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后会把宜居城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予以持续关注。 ——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4月在《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发布会上谈自然之友今后的发展方向。
大多数公益慈善行业的从业者在心理承受力和情绪控制上并不比其他人更强,而行业的特性却又使得他们更经常地面临‘情绪耗尽’和‘职业倦怠’的威胁。 ——《东方早报》英国特约撰稿人顾远5月撰文说
西方学生倾向于把组织叫得很大很国际。比如一个大学社团,可以叫做中华XX会;在2个国家有团队,就能号称国际组织。光环背后的实力有多少,实在不好说,但是一旦到了国内,又很受欢迎,营销效果显著。——张嘉伟5月在《中国发展简报》上发表文章《中美青年公益的四大差异》,评论中美青年做公益的差别。
有些官员对NGO的疑惧总是挥之不去,嫌其碍手碍脚,甚至担心其成为一股异己力量。这种心态不利于推进法治,必须摒弃。——6月6日,财新《新世纪》的财新观察发表评论《以法治统领社会管理》
NGO是在帮基金会花钱,是在替社会把钱花好,互相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信任协作关系。——冯永锋8月在微博上评论NGO与基金会的关系。
厦门市民胜利了,为什么又有了大连的PX,下一个是谁?难道以后对待类似的重大化工项目,我们都要以这种方式解决?
——《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8月在《大连PX:糊涂地来,糊涂地去?》一文中说
企业、政府与公众构成了三方博弈体系,如果其中公众力量过于弱小,则会使这场博弈处于失衡的状态。资本没有了对手,化工业就会失去制约。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伟8月在《政府公众与化工企业环境博弈:公众处弱势地位》中评论大连PX事件。
在中国,“邻避”运动(别在我家后院,简称NIMBY)刚刚开始兴起,它们以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地区为中心。年轻的专业人士发起了多次和平的“散步”抗议,其中许多人举着中国国旗。当局有时会予以容忍,他们自己也热衷于环保事业。——James T.Areddy8月在《华尔街日报》上说大连PX事件,前绿色和平工作人员虞鑫在微博上评论:“Nimbyism其实是个贬义词,指只要不在我家边上就好,但这也往往是个好的开始,之后再以更多的努力变为NIABY(not in anyone's backyard)吧”。
在大多数公众环境运动中,民众在守法和依法行事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地方政府。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9月在中外对话上撰文评价大连PX事件,认为在法治缺失的背景下,中国的环境治理逐渐走上了“无规则互动”的道路。
恕我直言,这次苹果污染丑闻的操作是绿色和平的惯用手法。挑选企业有一套标准,或名牌,或尤其珍惜品牌美誉度,或已有改善意向的,以前挑雀巢、惠普等都是这样的考虑。这和绿色和平的筹款方式有直接关系,即来自大众小额捐款,这种方式需要吸引眼球,炒作事件。国内NGO学习这套,个人认为不是上举。 ——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9月2日在新浪微博上转发前绿色和平雇员的说法。
昨日,查尔斯王子在WWF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上正式宣布就任WWF英国分部总裁。一直热衷于环境保护的查尔斯王子子承父业,其父亲菲利普亲王曾担任WWF英国分部总裁和WWF全球主席。——WWF中国工作人员蔡涛9月9日在微博上说。
@翟雁儿:刚刚与一些参加面试的NGO领导人聊天,谈到NGO成长之困和拦路虎时,我们发现: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否有钱,无论你在商业或者政界多么成功,也无论你有多么得天独厚的资源,只要你在公益领域做NGO,谁都无法逃脱。“我是在黑暗中探索前行,连滚带爬!”“我是在妥协忍让和牺牲中保存组织。” 7月30日
@晓静早安:我觉得没有一个行业是不需要妥协忍让和牺牲的,企业不需要吗?政界不需要吗?我们不需要如此顾影自怜。8月2日
@傻狼李弘:其实,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创业的风险﹑压力和失败率比NGO更甚!NGO的困难谁都懂,但群体性自我心理负面暗示和矛盾外部化盛行,不是健康心理状态。8月2日
@路人李根:哪行哪业不是如此呢,有所追求有所坚持就必须要有所牺牲,适当的妥协都是不可避免的 8月2日
@梅念蜀:对呀!不要老讲自己如何可怜,要讲如何奋进。中小企业贷款受限,税收很重,人家怎么过的?困难算什么,我们是自豪的社会创业家。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