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象之争：绿色和平挑战惠普

vjbzb · 发表于 2011-9-14 11:31:04

蚁象之争：绿色和平挑战惠普

时间：2006年01月23日15:49 我来说两句(0)  　
【来源：《商务周刊》】【作者：胥晓莺】

　　作为一家无权无势的NGO组织，绿色和平用精心策划的“作秀”成功地将庞然大物惠普逼到墙角。“并不是最毒”的惠普感到委屈和愤怒，但狡黠的绿色和平以小搏大的勇气和策略，更有利于整个商业社会树立起社会责任的规范

　　12月7日，强冷空气袭击北京。

以致一个月后回忆当天抗议活动的情景，绿色和平组织（GP）的工作人员韩国女孩崔喜晶第一句话就是：“特别冷。”

　　当天中午，崔喜晶和其他两名绿色和平同事身穿白色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中国惠普大厦前，抗议惠普在其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崔喜晶站在中间，紧紧挽着两位同事的胳膊，这个事先再三演练的动作帮助她消解了紧张，也给她增添了一丝温暖。三人连成一排，防化服上醒目的蓝色大字也连成了“惠普停止用毒”的字样。

　　三人刚一立定，立即被20多个保安贴身围住，胸前的大字被挡了个严严实实。保安们一排穿制服，一排是便衣，三人往哪里走，保安也簇拥着往哪里动，把崔喜晶他们夹成了一个“三明治”。崔喜晶看到“三明治”外闪光灯频闪，时不时有路人跳起来想看他们，相互打听“惠普怎么啦？”“惠普有毒！”

　　绿色和平挑战惠普，GP Vs.HP。第二天，崔喜晶他们的“猪嘴”照登上了北京各大报头版。这也是“非暴力直接行动”这一绿色和平组织的经典行动模式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这幅照片更会在这个34岁的老牌环保组织历史上添上重要一笔。

　　2005锐意中国

　　1971年9月的一个清晨，三名年轻小伙子乘坐一艘“菲莉丝·科马克”号小船，抗议美国政府在阿姆奇特卡岛试验氢弹，绿色和平组织从此登上世界舞台。这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如今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中国办事处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2002年北京和广州联络处相继成立。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迅速成长的一年。年底，绿色和平组织被《南风窗》授予“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组织奖”。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志得意满地说：“我们锐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目标，提前了５年达到。”

　　这一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4个项目组全线告捷。继2004年11月披露金光集团APP公司云南毁林事件，保护原始森林项目组又对APP在海南的毁林行为进行调查和揭露，再次掀起社会舆论对保护森林及环保事业的关注。其后，金光集团最终向国家林业局承认毁林行为，并承诺以后遵守中国法律。

　　2005年3月，食品安全组公布的检测报告显示，卡夫和金宝汤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致使各地超市纷纷紧急撤架。年底时卡夫做出承诺，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市场所有产品停止使用转基因原料。

　　4月，农业与食品安全组向媒体披露，根据他们的调查，转基因大米已经非法流入湖北和广东等地市场，而且湖北存在非法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行为。其后湖北省农业厅调查和处分了有关公司，并禁止种植非法转基因水稻。

　　阻止气候变化项目组10月份推出《风力广东》报告书，向广东省政府建言发展风力发电。

　　消除有毒物质项目组的成绩单同样傲人。这一年，手机厂商里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的承诺，加上2004年承诺的三星、诺基亚标志着这个行业的基本转变。而全球5大PC厂家中的三家戴尔、惠普、宏基，就最终停止使用有毒物质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特别是宏基率先承诺停止最终使用所有的毒物质，中国办公室更是立下汗马功劳。

　　观察绿色和平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式，与自然之友等国内环保组织侧重环境教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支持政府、企业的环保项目有很大区别。转基因、气候变暖、电子污染，无一不具有专业化、技术化极强的特点，而绿色和平总是在这些充满挑战的领域，挑战那些掌握着最多资源和权威的行业巨头。

　　一边是依靠个人捐助的民间环保组织，每次行动只有几个人；一边是年营业额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像惠普公司仅中国员工就有4000人之巨。曾经有媒体将这种行动模式称为“蚂蚁撼动大象”。绿色和平是如何做到的？

　　《南风窗》在颁奖词中称：“其严谨、科学而富于策略的工作方式使绿色和平成为国内环保组织可资借鉴的范例。”这句话也道出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制胜之道。

　　策略制胜

　　绿色和平与惠普的这次“交战”缘起于2003年12月，绿色和平组织荷兰总部在欧洲市场上随机购买了19件商品，其中9件为电子产品，包括戴尔、IBM、惠普等公司的电脑，飞利浦、三星、松下等公司的电视机，西门子、三星和索尼爱立信的手机。绿色和平委托一家荷兰实验室——TNO对这9件商品进行了检测，最后得出检测结果：惠普公司型号为HP Pavilion a250nl的台式电脑内溴化阻燃剂所占比例高于被检测的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其中四溴双酚A（TBBA）含量达到该产品塑料组件重量的20%，是同时被检测的IBM电脑的10倍，是戴尔电脑的6000倍。

　　这个调查结果成为绿色和平与惠普斗争最重要的武器。投入大量的财力精力用于调查研究，这成为绿色和平工作方式的第一个特征。除电子废物外，转基因水稻的检测报告出自权威的德国基因时代实验室，而《风力广东》报告则是委托世界著名风能顾问加勒德哈森伙伴有限公司完成的。

　　取证后，绿色和平组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说行动。从2004年初开始，绿色和平接触了市场份额居前列的电子领域跨国企业，呼吁他们尽快停止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据绿色和平中国有毒污染防治项目主任赵阳介绍，绿色和平的要求是，公司承诺“在产品中停止使用所有有毒物质”。在目前阶段，所有有毒物质是指《OSPAR公约》所列目录中的有毒物质，并加上一个预防原则，即发现一种新的有毒物质，就自动列入停止使用的名单。

　　这样的要求比任何一国的法律都严格，而绿色和平只是一由全球280万名捐赠者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它不接受任何企业、政府、财团的资助。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组织，2004年6月，电子巨头三星公司第一个向其承诺“去除一系列产品中的有毒物质”，并将在承诺的时间内提供去除溴化阻燃剂和PVC塑料的执行计划。此后，诺基亚、索尼、索尼爱立信、LG、摩托罗拉等公司也先后公开承诺停止在产品中使用PVC和溴化阻燃剂等有毒物质。而惠普也在绿色和平的再三“骚扰”下做出承诺，在2006年12月31日后发布的所有新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溴化阻燃剂。

　　这是一场蚂蚁智斗大象而且是群象的好戏。考察绿色和平的制胜秘诀，第一招就是“擒贼先擒王”。

　　绿色和平在这场消除电子污染的战争中，对手其实是整个电子行业。但绿色和平中国有毒物污染防治总共只有六七名工作人员。根据计划，他们要在两三年内推动100多家公司的改变，要做到这一点，绿色和平按照“二八原则”，把主攻力量集中到大公司身上。

　　2004年年初，绿色和平陆续向全球近50家著名电子企业的总部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公司在产品中使用化学物质的信息。随后，他们与其中的10多家电子企业进行了会谈，要求他们清除有毒物质。而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真正作为“靶子”被绿色和平选中，以“非暴力直接行动”不断“敲打”的企业，只有PC销量世界第二而检测中四溴双酚A含量最高的惠普公司。

　　“这就好像推多米诺骨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行业中最脆弱的一环，施一点力，就能推动整个行业的改变。”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解释说。

　　惠普无法否认其大量使用四溴双酚A的事实，但与其他企业相比，惠普的商品远不是“最毒”的。中国惠普公司提供的新闻稿称，早在10多年前，惠普公司就已经在其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了聚氯乙烯（PVC）和95%以上的溴化阻燃剂。而惠普在电子废弃物回收方面也是各大PC厂家中做得最好的，它在全球超过36个国家提供回收服务，目标是到2007年回收10亿磅电子垃圾和耗材。

　　相比较而言，国内一些PC厂商还远远落后。据赵阳介绍，他们也曾经给国内某知名品牌厂家发放调查问卷，在问及“有毒物质替代方案、回收政策、环境政策”等问题时，该企业发回的答案是一连串的“无”。

　　“其实有毒物质是整个电子行业的问题，每个公司都或多或少存在，但谁都不愿意做出头鸟，我们就是要从中选出一个让它先行一步。”卢思骋介绍，“挑选什么样的公司，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我们要分析它的市场占有率，因为市场占有率高，它的改变就能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变，而且这样的公司也有这个财力和执行能力。所以我们选了全球PC市场排名第二的惠普。”

　　但市场占有率不是数字那么简单，卢思骋介绍说，他们还借助很多市场、销售方面的软件对各大重点公司做市场分析。“其实从中国市场而言，联想和清华同方的市场份额都高于惠普，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联想或同方？是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很固定了，其中有大量顾客是政府、大学和国企的集团采购，我打它效果不会好。而惠普、戴尔这样的公司更倚重个人消费市场，就更依赖媒体，更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相对来说，这样的公司更容易做出回应和改变。”卢思骋说。

　　除了市场占有率，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公司对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意见的回应。卢举例说：“我们要研究他们的业务，甚至研究他们管理层的个人风格。比如惠普新换了CEO，这可能就代表着新的机会，我们当时在北京就采取了行动，赫德当即表示第二天就愿意和我们谈判。再比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这说明它意在美国市场，如果我们真要打联想，一定会选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因为那才是它最脆弱的环节。”

　　绿色和平的第二招是“软硬兼施”，即针对不同公司应用不同的战术。“对于选出来的公司，有的要从前面拉，有的要在后面打它，要踢它屁股。”卢思骋说，对于惠普和宏基，绿色和平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绿色和平一直在和宏基谈判接触，而没有借助行动或媒体施加压力。但卢透露：“在谈的过程中，我们会给宏基暗示，‘如果你能走到惠普前面，媒体会将你们两个作比较，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形象，会占有更主动的市场先机’。”

　　作为回报，绿色和平还会对做出承诺的公司在全球发送新闻稿给予表扬。他们还制作了一个电脑产品“毒性”分级系统。三星公司做出承诺后，其红色星级已转变为黄色。反过来，绿色和平也利用谈判结果对没有做出改变的公司造成压力。2005年11月17日，绿色和平到中国惠普送匾之前，先在青蓝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宏基公司承诺在产品中最终停止使用有毒物质的消息。当天中午，赵阳还把这个消息转告了中国惠普品牌市场部总监魏江雷，并激将到：“宏基是全球五大PC厂商中第一个做出承诺的，宏基的市场份额不如惠普，宏基能做到，为什么惠普不能？”

　　卢思骋指出，这种战略和战术的选择，是力量差距的必然。“我们的目标是整个行业的改变，电子生产厂家不再使用有毒物质，食品生产商不再使用转基因原料。但这个工作不是由绿色和平来完成，而是要让行业产生一种内在动力自己去完成。”他说，“绿色和平不可能5年、10年一直做一个项目，对我们来讲，做一个项目必须有始更要有终。我们只是催化剂，任务就是选对企业，用对策略，促使它改变，并能带动其他企业的改变。等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压力和动力产生以后，我们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把有限的力量调去做别的项目了。”

　　非暴力直接运动

　　而最多的智慧和勇气，则集中在非暴力直接运动中。

　　其实，12月7日这次非暴力直接行动中国地区“处女秀”之前，绿色和平已经作了很多准备铺垫工作。

　　绿色和平针对惠普的直接行动开始于2004年6月和11月，绿色和平在惠普欧洲总部举行了两次抗议活动。

　　2005年起，绿色和平在一些区域针对惠普公司的抗议活动升级为全球行动。中国和墨西哥作为惠普的两大主要生产地，加入到行动地区中来。2005年5月23日，绿色和平北京、日内瓦、墨西哥三地的办公室同时召开记者会，公布惠普电脑检测结果。日内瓦和墨西哥办公室还在当地的惠普公司举行了抗议活动。

　　在北京的抗议行动做了些许调整。当天，抗议队伍没有出现在惠普大厦，绿色和平组织与各电子厂商一起出现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八届北京“科博会”上。绿色和平在“科博会”上租了一块展台，展出了一个高2.7米的巨浪形雕塑。这个雕塑吸引了不少眼球，它全部由从广东贵屿镇运来的电子废弃物压制而成——贵屿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地之一。工作人员则不断向人群派发介绍电子废弃物危害的小册子，小册子并不针对惠普，但有一幅照片，一个中国女孩坐在一堆电子垃圾前，手里拿着一块废弃的打印机外壳，上面印着“hp”醒目的标志和产品型号。

　　这次行动促进了绿色和平与惠普之间的第一次谈判。6月2日，绿色和平与惠普欧洲、中东、非洲环境事务总经理面晤，但惠普仍没有对停止使用有毒物质进行承诺。

　　“科博会”小试牛刀后不到一个月，6月20日，惠普中国区总部在北京喜庆“进入中国二十年”，也迎来了惠普全球新任CEO马克·赫德上任后的首次访华。据称，为了这次庆典，惠普包下了一座体育馆，出动了3500名员工，其中外地员工分别乘坐290个航班、10趟列车来到北京，动用了98辆大巴组成了庞大的欢庆车队。但绿色和平的出现为“生日宴”带来了不和谐音。在奥体中心主会场，绿色和平电子垃圾项目组负责人梅家永手持HP电脑废键盘与“致马克·赫德的一封信”前来“贺喜”。

　　这一单枪匹马的行动造成了现场保安和媒体的一阵骚乱，成为中国惠普“生日宴”的最大新闻，但也重启了会谈之门。一周后，绿色和平总部与惠普总部在伦敦恢复会谈。

　　9月，绿色和平荷兰总部与5大PC厂商又进行了沟通，绿色和平敦促其在12月1日之前做出无毒化承诺。

　　“11月1日，惠普风风火火发表了声明，承诺在2006年12月31日后停止在新产品外壳中使用溴化阻燃剂。”赵阳说，“但对这样的表态我们并不满意，其他厂商承诺的都不是外壳而是全部产品，我们就想用一种什么方式回应它的表态。”由此，11月17日送匾行动出炉了。

　　11月17日，两位身穿红色唐装的绿色和平工作人员给中国惠普公司送来了一幅上书“戒毒尚未成功，惠普还需努力！”的大匾，这是绿色和平首次在中国大陆尝试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但和在国外比起来，还是温情脉脉了许多。

　　“我们当时就想用防化服，但当时我们行动的框架是提醒，不是抗议，我们欢迎他的改进，提醒他继续努力，在12月1日最后期限时做出全面‘戒毒’的承诺。”赵阳介绍说，既然是鼓励提醒，就有人想到按中国的传统送一块匾，而且穿上喜庆的衣服，消解一些紧张的气氛。

　　但即使如此，作为第一次行动的负责人，赵阳还是承受了很大压力。赵阳回忆说：“虽然律师说没有问题，但我们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当时我和参与行动的志愿者统一口径，万一出了问题，我会承担相关的责任。”

　　这次行动受到媒体的关注，事后，赵阳等人也请教了发改委、环保局的专家，大多数专家对此行动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到了12月1日，惠普方面并没有发表任何新的声明，绿色和平总部策划再组织一次联合抗议行动。

　　“我们和惠普总部谈了很久，书信、电话、媒体报道，11月份还给中国惠普送过一次匾，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它没有做出我们预期的承诺。我们这次行动也就是给它继续更大压力。”卢思骋这样解释此次行动的初衷。

　　这次行动地点选在了美国惠普公司总部和中国惠普公司。12月6日，惠普美国总部大楼前飘起了一个气球，下面悬挂着一张来自广东贵屿镇的中国女孩的照片。绿色和平还在美国的惠普公司总部大楼外开通了一个FM91.3的电台频道，向员工播放有毒电子废物的基本知识。

　　而中国方面则为采取什么方式伤坏了脑筋。绿色和平认为，要使行动对惠普产生敦促作用，关键不是对惠普说什么，而是通过行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给惠普造成压力。因此行动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吸引眼球，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暴力直接行动就是一场极富创意而又精心策划的“环保秀”或者“行为艺术”。

　　两次都在现场的惠普公关公司伟达公关的高雄伟对记者表示，他非常“佩服”绿色和平的创意：“第二次（行动）我们正在开会讨论第三季度的财报，保安打电话上来说他们又来了，下去一看，三个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人！我真佩服他们每次都能找到很好的噱头。”

　　高雄伟或许不知道，防化服方案在绿色和平算不上新鲜。2005年5月，绿色和平的香港成员即以鸡贩打扮，将盛载电子垃圾的鸡笼运至立法会大楼，讽刺电子垃圾在香港有如“无门鸡笼”般自由进出口。9月的另一次行动中，绿色和平组织香港成员带着两名小丑演员，到立法会门前上演街头杂耍，讽刺中电、港灯和特区政府将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互相抛掷，有如“杂耍的小丑”。

　　事实上，要产生最好的行动效果，还不只是找“噱头”那么简单。为了12月7日的行动，赵阳等人前后准备了一个多星期，考虑的问题可谓面面俱到。

　　“我们原本想抱只鸡过去的。”赵阳说，他们在贵屿拍到一只受污染的鸡，原来雪白的羽毛在电子垃圾焚烧产生的烟尘下变得灰黑，就想到做这样一只鸡的模型抱过去，宣传电子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同时配上“Black or white？”的标语，一语双关，暗指惠普推卸电子废弃物责任。但他们又怕不够直观，人们不理解；而且正值禽流感全球流行，如果穿着防化服还抱着鸡，很可能引起误解和恐慌。最后赵阳等人还是选择了在衣服上写标语这种最一目了然的方式。

　　除了考虑人们的理解能力，合法性更是一个每次行动的底线。“我们一开始想用大的射灯，把‘惠普＝有毒电子产品’的字样打到惠普大楼上，又想在它三环路上巨幅广告牌上做点文章，把贵屿田埂里的黑水、工人溃烂的皮肤、田间焚烧的浓烟剪接上去。”赵阳介绍说，“但这两种方案都遭到律师反对，可能存在侵犯惠普财产或名誉权的问题，最后只有防化服的方案得到三个律师全票通过。”

　　蚂蚁撼动大象的另一个诀窍是借力媒体和公众，把自己的力量无限放大。除了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秀”本身，吸引媒体的关注，绿色和平还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沟通。2005年11月17日和12月7日的两次行动前，几十家媒体得到了绿色和平的事先通知，并在上午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会后，媒体的朋友们扛着鸟枪大炮跟着行动的志愿者来到惠普大厦，惠普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记者们雪亮的眼睛。

　　而大象这个时候表现得被动而笨拙。高雄伟告诉记者：“第一次送匾行动时，我们正在开会。接到保安电话，我们打印出11月1日的新闻稿，魏（江雷）先生再三要求对楼下的绿色和平志愿者以理相让，不要造成任何冲突。”

　　两次行动中，由于突然袭击，中国惠普品牌市场部总监魏江雷只能宣读早已不是新闻的新闻稿，这显然不能满足媒体的胃口。而当《商务周刊》联系魏江雷采访时，总机只将电话转给其秘书张小姐处。记者两天未打通张小姐的电话，却在留言半个小时后接到高雄伟的电话，称媒体的采访由伟达公关公司负责。当记者将采访提纲发给高雄伟请他转交魏江雷时，高雄伟告知《商务周刊》：采访必须经过美国总部授权，而现在时间来不及了。至此，记者的采访要求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惠普的正面回应。相反，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却主动将手机号码告知记者，并百问不厌。

　　“惠普在媒体上的声音和绿色和平相比是悬殊的。”作为公关公司专业人员，高雄伟也为惠普感到委屈，“这是由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造成的，惠普任何实质性的对外发言必须经过总部授权，而且惠普作为上市公司，任何信息的披露都需要很谨慎，面对绿色和平或者媒体的质疑，中国惠普无权给出清晰确定的答复。”

　　而卢思骋却认为，这是因为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还关注不够。“同一个跨国公司，在欧洲、在美国，都有专门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部门，而中国就没有，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消费者热线，解答最简单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出现，让很多公司感到措手不及。”

　　“但是惠普最终会改变。”卢思骋信心十足，“为什么我们2005年工作这么顺利，甚至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我们后来总结，离不开一个大背景，很多跨国公司都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无论生产基地还是市场，中国都是他们全球战略很重要的一块。一旦中国的消费者和NGO组织有这样的诉求，聪明的公司、有经验的公司就会很快改变，反正他们在欧洲也已经这么做了。”

　　“而有的公司缺乏和NGO打交道的经验，它不求改变还会反击，结果就是越说越错，”卢思骋说，APP就是典型的教训，“如果它在我们发布云南毁林报告后就发表它的声明，承诺遵守中国法律不再砍伐原始森林，它就会赢得非常漂亮。而它的声明迟到了半年，再经过和浙江省饭店协会的官司，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已经难以挽回了。”　

　　惠普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回应

　　本刊在截稿前收到惠普公关公司提供的相关回应，整理如下：资料一为中国惠普公司品牌总监魏江雷在2005年12月7日对绿色和平行动做出的声明，其中提到，惠普希望绿色和平提供更多建设性意见，并作为桥梁，共同推进同业对材料替代品的选择和推广。资料二为惠普对溴化阻燃剂及其环境政策的解释。

　　资料一：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品牌市场部总监魏江雷，在回应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赵阳时，提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1．惠普公司对环境保护和企业公民责任的一贯承诺从未改变过。我们对停止使用BFR的承诺也已经在早些时候就在全球发布。中国惠普相信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国惠普是IT企业中第一家与本地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电子垃圾回收的企业。2005年初开始，惠普就在中国同“地球村”和“根与芽”合作共同发起了“巨龙循环——耗材回收计划”，将电子垃圾的回收深入到高校和社区当中，该计划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并将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目前已有超过40个学校、2万名学生投入其中。该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进行废旧耗材的回收，更重要的是在年轻新生群体中宣传和提高环保意识，并希望可以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人重视环境保护。

　　3．绿色和平一直在强调同业其他厂商的承诺，我们希望绿色和平可以提供一些更具有建设性的信息，例如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替代品来替代现有的BFR的。（绿色和平的赵阳已经在对话中表示愿意将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并提供给中国惠普）。惠普公司也很希望绿色和平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与同业一起推进对材料替代品的选择和推广。惠普公司很乐意与同业企业一起研发更具有环保价值的替代品，并将之推广。

　　4．中国惠普的员工都很清楚公司在企业公民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刚刚获得由《21世纪经济报道》颁发的2005年最佳企业公民行为大奖，我们的员工也都为此而骄傲。我们相信，我们在环保和企业公民责任方面的实践是得到社会和公众认可的。但是我们很遗憾，中国惠普所作的一切努力并没有被绿色和平所认可。

　　资料二：问与答

　　问：绿色和平组织似乎在向惠普挑战。惠普公司将作何反应？

　　答：惠普公司历来非常重视环境责任，并与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全球的环境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我们也一直在与其中的一些组织进行对话，包括绿色和平组织。但是很遗憾，惠普公司在环境责任方面所作的贡献与领导作用并未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对此也很失望。

　　问：绿色和平组织称，惠普电脑中溴化阻燃剂等级比IBM和DELL的高，为什么？

　　答：由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检测结果没有提供给惠普，所以我们很难直接评价这个结果。

　　问：溴化阻燃剂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是否有危险？

　　答：有传闻称惠普产品因使用溴化阻燃剂四溴双酚A而含毒，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不负责任的说法。

　　1．阻燃剂是阻止物体燃烧的化学物质。它就像灭火器一样，能够阻止或控制家电产品意外的燃烧。家电等电子产品中有了阻燃剂，即使在电压突然变化或者操作不当的情况下，也不容易形成火灾隐患。

　　2．溴化阻燃剂是阻燃剂中比较常用的一类，并且被认为是效果最好的阻燃剂。

　　3．溴化阻燃剂分为很多种，只有几种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有不利影响。惠普在其产品中从未使用过这几种溴化阻燃剂。

　　4．早在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溴化阻燃剂之一--对四溴双酚A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全面、科学的评估，并判定它"对普通人群危害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研究结果可在http://www.inchem.org/documents/ehc/ehc/ehc172.ht 查询。

　　2005年欧盟评估组织对四溴双酚A进行的一项评估也显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发现四溴双酚A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人们不用对此担心。"

　　5．消费者不需要担心日常使用电脑产品时的安全，使用惠普的产品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问：惠普公司会将电子垃圾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吗？

　　答：惠普公司对于回收到的所有产品，都会尽可能地在回收地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惠普公司同遍布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10余家回收厂合作。我们努力确保我们的回收厂商能够非常负责地对电子垃圾进行处理。我们已设立了全球的硬件回收标准，并对回收厂商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对所有材料和组件进行合理的再生、恢复或回收再利用；妥善保管和处理原料；对处理过的原料进行统计，以符合惠普公司制定的《供应商行为准则》和定期评估要求。此外，我们还会定期对回收合作伙伴进行审查。

　　问：惠普是否有明确的计划，用危害较少的替代品来去除有害物质？

　　答：1．惠普已经为全球产品制定了目标，即在2006 年7月1日新的欧洲要求"危害物质禁用指令"(RoHS)实施之前，惠普所有产品都符合对铅、汞、铬和其他限制性化学物质的使用标准。

　　2．惠普已经在2005年11月1日宣布：在2006年12月31日后发布的所有新的惠普品牌产品外壳中停止使用溴化阻燃剂（BFR）。在此之前，惠普已经用低危害的物质替换了许多有害物质，例如在一些阻燃剂PBB 和PBDE 被列入RoHS目录的几年前，惠普就停止了使用这两种物质。

　　问：中国惠普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中国惠普相信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正在通过实施相关计划来减少自己及客户和合作伙伴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惠普历来倡导全球企业以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并且以身作则，为公司谋求更大的发展。

　　1. “巨龙循环——耗材回收计划”：从2004年开始，中国惠普积极与“根与芽”和“地球村”两个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将电子垃圾的回收深入到高校和社区当中，目前，该计划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已有超过40个学校、2万名学生投入到其中。该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进行废旧耗材的回收，更重要的是在年轻的新生群体中宣传和提高环保意识，并希望可以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人重视环境保护。

　　2. 积极投身“数字中国”保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该项目旨在推动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字化发展，希望借助卫星通讯的手段，加强地处偏远的可可西里地区信息监测和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的保护。

　　3. 鼎力支持“珠峰环保行动”：从2004年起中国惠普公司已经连续两年投身到该活动当中，在海拔5100-6500米的区域清扫游客和攀登者遗留的废弃物达8吨重。

　　问：在哪里能够获得惠普产品的信息？

　　答：如欲了解有关惠普环保产品特性、回收服务及惠普环保计划与政策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1. "循环巨龙"计划：www.dragonrecycling.ngo.cn/cartridges

　　2. HP 环保计划：www.hp.com/environment

　　3. HP 环球伙伴计划：www.hp.com/recycling

　　电子废物还是“电子毒品”？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每年全球范围约产生2000万—5000万吨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简称为“电子废物”）。另据统计，美国仅淘汰的电脑即将达到3亿—6亿台。这些电子废物要么被回收后合理处理，要么回收后走私到发展中国家。1992年，禁止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害废物的《巴赛尔公约》生效实施，大部分欧洲国家承认并已经履行了公约职责，而美国至今没有承认公约。根据英国BBC报道，在美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后80％非法出口，其中90％最后卖到中国，所以中国是电子废弃物最大受害国。

　　广东省的贵屿镇，堪称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据说有300多家企业专门从事电子垃圾的拆解，另有3000多家手工拆解作坊，每年的拆解量高达150多万吨。

　　据介绍，个人电脑由700多种化学原料组成，其中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一台电脑显示器中仅铅含量平均就达到1公斤多。不当回收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极大损害。

　　2005年5月，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题为《电子废弃物回收在中国和印度：工作场所和环境的污染》的研究报告。电子废物拆解地——中国广东省贵屿镇的环境样本中发现铅、汞及镉等10多种有毒重金属，其含量都远高于背景含量。而所有当地尘埃样本的含铅量都高于普通样本几百倍。此外，有的样本更含有有毒的有机污染物“多溴联苯（PBDE）”多达43种同族。

　　报告中对电子废弃物拆解中的零件拆卸和焊料回收、机械粉碎、酸处理及露天焚烧等四道工序的环境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广东贵屿镇的零件拆卸和焊料回收工场收集的尘埃样本的铅含量，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室内尘埃所记录的一般含铅量数百倍，而印度的同类尘埃样本则高大约5-20倍。从贵屿镇机械粉碎工场的排水道沉淀物中，除了重金属外，更发现共43种同族的多溴联苯，它们是最常被用作电子产品中的溴化阻燃剂，也是绿色和平一再要求电子企业从产品中去除的有毒物质之一。

　　报告还显示，电子废物的污染并不局限于拆解的操作间，这些有毒的重金属及有机化合物能够通过工人被带到家中，对家居环境造成影响。一名中国焊料回收工人家中的尘埃样本中，铅和锡的含量分别是对比样本的23与43倍。

　　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体健康将受到极大的危害。汕头大学近年对贵屿165名1—6岁儿童的血铅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儿童血铅负荷高，其中135名儿童铅中毒，中度铅中毒者达到24.4%，明显高于没有遭到电子废物污染的邻镇儿童。长此以往，这些中毒的儿童可能会患贫血等疾病，他们的智能和行为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此外，有机化合物如多溴联苯也很危险，它们不易分解，可通过食物链进入并很容易累积在动物身体中，更可以影响动物脑部的正常发育。

　　电子垃圾相关立法

　　消除电子垃圾危害必须双管齐下，在注重电子废物回收的同时，必须在源头消除电子产品中有毒物质的使用。

　　2003年2月13日，欧盟公布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这两个指令分别从回收和生产两个环节规定了生产商对有害物质的责任。前者主要内容是：2005年8月13日后投放市场的电子产品，其废弃后的收集、处理、回收和环保处置等相关费用将由生产商或进口商承担；后者主要内容是：从2006年7月1日起，投放市场的电子产品中不能再包含某些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主要包括铅、汞、溴化阻燃剂等六种物质。两指令已于2004年8月13日开始执行，并于2006年7月1日全面强制执行。

　　中国作为世界电子产品生产大国，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方面，分别由三个部委制定了三个不同的法规，内容也参考了欧盟两个指令。这三个法规即《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废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和《废弃家电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简称《政策》），分别由国家信息产业部、发改委和环保总局牵头起草。

　　这三个法规各有侧重和分工。《办法》规定电子产品在进入市场前就要提供产品的环保方面的信息，并以自我声明的方式向消费者公布，比如产品中都使用了哪些化学物质，比重多少，哪些可以拆解等，相当于欧盟ROHS指令。《条例》主要针对产品废弃之后的回收管理，更接近于欧盟WEEE指令。

　　据最新消息，《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将于2006年初正式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