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环保者就该低薪吗？——转（冯永峰）

十九

    一个国家大体有两类职业环保者，一是政府环境保护部门里的“干部和群众”，二是各地民间大量涌现的民间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政府的干部和群众，一向是有大量的资金，保障其做人和做事的。而民间环保行业，至今尚未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业内人员从容不迫地做人和做事。有些把民间环保视为“偶然”，认为民间环保组织不需要太多的“工钱”。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同是“民间组织”，基金会为什么就应拿得多些？

　　有一家致力于资助民间环境保护的基金会，2010以来，一直迟迟不肯批复一个项目书。该基金会的秘书长被一笔“5000元的月薪”给卡住了。她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都觉得该项目的负责人不该拿5000元的“高薪”。

　　而略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基金会的秘书长，一直是拿年薪的。而且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菲。

　　于是有些人就心里嘀咕了，大家的工作一样重要，为什么资助方就认定申报方只能拿低薪，而自己却可以拿高薪呢？

　　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基金会工作人员拿高薪是有一定危险的，容易被捐赠人误会。但我认为，即使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工资与社会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相比，仍不算高，甚至有架高提升的必要。

　　我的理由很简单：公益行业、民间环保行业从业者，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企业工作人员，不是自由工作者，除了工资收益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行业，从业者的基本尊严，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志之一，就是工资水平要与社会水平大致相当。

　　职业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半不是贪财好物之人。但社会的平等，恰恰不是体现在从业者的主动追求上，而是体现在社会对他们价值的认同上。只要你认同这个行业的存在，只要你认同社会需要一批人来专门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给这个行业开出相应水平的“工钱”。

　　基金会的秘书长们，如果认为所资助的项目，不该给职业执行者开出一定水平的工资，那么，很有可能泄露了一个内心小秘密：他们表面上在这个行业内高调从业，骨子里却不认同这个行业的价值。他们拜见捐赠人时衣冠楚楚，接见申报人时则虚与委蛇。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要么自己降工资，要么认同申报方也需要同等水平的工资。

　　换句话说，一个职业民间环保队伍得到认同的社会，机构负责人同样要拿年薪，项目执行人同样要拿高薪。

　　人力成本是一个项目的最基础成本，无论在项目里占了多高的比例，都应当全额计算入内。一个项目书如果连基本的人力成本都不充分估算入内，那么这个项目书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项目书，是一个对项目执行人不忠诚的项目书，是一个对行业有损害的项目书。

　　在此，我要呼吁所有的项目书编制者，一定要高调地把项目执行人的工资水平定出特色和优势。如果资助方对你开出的工钱有疑虑，你可以拿我这篇文章和他们据理力争。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坚持的勇气。如果你委曲求全，表面上你可能拿到了项目书，但很可能，你所获得的这个项目做下来后，对你的机构并没有什么益处，对你项目的目标，也可能没有什么益处，因为你在用一种畸形、变态的方式运作项目。

　　“零工资”负责人不该“低工资”同事

        同样，有一家在业界颇有声望的环保组织，其领导人经常误导他的员工：环保是一个志愿性非常强的工作，你要做民间环境保护，你就该拿低工资。

　　当然，这个机构的领导人让同事不得不佩服的一个招数，就是他个人不拿工资，或者只拿极低的工资。

　　不过细分析起来，这个以为不拿工资才最高尚的机构领导人，所拿的“工资”并不低。或者说，其所消耗的项目经费并不低。无论是其“做人成本”还是“做事成本”。

　　从做人成本角度说，他所拿的工资并不低，是指其可能在过去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自己还是家庭，都可能积累下了一定的资产，这些资产已经足够其度过衣食无忧、住房有余的一生。这样，其“做人成本”几乎已经完全解决。

　　而做事成本，却又几乎完全是从项目里出的。这样的人，工资可能拿得不高，可每个月送到机构财务人员手上的票据，却可能高得惊人。票据里，除了机票车票住宿票，还可能有数额惊人的打车票和饮食票。财务人员、项目执行人员对这些票据，多半是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出主意想办法，把所有的票据塞到各个项目的缝隙中，努力冲账了事。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讲话精神”，无意中泄露了这家机构的负责人虽然在业内已经从业许久，却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基本价值形态，也不了解作为一个行业职业化后的第一要务，就是给从业者标定足够吸引人的工资水平，如此才可能把更多的社会精英吸引进来，在这个行业里“化神奇为更加神奇”，还可以激发一些对这个行业的价值尚未充分认同的人，因为无意中撞入这个行业而凤凰涅槃，化平庸为神奇，甚至化腐朽为神奇。一个行业的血色，来自社会的尊重和支撑。而一个同事的精气神，则来自于机构对行业价值的共同认定。

　　假如你进入一个行业，其负责人给你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行业的价值之后，却告诉你只能开出极其低廉的工资水平，那么，我建议你马上起身走人，直接奔赴其他更能让你价值得到肯定的行业。

　　我们的工作当然不是为了钱，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内工作，得到认同的方式绝对不只有工钱。但“工钱”开出者，无论是资助者还是机构负责人，却有责任维护本行业的价值使命和价值标准。如果不顾一切地自降身价，结果必然是整个行业受到损害。

　　“捐赠人”实际上是社会服务购买者

        基金会有时候也挺委屈，因为他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说服“捐赠人”，让其明白作为社会行业分工，民间环保组织、民间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如果不给与相应标准的工钱，恰恰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捐赠人心目中的目标达成。因为很多捐赠人迷信实现公益目标的过程必须“零成本”，却忘了其捐赠的过程，其实是购买、支持社会服务的过程。

　　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心愿、能力和资金，三者缺一不可。进入民间环保行业工作，其心愿和能力应当是基本具备的，而钱的到来，能够辅助其实现预定目标。因此，资金在任何一个项目中，都只是辅助角色而不是决定因素。没有钱未必不能做事，有了钱倒有可能把事做砸。钱太少了可能无法成事，钱太多了也可能把事做变质。我们总是希望出现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方式，能够在钱不多不少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得漂亮美好。

　　问题在于人员工资与项目其他费用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按照我的理解，即使这个项目任何费用都不开具，人员工资开具足够了，这个项目也可能运行得比较好。如果一个项目每个方面都似乎搭配合理，而最终执行下来却可能顾此失彼。

　　甚至会出现一种可能性，项目申报方为了让项目尽快落实，在与基金会的交流与谈判中，忘却了项目架构中最必要的人员因素，而对项目费用进行了“调整”，降低人员工资，提高其他的费用。其结果往往是项目执行过程中又必须进行“第二轮调整”，也就是继续保持原定的项目人员工资，而把其他的费用挪用过来。

　　我们与其这样没日没夜地变通，不如一开始就坦荡和清晰。我们与其一谈项目工钱就脸红，不如理直气壮地把人员工资充分地、全额地计算入内。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迫于公众压力”，曾经声明所有捐款“不收管理费”。在我看来，这是基金会最大的变节行为和欺骗行为，因为这些人员成本和运营成本是一定得有来路的，不从这个捐赠人出的钱中掏出，就得从另外一个捐赠人的钱中掏出；或者巧目名目申请“国家财政补贴”——而基金会申请国家补贴，更是有违基金会的基本精神。捐赠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红十字会也是在自欺欺人。

　　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有人去运营，任何运营者都需要消耗捐赠人的一定资金量。而恰恰是运营者的出现，才可能让捐赠的基金得到最有效的执行。

　　有很多捐赠的资金，绩效不好，运营中被贪污被腐化被随意投放，不是因为运营者消耗了一定比例的成本，而是运营者选择“合作伙伴”时不恰当。
　　捐赠人与其认定“把钱直接给受益方最有效”，不如寻找真正专业的基金会，让其寻找真正专业的项目执行方，并在“层层转包”的过程中，消耗一定比例的资金，但把项目成功地执行和落地。换句话说，任何资金在做慈善、公益、环保的过程中，第一要支出的，就是给项目执行人员的工钱。

　　那些相信“直接给钱”最有效的人，其实最终消耗的成本更大。想象一下这个场面：某爱心女士在某年某月某日，为某事感动不已，掏出10000元，要给灾区的孩子送衣物。她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和亲信。于是，她就得自己亲自出马去采购和运输。在这过程中，所有的消耗她都不忍心计算到10000元内，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个过程可能要消耗掉30000元。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实际执行成本是40000元。

　　而如果她拿出20000元，寻找一个专业的组织，把其中的10000元作为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就可能很迅速地把她的10000元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我所理解的民间环保行业，各个链条之间是一种“共生互助关系”。在这个生态群落中，只有互相信任才能让整个营地生机勃勃。每一个环节对于上下游都是“服务型”的关系。捐赠人捐款，其实是对基金会的服务；基金会向申报方拨款，其实是对项目执行者服务。而项目执行者去执行项目，更是对社会提供服务。当然，反之亦然。这种互相既服务又信托的关系，是专制型社会关系、竞争型社会关系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关系，非常需要大家共同去维护和协作。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让每一个行业从业人员，得到相对高标准的工资水平，才可能保证这个行业稳定和繁荣。

十九

各种伤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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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印的左手

冯先生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