段。NGO可以是一种职业，培训也可以是一种职业，但其背后的精神、个人使命感，才是我坚定的动力。”

　　做太久，就变成了苦守

　　李媛在NGO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年轻人赵乐则充满了困惑。赵乐目前是石景山区同心希望家园的全职工作人员，曾参加过灵动珊瑚举办的“视界工作坊”。进入NGO行业4年来，他换了两次工作。曾做过打工学校的老师，也做过“农民之子”的全职工作人员，月薪从刚开始的850元涨到了2500元，没有社会保险。今年3月份，同心希望家园为赵乐买了三险——因为他这次参与的新项目为工作人员申请了这一项。

　　赵乐没有名片，也没有职称。“我们是特别草根的组织，没有固定的称呼。她们有时叫我办公室负责人，但我也不是老在办公室待着。我什么都做，粉刷墙壁，搬运东西等等。”这个1986年出生的年轻人说，对金钱并没有那么多欲望：“一个月500可以生活，一个月2000也可以生活。”

　　赵乐每个月400元的房租、水电、网费，剩下的由同屋的室友出。工作日在同心希望家园吃住，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一个月的交通费和电话费大概在100-150元，赵乐算了算，发现自己每月花钱的重头竟然是周末这两天，不管是买菜做饭还是请客吃饭，一个周末的花费大概是50-200元，一个月便是200-800元。他没有存款，钱大多借给朋友们，借出的数目少则一两百，多则上千。“身边的朋友比我还穷。”

　　但最近，赵乐感到很疲惫，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事，却看不到改变和希望，最后为做项目做项目，让他有种深深的挫败感。“工作本身很累，这是主要原因。”他说自己每换一份工作，都是觉得自己的能量已经发挥到极致。

　　“做一件事不能太久，太久就变成了一种苦守，人生的洒脱就没有了。”赵乐坦言自己这两年一直很累，从走出校门一下跳进这个圈子，目睹中国社会现实，“好像一下子从学生长大成人”。赵乐正在考虑离开同心希望家园，但一时还走不开。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尝试各种生活的可能。对于公益，他会继续关注。“我支持弱者的反抗，那是应当的。这种支持，是不抱希望的。”

　　家庭的压力

　　王辉眼下的压力更多来自家庭。去年5月，李媛和同在NGO领域工作的王辉结为夫妻。随着李媛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稳定，父母对婚后的女儿很少再“唠叨”她的工作，而是偶尔向王辉施加压力。李媛也开始担心以后生孩子的话，47㎡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够一家住，如果想接父母亲过来，更是难上加难。这几天，岳母来北京看望女儿女婿，晚上只能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睡下。

　　王辉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和家人沟通。岳父岳母认为，NGO的工作终非长久之计，尤其是男性，还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比较有保障，至少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

　　以前王辉会据理力争，告诉他们NGO工作并非免费义务劳动，照样有工资。但现在，3个月没领工资的他在岳父岳母为女儿买的房子里说这句话时明显缺少底气。

　　今年5月份，尝试向服务领域专业努力的王辉辞去在中国发展简报做了4年的工作，与另外两个创办人相约投身于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的事务当中。因草根组织的初创阶段，以及在项目设计和财务控制上缺乏经验，致使部分员工离去，留下的员工从3月份就未领工资，至今近6月之久。不过留下的员工，经过多种尝试，目前机构的资金压力渐显明朗。这段时期，项目不但没有停下，仍在继续进行。

　　为了让岳父岳母安心，他除了努力工作让机构早日步入正轨之外，还需要改变以往在岳父岳母面前据理力争的行为，尽量多表决心，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努力，请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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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土壤不行。

雨峰

向草根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