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

朴犷者老实做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

贾谦 杜艳艳 仲海亮 傅俊英 杨巨平

一、 导言
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医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一）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从神农尝百草到东汉《神农本草经》问世，从明代《本草纲目》到现代《中华本草》的编篡，浩瀚的本草文献深刻反映了我国医药发展和劳动人民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丰富经验。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大体可分为4个时期，即：
起源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神农尝百草之说。我们的祖先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逐步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用的知识，形成了原始的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
古代时期（公元前221-1840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采集、渔猎向农业进化，特别是火的发现、文字的出现及陶器的应用，为中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创造了条件。《易经》有“无忘之疾，勿药有喜”；《礼记》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矾石和磁石5种矿物药烧炼的升华物）等的记载。药物的来源已由植物、动物发展到矿物及人工制品。春秋时期，药物扩大到100多种，如甘草、贝母、枸杞子、苍耳子、芹菜和益母草等已为当时的常用药物。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据《山海经》记载，药物已多达124种，其中植物药51种、动物药66种、矿物药3种和其他4种。先秦时期的医药专著《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及其他典籍，如《书经》、《管子》等，常把医和药融为一体，在阐述医理的同时，对药物性质也有初步的归纳，如有毒、无毒及五味，依稀可见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为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为保证药材可持续而充足的供应，我们祖先早已开始将野生动植物变为家养家种。唐朝已建有国家“药园”。人参、山柰、广藿香、薄荷等数十种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至少已有400年历史，麋鹿、梅花鹿的饲养历史至少有千年以上。
近代时期（1840-1949年）
这一时期中医药虽然有所发展，但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自西学随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一些人为了富国强兵，崇尚“赛”先生和“德”先生，错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予以废除，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现代时期（1949年以来）
古代中药资源的利用主要是采集、猎取自然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虽然也进行有目的的人工栽培或饲养，种类和数量毕竟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医药的重要性，号召对珍稀药用动植物变野生为家养家种。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药材公司等单位组织对几十种药用动物驯化饲养，对百十种药用植物进行栽培研究。如国家科委拨款300万元研究人参的种植技术，使我们今天有大量园参可用。到80年代中期，我国药材栽培面积达580万亩，今天至少又增加了1000万亩，虽然没有准确数字，这只是我们调研后的估计。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基础上，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药资源深层次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增进人们健康和丰富人民生活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众所周知，2003年的SARS，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死亡率，使中国死亡率仅为世界平均数的2/3；减少了治疗费用，中医药最高治疗费用仅为西医药平均费用的1/10；几乎没有后遗症，而西医治疗者几乎都有骨坏死。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出现一死上千万人的瘟疫，就是中医药起的作用。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最近研究的结论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医药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想代表了医学的未来方向；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比较优势，是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中医药在许多多因素疾病、疑难病，尤其是西医迄今尚无针对性疗法的病毒性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优势；我国卫生事业不可能采用西方模式，而必须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才能保证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因此，保护濒危药用动植物，保障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常用中药只有五六百种，中药不等于植物药
中药不等于西方的植物药，也不是天然药物。所谓中药，系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药品。我国所谓的植物药或说草药，系指未纳入任何医药学体系、仅根据民间经验使用的药品。今天常说的西方植物药更特指按西医病名使用的草药。因此，千万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或说草药。同时，中药也不是天然药物，因为中药必须经过炮制，此多属化学过程，且有的中药本身就是化学合成的，如冰片，密陀僧等。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后说，我国有中药资源12807种，其中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矿物80种。这是不严格的说法。实际上，常用中药仅五六百种。加上不常用的和偶尔用到的不过1800种，其中动物药更少了。其他尚有民族药，民族药中有一部分与中药有交叉，余者皆为民间草药，根本不用作饮片，也不用于中成药的生产，即使在民间，也很少使用。
在此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中药应用的确使个别物种濒危程度加剧，例如麝，但不要误以为一些物种的濒危乃至灭绝就是中药应用所致；不要把我国中药不用、民间偶尔用到的草药算作中药，从中寻找濒危物种来埋怨中药应用。
　　中药资源，是我国具有独特开发利用优势和发展前途的中医药这一战略产业的物质基础。中药材既是中医治病的药物资源，也是西药、国际植物药、食品工业及其他工业的重要原料。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可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可以带动药材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饮食业等相关产业群的发展。
中医药的发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有较大的依赖性。所以，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十分重要，是关系到中医药的发展、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大事。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我国从50年代就开始提倡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1958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对野生药材进行家种家养，以及人工合成的研究工作。
（三）课题组研究的目的、方法与意义
如上所述，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民健康的保证，也是中药产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国际上纯保护主义的一些人误以为中国某些物种之濒危是中药应用所致，频频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不实的宣传对中医药痛加鞑伐。如果我们不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不仅会影响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还有可能使我国中医药这一战略性产业毁于一旦。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课题就是从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战略角度出发，研究我国药用濒危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措施及建议。我们希望课题的研究成果不仅能达到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目的，也能满足中药产业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应对国际压力，用客观事实来批驳中医药导致药用物种濒危与灭绝的不实之词，以赢得各国政府及国际保护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为此，课题组召开了10多次小型座谈会和两次全国性药用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研讨会；抓住一些典型物种，组织人员查阅文献，并到有关省市调研；访问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中药企业应用濒危物种情况的问卷调查；遂成为本总报告及四集分报告集。
二、濒危物种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人类文明史表明，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资源。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具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功能。许多野生动植物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曾为人类的生活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人们更看重其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野生动植物更是人类的朋友。由于工业污染、环境改变及其他原因，地球上每天都有几十种物种在灭绝。保护野生动植物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生态环境，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这绝非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业。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更先一步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声疾呼。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不惜花高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眼前经济利益，不得不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些外汇。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生态平衡，致使一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
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善待野生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每个国家不仅要爱护本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而且要爱护地球上其他国家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濒危物种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让人类拥有一个充满生机的地球。
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物种就始终处于不断产生、不断灭绝的动态平衡过程之中，众多情况下，这是物种进化之必然，不必大惊小怪。但是，今天则不然。今天一些物种之灭绝或濒危，与人口膨胀、科技进步、工业活动关系密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按市场规律办事，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必须看到：人口过度膨胀是人类自掘坟墓；科技发展是双刃剑，它在推进文明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犹如《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很大，这种文化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破坏环境掠夺资源的一面。很可能，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到孔老夫子那里即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寻求答案。其实，20世纪80年代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过类似的话。
　　（一）西方一些国家野生物种的保护与利用情况
1．西方一些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办法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它们不仅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存的支持体系，还是许多工业和新医药产业的基础，也是世界自然资本的构成部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对于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本资源，意味着经济机会的丢失。因此，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更广泛的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1）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目标是：从根本上预测、防止及解决使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或丢失的原因，以逆转目前生物多样性降低或丢失的趋势，并使欧盟领土内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处于满意的保护状态。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出了一个明确的行动框架，并规定了总目标和部门目标。主要是以下4项内容：一是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二是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三是研究、鉴定、监测和信息交换；四是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之后，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生物多样性领导组，对英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战略性指导；随即成立了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4个领导小组，负责监测各行动计划的实行，并进行提高公众觉醒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2）美国保护濒危物种的有关法规
美国进行了许多立法对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如，濒危物种法、迁移鸟类条约法、鱼与野生动物合作法、国家野生生物庇护所管理法、北美湿地保护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属濒危物种法。
濒危物种法禁止未有许可证对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进行捕获。但是伴随性捕获许可证的发放，允许资产所有者在其资产内有濒危物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其他方面合法的经济开发活动。同时提供了一种管理部门与公众和私营部门发展创造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达到濒危物种的平衡和综合有序发展的办法。例如，美国的国际造纸公司为砍伐作为其造纸原料的木材，制定了一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保护在公司东南部土地上的濒危红帽啄木鸟。计划中描述了砍伐林木对红帽啄木鸟的影响及减轻该影响的措施。措施包括建立近5300英亩、居住了25－30个该啄木鸟家族的栖息地，以增加啄木鸟的数量。
美国一项调查表明，至少有80%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其栖息地在私人土地上。管理部门认识到让私人土地所有者介入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这些政策包括：候选物种保护协议，对许可证申请者在栖息地保护计划中保护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鼓励。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为许多物种提供早期保护，从而可避免将其列入目录；第二，由于候选物种得到保护，可减少在发放许可证后，一个原来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被列入目录，从而需对栖息地保护计划进行修改的情况。
近年来，美国栖息地保护计划的数量增加很快。1992年前只批准了14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但至2001年2月23日，管理部门已发放了343个以上的伴随性捕获许可证，其栖息地保护计划覆盖了20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对200个列入目录的物种和许多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了保护。
（3）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商业利用的一些管理办法
在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被清除。个体农民、牧场主或开发者为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常常进行原生植被的清除，从而除去了野生物种的栖息地。因此，许多人认为，未来对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找到一种机制，特别是经济刺激，使得在私人土地上的自然栖息地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及恢复。澳大利亚认为从其国内外的经验看来，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野生物种的商业应用可以成为这种机制之一。
澳大利亚一些经验表明，给予濒危野生物种一种价值，比没有商业价值会导致对该物种的更大保护。例如，为获取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袋貂的肉供本国食用及出口用，持续地对其进行高水平的商业捕获已有几十年。但其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再如，在澳大利亚BASS STRAIT 岛上的土著居民商业捕获灰鹱，以获得其肉、油及羽毛供本地应用或出口用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灰鹱的数量仍在增加。这都是由于商业捕获对这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保护起了很大作用的缘故。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能从栖息地上的野生生物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对这些栖息地进行保护。因此，应把天然栖息地看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因为它有应用价值，并能与其他使用土地的方法进行竞争。把它看成是有经济价值的，才能使它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澳大利亚管理野生物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上可持续性的采收或猎取是可以做到的。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驾驭可能起破坏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其中保证资源的拥有者看到管理良好的野生生物贸易具有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对政府有关机构而言，野生生物商业利用企业家和动物保护团体的挑战是如何对商业应用进行管理，以减轻风险，并达到最大程度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的应用。
澳大利亚现有的管理职责分工是：联邦政府主要管理进出口，并正进行对所有联邦的有关环境的立法进行综合改革，将已有立法归于三个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及遗产保护。各州和自治州均有立法对野生生物进行管理，在政策和实践中，均支持野生生物在生态学上可持续性的商业应用。
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实践经验：在南非，由于土地使用政策的改变，使野生物种的所有权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使许多栖息地得到恢复与保护，许多野生物种的分布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还带来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效益。
2．西方一些国家以牺牲他国资源为代价来保护本国资源
国际上已将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占有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基础十分雄厚，非常重视本国生物资源的保护，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采取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利用先进技术，加工成具有高附加值的植物药或其它产品，再申请专利保护，并将成果以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的形式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获取高额利润。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野生生物资源的控制，进而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和经济垄断。发展中国家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和资源损失，许多生物资源的原产国、提供国反而成了受害国。因此，西方一些国家富裕之后，确实注意了物种的保护，但是发达国家保护自己的资源更多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资源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下面仅举三例予以说明。
（1）甘草资源
甘草除了药用外，在国防、化工、石油钻探、食品加工、烟草加工、饮料生产等诸多行业都有广泛使用，是许多行业的重要原料。甘草在我国是入药的，且是常用药。但在美国，则主要用于烟草等行业。
美国甘草并不算少，如同对待其石油、煤炭等矿物资源一样，不允许使用本国的，只许到他国购买。
每挖一亩甘草，相当于使三亩草场沙化。199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甘草8766吨，进口甘草液汁及浸膏2555吨，约相当于4万亩草场的产量。而每挖一亩甘草相当于破坏3亩草场。仅美国1994年一年的进口就等于破坏了我国12万亩草场。而美国进口的甘草主要用作烟草添加剂等而非药用。
从我国来看，每年采挖的甘草中90%以上都出口了，而出口的甘草中，绝大多数都不是用于医药。我国有必要为了这点外汇，这样拼命采挖自己的甘草吗？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源破坏，草场沙化。那点外汇恐怕很难恢复已沙化的草场。
（2）红豆杉资源
1992年底，美国FDA批准紫杉醇作为治疗癌症的新药，美国每年需求量达300公斤以上。每生产一公斤紫杉醇，需要6.81吨红豆杉树皮，换句话说，耗费资源太大。美国不许利用自己的红豆杉资源，全是到他国就地生产，然后销到美国。比如，在我国云南设了个合资企业生产紫杉醇，短短几年就毁掉了高黎贡山至少1/5（也有估计达1/3），的红豆杉树。而所毁灭的红豆杉要数百年才能长成。
（3）藏羚羊资源
造成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人用藏羚羊披肩的奢侈性消费，而非治病救人。一条藏羚羊披肩三两万美元，结果导致藏羚羊几近灭绝。

朴犷者老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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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ITES公约组织及其有关规定

CITES公约 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的英文缩写，亦称华盛顿公约。缔约于1973年美国的华盛顿，并于1975年正式生效。《公约》的保存国政府是瑞士联邦政府。《公约》的宗旨是对其附录所列的濒危物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因过度的国际贸易和开发利用而危及物种在自然界的生存，避免其灭绝。到目前为止，《公约》已有160多个缔约国。《公约》每两年举行一次缔约国大会。

公约贸易是指物种的进口、出口、再出口和从海上引进（指从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的任何物种标本输入某个国家）。

《公约》附录I所列物种是指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公约》禁止以商业为目的的国际贸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国际贸易。附录I所列的某一动物物种的标本，系为了商业目的而由人工饲养的，或附录I所列的某一植物物种的标本，系为了商业目的而由人工培植的，经《公约》秘书处注册后，方可视为附录II所列的物种标本。

附录II 所列物种是指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控制，就可能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其贸易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附录III 所列物种包括任何一个缔约国提出进行特别管制，并需要其他成员国给予相应管理的物种。其贸易将不会受到严格限制，但必须符合公约的有关规定。

说得通俗一点、不严格一点，列入附录  I的物种，禁止国际贸易，但不禁止国内使用；列入附录II的物种严格限制国际贸易；人工种、养的附录I的物种，有了仔二代以后，就可以在《公约》秘书处注册，即可视同附录II的物种，进行有限制的国际贸易。例如，我国养熊已有了仔四代，到《公约》秘书处注册后，即可进行国际贸易，我国过剩的熊胆粉便可为他国人民健康服务。

我国于1981年加入CITES公约组织，因而理所当然地要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

三、我国始终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我国是世界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并非资源大国，按人均资源情况，我国是资源贫乏国家。从资源承载能力来看，我国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按目前水平，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和水资源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和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随着人口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种资源供给和社会需求的矛盾还将会进一步加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必须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这是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良传统。为了保护濒危药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较好地解决了药用濒危动植物的种养问题，既保护了野生动植物，同时又保障了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了人民的健康。

（一）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人类的生存、繁衍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因此，人类不仅要合理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而且要爱惜大自然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早的农业国，就是为了保证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由于我们的食物需要动植物，先人们就开始驯化、饲养所需的动物，栽培所需的植物，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五谷杂粮，才有家畜家禽，才有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才能使之可持续利用，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与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国语•鲁语上》记载，“里革断罟匡君”，奉劝君王不要在孕期捕猎鸟、兽、鱼，以期万物休养生息，供持续利用。孟子说密网不下鱼池，以便留小捕大，待幼鱼生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采药要“逢三采一”，不能采尽挖绝。为了救人，保证药材供应，我国很早就开始将野生药材变为家养家种。

（二）新中国颁布许多保护药用资源的法规，采取许多措施

中医药的发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有较大的依赖性。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中药产销的管理……对几种特殊中药品种如牛黄、麝香、羚羊角、犀牛角和鹿茸都应有计划地开辟牧场，逐步解决。”

1955年和1956年，商业部、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两次召开全国中药专业会议，要求对资源稀少而药用又必不可少的野生动植物药材要积极变野生为家养家种。

1958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规定：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为家养、家种。实际上，这是保护野生物种最好的方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对野生药材进行家种家养，以及人工合成的研究工作。比如说四川的养麝研究所，至今已经有45年了。这是1958年国家在三个地方建立的三个麝驯养基地之一，在麝的疾病预防、繁殖、饲料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人工牛黄的研究工作也是从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中国牛黄公司近20余年来，一直研究开发人工种植牛黄（培植牛黄），其质量等同于天然牛黄，而远优于人工牛黄。国家用的牛黄，过去主要依赖进口，近20年，基本上都是用人工牛黄和种植牛黄。再比如，1984年中国药材公司从国外引进人工养熊胆汁引流技术。现在我们国家养熊的仔熊已有第三代、第四代。我们养殖熊的熊胆粉不但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目前产大于销，我们生产的用不了。人工养熊以后，客观上保护了野生熊，不再有人非法捕猎野熊了。这就是由野生状态变成家养之后的效应。

此外，当时的中国药材公司从土鳖虫、蛤蚧、蛇、蝎到穿山甲等，但凡有药用价值又较难获得的，都进行驯化饲养，以便解决药材供应问题，保证人民健康。客观上也保护了这些物种，所取得的成绩不容低估。

为保护濒危药用资源，也进行了人工麝香研究。以弥补天然麝香供应的严重短缺。近两年，人工麝香用量已超过天然麝香用量。为解决犀角短缺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其代用品，最后以水牛角浓缩粉代替犀角。为保护老虎，70年代同仁堂等单位开始研究用赛龙骨代替虎骨，并取得成功。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往往过多地注重了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生态保护。随着药材出口量的增长，对资源的过度采猎有加剧之势，如甘草大战、麻黄大战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为了保护业已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政府颁布了若干法律法规保护濒危资源。例如，1987年国务院发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这是我国将中药资源保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第一部专业性法规。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务院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1992年，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实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该条例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猎捕管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等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活动的通知》，要求对“未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而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违法狩猎、收购、加工、进出口野生动物，非法生产、加工、购买、使用、携带猎枪弹具、拒绝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对玩忽职守、循私舞弊、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和乱捕滥猎、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严肃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要追究刑事责任，禁止使用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违背的商标，严禁销售国家明令保护的野生动物”。1994年5月，林业部、公安部发布《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管辖及其立案标准的规定》。该规定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虽然国家颁布了许多保护法规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有些药用资源的濒危程度仍然没有缓解，例如，虎骨、犀角已经停止使用，麝香的濒危程度仍在进一步加大，等等。

（三）中医的治疗观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为前提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有5000年历史，至今仍对人们的医疗保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之一，而且列入了中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根据“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研究的成果，中医药代表了未来医药学发展的方向。然而，中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野生的动植物，而当今的生物资源日益贫乏，有的野生生物已濒临灭绝。数千年来，为了不使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维持人类正常的繁衍生息，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早已意识到保护野生生物的重要性。或者说，中医的治疗观一直是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为前提的。

第一，在疾病问题上，中医主张预防重于治疗。为了预防疾病，中医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行气、导引、吐纳、胎息、守一、存思、内丹等。人们若能按照中医的养生方法，坚持锻炼，自然就会少生病，从而也就不需多吃药，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用药与野生生物保护之间矛盾的办法。

第二，在用药问题上，中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本药，少用动物入药。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大医家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种动物。总之，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中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第三，中医学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如中医学十分重视日常饮食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对各种蔬菜的四气五味和归经曾进行过详细精微的研究，例如，韭菜提气，芹菜降气，生姜热，绿豆凉等。通过饮食的进补及禁忌，即可达到预防治疗许多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宝库。中医对药物资源范围的拓宽，不仅有利于野生生物、珍稀物种的保护，而且对于解决广大民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也是有帮助的。

第四，中医学主张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疗法外，还可以应用针灸疗法、气功按摩疗法、精神疗法等。运用多种疗法，就可以减少用药，从而保护了野生生物。

综上所述，中医是以天人合一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大力发展中医药的同时，又非常注重野生生物保护，以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药用物种的重要措施之一

我国为了进一步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濒危物种拯救繁育工作。已经建立700多个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动物驯养繁殖中心等，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保护了大量野生药用动植物，如峨眉山国家公园保护的药用植物有1655种，估计全国植物园保护的药用植物在5000种左右。黑龙江省、内蒙古和新疆自治区还制定了地方性中药资源保护法规，对甘草、龙胆、防风等进行重点保护。全国各地对药用动植物种驯化和野生资源抚育管理已经开展了几十年，并取得了许多经验。上世纪末，全国已建立14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20余种濒危物种人工繁育种群、400多处珍稀植物迁地保护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100多处植物园和树木园，1000多种珍稀植物得到保护繁育。这些工作原本虽然并不是为了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但在客观上也保护了药用濒危物种。

四、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现状

本章主要阐述我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以使我们对自己的资源有一个概括了解。这里所述的动植物有药用的、濒危的、野生的几个限制。而药用的则包括中医药用的，西医药用的，以及当今国际上常说的植物药所用的。

（一）课题研究范围

本研究所谓的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是指1987年随国务院《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名录》中列出的物种，共计76种，其中药用动物18种，药用植物58种（见附件1）。

犀牛、麋鹿、藏羚羊和象均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名录》之中，但我们认为：犀角虽已禁止入药，但其中入药有重要意义；麋鹿虽有药用价值，久已不以之入药，但其种群之恢复有代表性；藏羚羊虽药用价值不很高，其濒危则是他国以之作奢侈品所致；象之濒危及种群恢复又有其特殊性，故均纳入本研究范围之中。水蛭远不致濒危程度，但短短几年已看出迅速减少之趋势，可知生物制药耗用资源之巨，故提倡家养以免将来将之列入濒危物种名录。

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属珍稀药材，但牛绝无濒危问题，所以列入研究，主要是要表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保证珍稀中药材的供应。

此外，甘草、麻黄草今天尚不是濒危植物，我们也列入研究范围，因为甘草、麻黄草也是逐渐走向濒危的物种，而且对其乱采乱挖，将会引起草场沙漠化等环境问题。

（二）我国药用濒危动植物种类

众所周知，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中共收载国家保护动、植物资源中有药用价值的植物168种（其中包括I级保护植物5种、II级保护植物51种、III级保护植物112种）、动物162种（其中包括I级保护动物48种，II级保护动物113种，一种为世界保护动物）。

应该注意的是《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中所列，均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名录》之中，且基本上都已CITES公约附录之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所列的上述濒危物种虽然是有药用价值的，但实际上，大多数并不用于中成药生产，即使是饮片使用也很少，例如所列无脊椎动物及鹰科动物是如此。这与我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后说我国有12807种中药有关。其实，其中绝大多数只是有药用价值或有药用先例而已，而不知其中药药性，只能算是民间草药，真正可以说是中药的不过1800种。所以，真正中医药应用到的濒危的动植物并不多；尤其是，许多列入濒危物种的中药材，真正用的主要是家种家养的，而非野生的，例如，银杏、杜仲、天麻等，结果反倒背了个中医药应用导致物种濒危的罪名。此外，中医用银杏是用果实，而非树叶，以银杏叶入药是西方的植物药。

（三）主要药用濒危物种现状

下面我们分析我国主要药用的已灭绝、濒危的、珍稀的以及目前虽不濒危但有濒危趋势的若干个物种的现状。

1．犀牛（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南非白犀种群被列入附录II）

犀角是犀牛的角。犀角性味苦、酸、咸，寒。入心、肝、胃经。具有清热定惊，凉血解毒之功效。乃急救用药，尤其对高烧性疾病及瘟疫有效，在抢救危重病人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药中极为重要的一味药。急救名药安宫牛黄丸中本来含有犀角，今天全由水牛角浓缩粉代替。其他国家有人认为犀角有增强性功能作用，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和误用，中医药中从不这么使用。

我国犀牛最早分布在黄河流域，后来分布于西南地区。历史上犀牛角入药，犀牛皮制盔甲，足见当时我国犀牛数量可观。但是，到明朝嘉靖年，人口开始迅速增加，清康熙时，已经由过去1000多年中人口持续为6000万上下增加到9180万人，清末民初更增加到3亿多人。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犀牛生境越来越小，犀牛失去了其最后的栖息地，1957年，最后一头野生犀牛从我国大地上绝迹了。近百年来，我国药用犀牛角都依靠进口。90年代初，国际上施加压力，说是犀角的药用造成我国犀牛灭绝，导致世界犀牛濒危，声称如不停止使用犀角，将对中国制裁。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从大局出发，我国于1993年宣布禁用犀牛角入药，并从药典中删去了犀角这味药。

根据动物学家考证，5000万年之前，世界上犀牛有10个种，且欧洲、北美洲均有分布，现在只剩下5个种，另5个种已经灭绝。目前，全世界野生犀牛总数为14000头，其中，非洲犀牛约11000头，亚洲犀牛包括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共计约3000头，此外，全世界动物园和研究机构饲养的犀牛约1100头。犀牛是CITES公约附录Ⅰ物种，不允许进行国际贸易。

犀牛一般寿命40—45岁，性成熟年龄为4—7岁，生殖能力不强，每胎一子，数年一孕，怀孕期为18个月。这也许是其种群不易扩大的原因之一。

1990—1993年5月29日某大型药厂年均使用犀角41.88公斤，未找到全国使用数据，估计全国年均使用约500公斤，大约需要百头犀牛的角。不可否认，中医药应用犀角确实加剧了犀牛的濒危速度和程度。但犀角的药用仅是犀角的一种用途，犀角主要用做工艺品和装饰品。中药应用只是其应用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仅是中药使用，断不至于使犀牛如此濒危。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犀角等珍稀贵重中药的供应问题。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文中要求对犀牛、羚羊等都应有计划地开辟牧场予以解决。后来，国家又组织力量研究犀角代用品，研究出用水牛角浓缩粉代替犀角，当然其疗效不如犀角。

迄今，我国严格遵从国务院规定，未再用犀角入药。

2．赛加羚羊（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赛加羚羊角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是中医药中的传统名药，无论是单方入药还是复方入药都有良好疗效。羚羊角性寒，清热力强，入肝经，有良好的清肝热、息肝风作用，适宜用于治疗肝风内动，惊痫抽搐，头晕目眩，目赤头痛和热毒发斑等症。羚羊角还用于治肺热咳喘，能清肺热止咳。

迄今为止，经国家医药管理部门批准的含赛加羚羊角成分的成药共计56种，生产企业约200家，主要产品有羚羊粉、羚羊角粉胶囊、羚珠散、牛黄清心丸、牛黄降压胶囊、羚羊清肺丸、羚羊感冒口服液、羚羊感冒胶囊、羚羊感冒片、小儿羚羊散、羚翘解毒丸、羚羊角注射液、贝羚散胶囊、紫雪散、耳聋丸等。1998年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进行过一次较全面的调查，结果表明，到1998年12月，中国批量生产的企业实际不到80家，仍在批量生产的成药不足40种。其产品及生产厂家减少的原因，除了其他的之外，羚羊角没有正常渠道供应也是原因之一。

赛加羚羊，或称高鼻羚羊，现在是CITES公约附录Ⅱ物种，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当初，羚羊每年冬夏在我国及北方几个周边国家之间迁徙。虽然我们没有弄清最后一只赛加羚羊是何时从我国大地上消失的，但通常认为，60年代后期，我国境内就没有了赛加羚羊。至于赛加羚羊在我国绝迹的原因，说法不一。一种是困难时期打羚羊过度，另一种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边境封锁。但无论如何，并非中医药应用所致。赛加羚羊在我国灭绝后，中药使用的羚羊角都是依赖从中亚进口或是使用原有的库存。一旦国际上完全禁止赛加羚羊角的贸易或中国的库存使用完了，都会对中药产业和我国13亿人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1990－1998年41家生产企业较完整的数据初步估计，1990年以来，赛加羚羊角在中国年平均消耗量约为6吨左右，按3对羚羊角约为1公斤折算，总计约2万对左右。按照CITES公约要求，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会同中国有关部门，对全国库存的赛加羚羊角进行了一次调查和注册，结果表明，截止1994年底，中国赛加羚羊角库存总量为155.5吨，并逐年按实际消耗量核减。由于对赛加羚羊角进口进行严格的审批，现在国内含羚羊角的中成药主要是依赖库存，因此，目前我国应用羚羊角，对国际野生赛加羚羊生存没有威胁。

我国每年药用赛加羚羊角约为2万对，仅哈萨克斯坦赛加羚羊角的正常渠道的贸易完全可以满足我国中药用量，不会对世界范围内赛加羚羊造成种群下降之损害。对今天赛加羚羊的主产国来讲，允许适量的商业捕猎，防止无节制的大规模偷猎，可以为当地人们提供一定的生活来源，并可以为赛加羚羊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来源。对中国来讲，可以使生产厂家有正当的原料来源，避免因缺乏原料而不得不使用走私原料的情况，还可以平抑赛加羚羊角极高的黑市价值，降低走私的暴利，起到平抑走私的作用。

朴犷者老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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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Gulland研究发现，在哈萨克斯坦，家畜不吃的许多植物都是赛加羚羊的食物。在180平方公里的巴萨克米沙漠中，在半圈养半放养条件下赛加羚羊生存和繁殖都正常，可以根据放养区域的牧草及水源量控制羚羊的适宜数量。这样既可以保护动物基因，又可以为该国提供食用肉、皮革和制药业的原料以及外汇。

甘肃和新疆的赛加羚羊养殖中心经验表明，在我国选择合适的地区进行人工养殖可以取得成功，费用不高。同时，这些研究性的养殖中心的经验也表明，没有产业化的措施，缺乏资金，赛加羚羊的种群很容易萎缩，浪费了前期的科研成果和资源，并没有真正地起到在中国恢复赛加羚羊种群的目的。

3．虎（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

虎骨作为一味重要的中药，应用历史已有上千年之久。1993年以前，许多中药厂都生产含虎骨的药品，尤其著名的是虎骨酒，各地中药店都有销售。虎骨的作用主要是祛风湿。其功能为追风、定痛、镇静、强筋骨、止痢。历代本草和现代应用表明：虎骨功效确切、显著。

90年代初，国际上也对我国虎骨入药颇有微词，虽然还未到犀角程度。我国不懂中医药的动物学家给领导的建议是：虎骨与其他动物骨头化学成分没什么大的区别，没有科学数据说明虎骨有特殊疗效。于是国务院下令禁止中药再用犀角和虎骨。我们近期的调查表明，10年来，我国已经没有生产和销售含虎骨的药品了。

我国虎有三个种，即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东北虎与西伯利亚虎是同一种，孟加拉虎与印度虎同种，惟华南虎是我国特有种。1956年全国收购虎皮1750张。50年代末至60年代，为了消除兽害，奖励“打虎英雄”除害。据记录，1955－1956年江西省共捕杀171只虎，江西省土地总面积为 16万平方公里，平均每 940 平方公里面积上就捕杀一只虎。此后，虎在许多地区逐渐减少乃至绝迹。秦岭的虎于60年代灭绝。据估计，1977年实行捕虎禁令以前的30年时间中，大约有3000只虎被杀。例如，在每年的虎皮收购量中，华南虎皮数量从50年代初的每年78.6张降到 60年代初的30.4张，到 70年代初的3.8张，到1979年的1 张。

目前，黑龙江还见到野生东北虎，野生虎伤人的报道也不止一两次了。西藏也见到野生孟加拉虎的踪迹。华南虎只有报道说见到脚印虎毛而始终未见到虎影子。据说，我国野生虎还有二三十只，恐怕难以让其自然恢复种群，非得采取特殊手段不可。所有虎均是我国一级保护,是CITES公约附录I的保护物种。

老虎的濒临灭绝并非中医药应用所致，而是人口增加，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使老虎丧失了栖息地，并使栖息地岛屿化，导致它们濒临灭绝。试想，1949年我国就有近5亿人，后来又迅速增加，中华大地上还有什么地方是人迹罕到之处？大型野生动物还有生存余地吗？

此外，老虎身上最珍贵的是虎皮，与虎皮相比，虎骨的价值就不大了。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关东军拼命打虎，要的就是虎皮。

再者，过去，人们不了解虎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总以为虎是害人虫，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鼓励打老虎。打虎多的猎人，称为打虎英雄，在报纸上予以表扬。这也是我国老虎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

最后，科技的发展，使人这一万物之灵更容易地捕杀其他动物。当年武松打虎之时，千难万难，今天有了枪炮和其他工具，捕杀动物真是易如反掌。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尤其要控制自己的行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灭绝了其他动物，就是人类灭绝自己的开始。

我国现有大型养虎企业三家。哈尔滨的东北虎林园起步最早，当时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只东北虎，于1986年在横道河子饲养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饲养和繁育基地——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现有虎300多只。桂林熊虎山庄是企业家自己建的，2000年就有虎266只。海南省从泰国引进孟加拉虎饲养共有虎100只。据报道，目前我国驯养的老虎已经突破了1000只,而且，虎的繁殖能力很强，这个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然而，虎产品统统不许用，更不许贸易。养虎企业难以为继，中药企业却无米下锅。随着我国养虎业的不断进展，正常死亡的老虎对养虎企业而言就如烫手的山芋，扔也扔不得，卖也卖不得，动也动不得，只得用冰柜把死虎冷冻存放。

仅东北虎林园就有数十只自然死亡的老虎冷冻在冰柜中，光电费都付不起。真是“养虎为患”了。万般无奈，只好让老虎“计划生育”。大连主要的东北虎驯养基地——大连旅顺狮虎园由于经济有限,希望把老虎出租出去。如此下去，养虎企业只有关门大吉了！谁又去养虎呢？没有利用就没有保护，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

养虎可以保护下这一物种，而且可以保证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仍不能保证虎作为食物链的最上一环，即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的自动平衡。将饲养虎放归山林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大量的其他工作。首先要迁移部分人口，为虎创造大面积活动空间；其次需对虎进行野化驯练。

中药企业认为，当初就不应该取消虎骨的应用。虎骨“替代品”的赛龙骨替代不了虎骨的疗效。封存的虎骨不许用，不仅是浪费，而且积压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封存的虎骨还要由人家每两年来检查一次，心理上也受不了。

为此，我们与国际有关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也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担心虎骨应用解冻后就会有人盗猎野生老虎，因为家养虎与野生虎的骨头无法区分。鳄鱼也是CITES公约附录Ⅰ的物种，泰国大量养殖后，已允许其商业利用。飞机、汽车都是现代化交通工具，不能因其运行中出过交通事故且今后还会出类似交通事故而禁用吧！

所以，如果虎骨应用问题不解冻，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更不利于虎的保护。

4．鹿（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其中梅花鹿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马鹿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坡鹿是国家一级保护）

我国的鹿有梅花鹿、马鹿、坡鹿、白唇鹿等。但主要是梅花鹿，其次是马鹿，前者是国家一级保护，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和全国各地；后者是二级保护，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迄今为止，野生梅花鹿约只有2000—3000只，由于养殖鹿数量很大，几乎无人去猎捕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浑身是宝，鹿茸、鹿鞭、鹿筋、鹿血、鹿肉，无一非药者，尤以鹿茸为最。

鹿的养殖历史悠久。《诗经》（豳风·东山篇）载：“町疃鹿场，熠熠宵行”；（大雅·灵台篇）载：“王在灵囿，麂鹿攸伏，狍鹿濯濯”。可见，3000多年前西周帝王猎苑即已饲养鹿群。17世纪初，努尔哈赤在辽吉两省交界处设圣京围场来养鹿及狩猎。

自5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养鹿，尤以吉林东丰县规模大，溥杰先生曾为之题词：梅花鹿之乡。迄今，全国养鹿30万—35万只，鹿产品供大于求。而且，因新西兰养鹿业对我国养鹿业的冲击，我国养鹿业目前很不景气，有不少鹿场不得不分鹿到户，由个人饲养。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西兰养鹿主要是肉用，因而不到成年即屠宰了，故其鹿鞭基本没有药性。由于市场经济，我国一些企业大量进口，严重冲击了我国养鹿业。而我国有关部门并没有支持自己的养鹿业，反倒出台了不许将野生和养殖梅花鹿产品用于保健品的政策，理由是，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5．麋鹿（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麋鹿是世界级珍稀动物，其经济价值极高，肉可食，皮可衣，茸、骨、血可入药。且其茸优于鹿茸。

麋鹿是中国的特产物种。与梅花鹿一样，它也是群居性动物，“千百为群”，喜欢在湿地生活。野生麋鹿种群于1000年前绝迹，仅剩数百头麋鹿生活在皇家园林。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仅存于皇家园林的最后十几头麋鹿被带到了海外，从此，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了300万年的麋鹿在中国绝迹了。今天亚、欧、美十多个国家的2000多只麋鹿都是这十几只麋鹿的后代。

20世纪80年代，国家林业部组织专家考查后，选定大丰、武汉与北京三个地方，又从国外将麋鹿重新引回到它们的家园。而且，1998年秋天，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选择的8只麋鹿放归大自然，情况相当良好。我国现有麋鹿400多头。

6．熊（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其中亚洲黑熊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棕熊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熊胆的药用在我国已有2000年历史。《唐本草》就有熊胆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熊胆气味苦寒，无毒，入肝胆心经。熊胆具有清热、镇痉、明目、杀虫之功效。现代医学也证实，熊胆用于心脑血管病、神经精神系统病等的治疗，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可以说，熊胆是中药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药。

过去，靠杀熊取胆来获取熊胆。1984年，中国药材公司从国外引进活熊胆汁引流技术。于是，我国开始捕熊进行驯化圈养。

刚开始驯养之时，采用的是有管引流，即在熊胆囊处动手术，装上塑料管或不锈钢管进行引流。因装有管子，手术做得再好，总有异物感。熊总去挠它，易引起发炎。为使活熊胆汁引流便捷而熊又无痛苦，我国的研究人员从1986年开始进行无管引流研究，并取得成功，成功率高达100％。这是利用熊自身组织制造胆汁通道，采胆时只需用软管插入，胆汁即可在10秒内流出，熊无任何不适感。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技术已推广到全国各养熊场。个别小养熊场或个体养熊户，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成为养熊业的黑暗角落，但已相当罕见。

今天，我国养熊已经解决了饲料问题、疾病问题及繁殖问题。近几年，大中型养熊场都已经达到与养牛、养猪同样的水平，已达到规范化、规模化，熊场管理已趋成熟。现在，圈养熊早已有了仔三代、仔四代。按照CITES公约，即可在CITES公约组织秘书处申请注册，然后其产品就可进行有限制的国际贸易。然而，也不能不指出，部分小型养熊场尚不规范，甚至未建立谱系。

我国养熊共9000多只，年产熊胆粉7000公斤，远超过国内需求。但也因此保护了野生熊，使野生种群不断发展扩大。据估计，我国今天有野生熊61700只。

养熊保护了野生熊，又保证了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养熊是保护野生资源又保证合理利用的最佳途径。应该表扬、鼓励，使人们愿意去驯化、饲养其他的药用濒危野生动物。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今后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决不能因为洋人的一句话而废除。

7．麝（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麝香药用历史悠久，早在我国东汉时期（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以后历代本草中均有记述。《名医别录》述其有“疗中恶，心腹暴痛，胀急病痛”等功效。《本草纲目》记载“麝香辛温，无毒，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治中风、中恶、痰厥、小儿惊痫，镇心安神。”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中，麝香的用途十分广泛。临床上多用于镇心安神、清热解毒，芳香开窍，消肿止痛，痈疽肿毒，活血化瘀，跌打损伤，小儿惊痫和高烧惊厥等方面。近年来的深入研究表明，麝香在治疗肝病、癌症、心肌梗塞方面显示了很好的作用。麝香的疗效迅速，是临床上可用作急救药的中药之一。

随着野麝资源的濒临灭绝，以天然麝香为原料的中成药、香料工业和化妆品，将因为没有原料而停产，会直接造成国家50－60亿人民币经济损失。同时使用了3500多年、以麝香为基础的传统中医药，也会因此在我们这代人中断使用，我们将愧对祖先和后代。我们承认，中医药之应用加速了麝的濒危速度和程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出口药品所致。含麝香的一些中药享誉海内外，随着经济发展，出口量增加，麝香用量大增，为了获取麝香，不少药厂采用了非法途径。然而，1958年周总理就曾指示，中药要“先治疗后滋补，先饮片后成药，先国内后国外”，应首先保障国内同胞的健康，而不要盯着那几个外汇。迄今为止，我国中成药出口总额仅1亿美元，为了1亿美元，而破坏了自己的资源，是划不来的。

现在国家已将麝从二类野生保护动物提升为一类野生保护动物，全面禁止从野外杀麝取香。制药企业已难以获得天然麝香。

由于大量使用天然麝香，造成野生麝资源的濒危，致使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要对我国进行制裁，CITES公约组织拟将我国的麝从附录II提升到附录I，禁止国际贸易。那有可能导致像犀牛角和虎骨一样被全面禁止国内外的生产和贸易，不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我国应该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麝资源。

自1958年以来，我国人工驯养麝的研究进行了45年，在驯化、饲养、繁育、活体取香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从研究角度来说，非常成功，特别是四川都江堰养麝所。但从产业化方面来看，还不十分理想。四川养麝所存栏1000余只，而各小型养麝场及个体饲养者共养麝2000只。即使按最理想的估计，年产麝香不会超过30公斤。在没有野外天然麝香的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可能只允许用香企业使用库存麝香，且只许用于急救药品，并按国家核准用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人工麝香用量将大大增加，甚至远远超过天然香用量。

8．藏羚羊（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

藏羚羊角很长，很好看，有人用之作为家中摆设，藏医偶尔用之入药，中医药中没有使用。藏羚羊被人们称为“高原精灵”，这是因为它是生长在“世界第三极”——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一种珍贵的野生动物。50年前，在可可西里生活的藏羚羊还有近百万只，当人们发现和开发了它惊人的经济价值后，几十年的时间，藏羚羊竟濒临灭绝。

据称，藏羚羊绒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羚羊绒，用藏羚羊绒制作的披肩和围巾商品名为“沙图什”，意思是“绒中之王”。由于它能很容易通过一枚戒指，也被称作“指环披肩”。用这种绒织成的一条长2米、宽l米的披肩“沙图什”，重量仅有100克，其价格高达5000－30000美元，已成为一些国家贵妇人高贵、富有的标志。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是全球加工“沙图什”最早和最大的地区。这里的“沙图什”原料大部分来自我国西藏，藏羚羊绒全由走私进入克什米尔。在我国西藏、印控克什米尔一带，已形成一条专业化的藏羊绒走私网络。“沙图什”加工业工人约10万人，年产值约1.6亿美元。1992年藏羚羊绒加工量高达2吨左右，相当1.3万只藏羚羊的羊绒量。据估计每年被盗猎分子猎杀的藏羚羊有2万只。加工出来的“沙图什”主要被贩卖到欧美等国，有的直接运送原料到欧美一些国家加工。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调查资料表明：1986年冬季在青海西南部调查到藏羚羊分布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0.3头，1991年羌塘自然保护区东部藏羚羊分布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头，并且还能看到集群数量超过2000头的藏羚羊群。1994年在新疆昆仑山进行的一次调查，估算该区域藏羚羊数量约43700头。而据一位多年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的资深专家估计，在1995年中国藏羚羊总数已急剧下降至约50,000－75,000头左右，并且现仍在继续下降。近几年来，也无人再见到集群数量超过2,000头的藏羚羊群。在许多昔日藏羚羊集聚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零星的藏羚羊。这个古老的物种已经走向面临灭绝危险的边缘。造成藏羚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人用藏羚羊披肩的奢侈性消费，而非治病救人。为了保护这一物种，我国已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9．象（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

象主要是象皮入药。象牙主要用于制造工艺品。《本草纲目》载“象皮性味甘、寒、无毒，具有下疳，去腐生肌之功效。”

1990—1995年间，有一家中药企业年均使用象皮约45公斤。在我们进行的中药企业应用濒危野生动植物情况问卷调查中，返回的调查表中填写的象皮使用情况是:有一个中药品种使用非洲象皮,2001年使用200公斤；6个品种使用亚洲象皮，1998—2001年用量分别为945、1050、1105、1397.21公斤.

象主要有两种：非洲象生活于非洲，目前数量约50万头；亚洲象，生活于东南亚，目前数量约4万头，我国数量约260头。除非洲象的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种群为附录II外，其余所有国家的象都是CITES附录I物种。象在我国属于一级保护物种。

目前，我国的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象在我国数量之减少，主要是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象失去了其生存环境。

研究我国仅存的这260头象的保护与繁殖，使其种群数量日益增大，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工作。然而，由于当地人口密度太高，野象数量不断增长，已开始糟踏庄稼，危害百姓。这也算是一对待解决的矛盾。

10. 穿山甲（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穿山甲是名贵的中药材，是我国重要的药用濒危野生动物之一。穿山甲的药用部分主要是其甲片，《本草纲目》载“除痰疾寒热，疯痹强直疼痛，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通窍杀虫。”《本草再新》记有“搜风去湿，解热败毒”。

我国现有穿山甲资源量估计仅为50,000－100,000头，年需求量却高达200,000头，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源数量已大为下降；造成资源濒危的主要原因是利用过度、栖息地破坏、外来种入侵、穿山甲遗传性能衰竭；建议采取以就地保护为主的对策，建立穿山甲自然保护区，同时积极开展穿山甲人工驯养，加强药用穿山甲代用品的研究，以在近几年中减轻对野生资源的捕捉压力，解决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为迁地保护作前期准备，还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穿山甲迁地保护技术的研究。

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展穿山甲的人工驯养研究，变野生为家养。这样，不仅保护了野生资源，减轻了对野生资源的捕捉压力，而且还可以解决保护与需求的矛盾。广东、广西、贵州、江西、福建都有单位或个人进行过穿山甲驯养，但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由于个别科研环节需要突破，但由于缺乏经费，难有进展。其实经费有三二十万就足够了。目前穿山甲野生资源十分有限，开展人工驯养已到了相当十分迫切和十分必要的程度。

11．牛黄（国家珍稀药材）

牛黄是牛的胆结石，牛并非药用濒危物种，我们也列入研究，原因在于牛黄是珍稀药材，相当一部分依靠进口。天然牛黄性凉，味苦甘，入心、肝，具有清心、开窍、豁痰、定惊和清热解毒等功效，主治高热神昏、中风痰迷、发狂胡语、惊风抽搐、烦躁不安、咽喉肿痛、痈肿疔毒等症，尤其对各种热症疗效奇佳。从50年代起，我国政府即重视牛黄供应问题。先研究出了人工牛黄，后来，中国牛黄公司又研究出了种植牛黄，其药效远高于人工牛黄，等同于天然牛黄。

困扰着培植牛黄发展的所有问题其核心是市场问题，不少药厂为降低成本，不考虑药效，至今仍在采用人工牛黄，他们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这是药典列出的药材。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培植牛黄产业就难以发展。作为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培植牛黄的市场与中成药的市场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中成药的无序生产和恶性市场竞争对培植牛黄极为不利。这样的情况如果蔓延开来，不仅会使中药市场更加混乱，也会严重损毁中医药声誉。

12．水蛭（属国家珍贵药材）

水蛭俗称蚂蝗，为蛭纲环节动物,目前尚不属于濒危野生动物，但可看到其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蛭类约有500种，绝大多数生活在淡水中，极少数分布在咸水中，个别种类生活在陆地上。水蛭喜欢栖息于水流缓慢的中性水质小溪、沟渠、池塘、水田、沼泽和湖畔，而温暖湿润的草丛是其摄食和繁衍的场所。全国大部分地区，如东北、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均有分布，特别是南方分布更为广泛。蛭类大多数属半寄生生活，有些品种蛭幼时捕食、成年后吸血。蛭吸食的是一类寄主，而不是一种动物。药用水蛭，吸食所有脊椎动物的血液。

水蛭体干燥后，作为药材使用，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其药性平、味苦咸、有小毒。功能破血、逐淤、通经。水蛭体内含有抗凝血的水蛭素，现代医学即西医临床实验证明，水蛭素有缓解痉挛、降低血液粘稠度、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促进对渗出物的吸收等功能。水蛭用途很广，现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长期以来，水蛭作为中药饮片配方使用，用量不大。以水蛭为原料，生产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始于1989年，如吉林公主岭红光制药厂生产的《脑血康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水蛭。该药曾治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脑血栓而声名鹊起，各地订单纷至沓来。而后，国内大大小小药厂也纷纷上马来生产以水蛭为主要原料的药品，水蛭一下跃为紧俏药材之一。目前，天然药用水蛭资源十分匮乏，濒临枯竭。水蛭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环，如何保护药用天然水蛭资源，确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朴犷者老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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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目前的药用主要是提取水蛭素。这属于生物药的范畴而非中药应用。所以西药、植物药和生物药是更为消耗资源的行业。

水蛭资源分布的走势是从北向南逐渐消失。我国水蛭虽然分布广泛，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但是，最适于水蛭生长的地域是有限的，适于水蛭生活的温度是30度以下，10度以上。作为野生药材资源的水蛭，虽然是一种再生资源，但它的生长强度和繁殖率不是无限止的。由于国内外对水蛭的需求量较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也有多家生物制药厂利用水蛭，致使野生资源急剧下降。而且水蛭在我国北方消失的速度远远大于南方。

水蛭的人工养殖，已经取得了成功，对保护生物物种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调整农业结构、繁荣地方经济和广大农村农民致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野生条件下的水蛭，只要满足其基本生活环境，就可以生存并繁殖后代。根据专家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对水蛭的品种、习性、食性和繁殖有了比较详细的资料，探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饲养、管理方案，能确保水蛭人工养殖的成功。水蛭食性杂、生长快，把废弃的鱼池稍加改造，就可饲养水蛭；符合要求的低洼农田、湖滨滩地也可以进行水蛭的人工养殖。人工开挖水蛭养殖池，技术要求不高，土方开挖量小，投资少，养殖技术并不十分复杂，而且见效快，效益高，并能保证水蛭资源的永续利用。

13．石斛（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石斛是名贵中药材，药用价值很高，市场需求量很大。

石斛味甘，微寒。归胃、肾经。具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能。用于治疗阴伤津亏，口干烦渴，食少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等症。

石斛属植物大多生长在亚热带，海拔较高湿度较大，有充足散射光的深山老林中。常在深山老林中附生于树皮疏松而厚的树干或树枝上，或生于石缝、石槽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的热带雨林边缘尚有大量的石斛，云南的盈江县城的一家石斛加工厂，每年的销售额即达200－300万元。据南京金陵制药集团人士提供的情况，该单位每年即从云南获取上千吨品种多样的鲜石斛，往往通过铁路的专列运输到南京。但是，由于有大量的需求，一些人采取了砍伐大树收取石斛的手段，不仅毁灭了大量的石斛资源，也对原始森林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每年仍有大量的石斛外运，思茅地区林业部门还曾扣押收缴过非法采集的数千吨石斛。到20世纪90年代末，除原始森林人迹难至的地方外，云南已很难找到石斛了。资源已枯竭，成为濒危植物。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有数十家科研院所和产地进行过石斛的栽培研究，逐步对石斛的栽培生产技术取得了一些技术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因石斛价格尚低、种源缺乏，特别是没有产业化的生产者，科研单位进行技术推广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技术未能得到推广应用。

14．红豆杉（我国濒危珍稀树种,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1992年底，紫杉醇获得了美国FDA的新药批准。随后紫杉醇对晚期癌症等实体瘤的一系列治疗作用被不断开发出来，紫杉醇年需求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目前全球紫杉醇总贸易额为15亿美元。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和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癌症患者越来越多。美、欧、日等国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达400万人左右，全世界癌症死亡人数每年达630万人。据统计，紫杉醇年需求量达5000公斤，仅美国每年需求量就达300公斤以上，美国目前年产量仅为25－50公斤，而全世界每年产量约350公斤，目前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

为了提取紫杉醇，我国各地野生红豆杉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地方甚至濒临灭绝。例如，云南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建了一条年产50公斤紫杉醇的生产线，因生产1公斤紫杉醇仍要消耗6.81吨红豆杉树皮，仅短短几年间，该企业生产的紫杉醇就毁灭了云南高黎贡山至少1/5的红豆杉，也有人估计被毁红豆杉达1/3。我国生产的紫杉醇主要出口销往欧洲、美国和日本等。若非国家林业局及时制止，再有10－20年，高黎贡山的红豆杉将全部灭绝。

从红豆杉中提取的紫杉醇并不是中药，而是西药。每生产1公斤紫杉醇，就要毁掉百年树龄的红豆杉300棵。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西药和生产植物提取物对资源的破坏要比中药生产对资源的破坏大得多。西方国家对此十分清楚，只是讳言而已。

西方国家由于不了解中医药，以为植物药就是中药，把植物资源的破坏归咎于中药，这显然是错误的看法。目前，植物提取物走的是西药路，它们对资源的破坏比中药大得多。我们早在2002年就向有关部门建议，植物提取物即植物药可以搞，可以大搞，可以出口创汇，但必须以种植为主，不能轻易允许使用野生资源，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中有关项目尤其如此。否则，不仅浪费资源，而且破坏生态环境，将来难以恢复。

15．人参（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人参是中药四维之一，既是一味补药也是一味急救药，《神农本草经》把人参列为上品，载有“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因而应用相当广泛。

我国是药用人参的发祥地，应用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发现并用人参防治疾病。我国野生人参分布于东北地区东部的山林地带，即长白山脉和小兴安岭南部。我国栽培人参分布于东北地区的东南部延伸至东北部。人工种植人参相当成功。

根据我国古代本草记载，人参的最佳品应是产于山西上党的上党人参，品质远超过产于东北的人参，但是由于长期破坏性的采挖和森林的破坏，引起自然生态条件的改变，最后导致上党人参的灭绝，直到今天也没能恢复。上党人参是人为无节制采挖药用植物和破坏森林导致物种灭绝的典型例子。

由于森林的破坏和人类的过度采挖，人参资源破坏严重。据统计我国山参主产地吉林省1927年山参产量为750公斤，1951年降到362公斤，1981年降到128公斤，据专家估计1997年产量仅为10余公斤，目前山参资源已近枯竭。栽培参资源在市场冲击下也面临严重威胁。近年来人参(栽培参)的滞销使参地萎缩，许多地方人参已绝收，这一形势严重破坏栽培参的种质资源。另外，由于老参地(人参和西洋参栽种过的地块)不能连续使用，土地资源渐趋枯竭，也将导致人参种质资源的丧失。马小军等在集安产区的调查发现，集安一参场及附近可种的土地已接近枯竭，有的地块已开始种第3茬，结果病害严重、产量很低。为实现可持续利用，应限制栽培面积，提高单产。目前政府已禁止伐山种参。

引种驯化和栽培饲养虽然可以保存种质资源，扩大种群，但仍不能代替那些野生环境中处于自然进化历程中某一阶段的自然种群。生物处在长期栽培或饲养状态，还会丧失野生状态所具有的许多遗传特性。因此有必要将人工繁殖的种群再移植到其原有的生存环境中，让其野化到自然中，恢复为野生状态，或者在地广人稀的地区撒播人工繁殖的人参种子，恢复其野生种群。我国东北地区地域辽阔，有足够的山林和草原，为人参野化栽培提供了野外物质基础。

16．肉苁蓉（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目录，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II）

肉苁蓉主产于我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和宁夏一带，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药用价值极高，味甘、微温、无毒。主治劳伤、精败面黑，肾虚白浊，汗多便秘(年老或体虚的病人)，消中易饥，破伤风(口禁，身强直)。久服可以强身壮体，近年来常被作为抗衰老和抗癌药物使用。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也是历代补肾壮阳类处方中使用频度最高的补益药物之一。由于肉苁蓉野生资源日益枯竭，已被我国列为三级保护植物，被CITES组织列入附录II。

由于肉苁蓉所含的苯乙醇苷、甙类、多糖等化合物在治疗老年性痴呆症、调节免疫力和抗衰老等方面有显著疗效，加上保健、美容产品的开发，造成对原药量的需求猛增，导致药材价格在近10年来上升了400%～500%。受利益的驱使，不少采药者到药源地滥采，直至肉苁蓉药材资源急速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内蒙古西部的肉苁蓉资源目前已严重衰竭，只有极少量药材供应。新疆分布区亦已极度萎缩，其中准噶尔盆地西部的甘家湖一带，在20世纪60年代，肉苁蓉在当地居民点周围还随处可见，但经连年强度滥采，目前，肉苁蓉已远离居民区而收缩至人迹稀少的艾比湖东侧的湖滨地带，产量也急剧下降，药材部门每年所收购的药材已不足100吨。

肉苁蓉也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中药材，近十几年来，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每年都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干品肉苁蓉。美国1994年通过了《饮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将中草药列入饮食补充剂管理，近年来，美国的有关科研机构将肉苁蓉中肉苁蓉总甙萃取出来，并开发为食品添加剂。

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历来就有依据古汉方进行药补或食补的传统，因此也就当然成为了肉苁蓉的主要进口国。而欧美国家近些年来也不断加大了对中草药的研究与应用。除了将肉苁蓉应用于各种滋补食品的添加剂以外，还不断通过高技术手段分析和提炼肉苁蓉的核心有效成分，或作组合成分提纯，或作单一成分提取，力求使肉苁蓉的滋补药疗性能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和更广泛的应用。

17．天麻（国家珍稀濒危中药材，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被列入CITES附录II）

天麻是名贵的中药材。除用于巨大的中药市场外，近年又大量用于制药、保健、食品、饮料、发酵、航空等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天麻的药用历史悠久，但药源却长期依赖于野生，野生资源枯竭，并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二级保护植物。

天麻为名贵的兰科药用植物，入药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历代本草都列为上品。天麻主要以地下块茎入药，味辛温、无毒。主治诸风湿痹、四肢拘挛、瘫患不遂、眩晕头痛等症，消风化痰、清利头目、宽胸利膈以及治疗头晕、多睡、肢节痛、偏头风、鼻痈、面肿等症。由于天麻可增强视神经的分辨力，所以近年来将天麻作为飞行员的脑保健药。日本将天麻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总有效率达81.8%。这使天麻的用量剧增，加上天麻大量出口，天麻市场价格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国对天麻无性繁殖、有性繁殖的研究，分别始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无性繁殖多代后，其种性退化，产量、质量、抗逆性随之下降；而有性繁殖的研究，在70年代虽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发明奖，但由于有性繁殖因遗传基因所限，又制约了新品种的创新。

1993年湖北省研究出与天麻种子共生萌发菌——紫萁小菇的分离后，乌红杂交天麻栽培获得成功，是我国目前杂交天麻研究课题的首起最优成果，其科学领先的育种及其高产栽培技术，是我国千百年来栽培天麻的一个质的飞跃。目前天麻人工栽培技术已经成熟，年产鲜天麻数百万公斤。陕西、甘肃、河南、湖南、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等省已成为人工天麻的主要产区，特别是陕西汉中地区，年产天麻占全国的40％以上。

现今，天麻市场是供远远大于求，市场上轻松获得物美价廉的天麻，较少有人采挖野外天麻。自天麻大规模栽培以后，我国药用天麻不再依靠野生的了，而主要依赖栽培天麻。

18．甘草（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目录,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甘草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用途广泛，有“十方九草”之说。它的名称很多。《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称美草，五世纪名医陶弘景称之为“国老”和“众药之王”。甘草为常用中药，性平，味甘。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之功能，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咳嗽痰多、脘腹、四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缓解药物毒性和烈性。炙甘草补脾益气复脉，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动悸、脉结代。

世界野生甘草资源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和我国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草原地带。其它产地，除中亚西亚、东欧及地中海沿岸分布中心外，甘草在中东地区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也有分布，北美及南半球南美（智利）和澳洲也有野生种分布，但这些国家作为资源环境保护，近年来已很少开发利用。

甘草除了药用价值外，还在国防、化工、石油钻探、食品加工、烟草加工、饮料生产等诸多行业广泛使用。由于甘草是许多行业的重要原料。因此，它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对甘草需求不断扩大，甘草价格一再攀升，据部分资料报道，韩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从我国市场转口购进甘草原料2000吨，美国制药、烟草、食品工业每年从我国进口甘草上万吨，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所需甘草原料主要靠我国供给。在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发达国家进口甘草并非用于治病救人，而是提取甘草甜素，用于烟草及其他行业。我国一些地方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滥挖乱采甘草，严重威胁着有限的野生甘草资源。据有关专家介绍，50年代，我国常见的野生甘草蕴藏量达200多万吨，而今还不到35万吨。造成我国滥挖甘草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我国的资源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两伊战争后，各国均终止甘草出口，美国、俄罗斯等政府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制定了严格禁止甘草采挖和出口的保护政策，而美、日、欧等国家的化工、制药、食品等工业均需大量甘草，年需求量2亿公斤左右。很多国家为保护生态资源，宁可高价进口，也不采挖本国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求生存，严重破坏了本国资源。我国甘草90％以上出口，换来的是大片草场沙漠化。一旦沙化，很难再恢复，所以国务院一再下令禁止随便采挖甘草、麻黄草。

19．麻黄草（国家珍贵药材）

麻黄草属麻黄科。麻黄味辛、微苦，性温。具有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肿、利尿、升压、抗病毒之功能。用于风寒感冒，胸闷喘咳，风水浮肿，支气管哮喘，风湿关节痛。蜜炙麻黄润肺止咳，多用于表症已解，气喘咳嗽。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麻黄最大产地，有15种2变种1变型。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新疆、甘肃、宁夏等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药用野生麻黄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据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的普查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全国麻黄资源蕴藏量70万吨，年需求量12万吨，其中95%以上用于提取麻黄素。

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麻黄素需求量的增加，麻黄素原粉出口价格直线上升。1989年麻黄素原粉出口11万元/吨，1995年上升到55万元/吨，因此麻黄草价格也连年上升，产地竞相收购，导致破坏性采收（连根拔），野生麻黄草场严重退化，有些地方甚至濒临绝迹。至90年代，全国每年因采收麻黄而遭破坏的草场面积达2700平方公里，储量急剧下降。从主要产区看，新疆可利用加工的麻黄蕴藏量为24万吨，每年采收量1.4万吨，到目前野生麻黄资源已严重不足，乌鲁木齐附近戈壁滩上原有的170万亩中麻黄现已绝迹。甘肃河西走廊蕴藏量4000-5000吨，由于过度采挖，野生资源几乎灭绝。麻黄资源较丰富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80年代初野生麻黄蕴藏量1万吨，至1994年已急剧下降到不足2000吨。

90年代初期，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进行麻黄的人工栽培种植，目前全国人工种植面积约4万亩，宁夏广夏（银川）天然物产有限公司种植2万亩，内蒙鄂前旗、鄂后旗、杭锦旗等地共种植约2万亩。

麻黄草是内蒙古主要的沙地药用植物之一，以野生为主，分布广泛，其中鄂尔多斯市、赤峰市和通辽市分布较为集中。鄂尔多斯市现有麻黄草面积3.33万公顷，产量1.2万吨；赤峰20万公顷，产量6万吨；通辽13.33万公顷，产量3万吨。目前内蒙古以麻黄草为原料的规模较大的加工企业有鄂托克前旗麻黄素厂、赤峰制药厂和通辽市制药厂。2000年三家企业麻黄素产量分别为60吨、82吨和50吨。“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麻黄素厂计划投资1.5亿元，建设人工麻黄草基地0.33万公顷，使全市麻黄素生产规模达到200吨；赤峰计划投资6230万元，围封天然麻黄草6.67万公顷，生产麻黄素125吨；通辽计划投资6832万元。围封天然麻黄草基地6.67万公顷，生产麻黄素120吨。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我国每年采挖的麻黄草95％以上用于生产麻黄素出口。真正用于我国中药应用的不到5％。众所周知，麻黄素是西药，且相当一部分被西方国家用以制造冰毒。还要指出，在需要攻击中药时，马兜铃酸和麻黄素也就成了中药，虽然他们在应用时是作为西药用的。好在最近美国终于承认麻黄素不等于麻黄，二者应该区分开。

总之，我们每年大量采挖麻黄草生产麻黄素出口，是否值得，是有待深思的问题。

五、中药企业利用濒危物种情况问卷调查

目前，我国常用中药材约600种。其中，列入1987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的共42种药材，76个物种。其中动物药材：13种（一级保护4种，二级保护9种）；植物药材29种（二级保护7种，三级保护22种）（见附件1）。实际上，药材中还有2001年10月升为一级保护的三种麝，即林麝、马麝和原麝。此外，一级保护动物虎和犀牛已禁用。

我国目前上市的药材中，来源于饲养和栽培的动植物药材从种类来说约占40%，从数量上来说则占60％以上。现有商品药材约1000种，占现有资源种类的10%。1995年版药典收载中药材522种，其中植物药材456种，动物药材43种。现有中成药方剂组成和临床处方所使用的中药材约500－600种。目前，我国出口的中药材约500种。

2000年我们对全国中药企业使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情况做了调查。通过此次调查，基本掌握了我国中药生产企业使用濒危中药资源的情况。所调查的共158项濒危物种，系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与海关总署1999年共同签发的《进出口野生物种商品目录》中药用野生物种，这些药用物种均在1987年的《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之内。

从回复的问卷可知，中药企业共应用濒危动物31种，植物49种，合计80种，仅为统计的158种濒危物种的一半，中药应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情况已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已改变了原来应用野生资源为主的传统习惯，已逐步向人工种植、养殖的品种转化。其中大部分已有人工种养的品种，例如：天麻、杜仲、银杏、芦荟、姜、桂树、熊胆、鹿茸、麝香等。研究人员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企业资源的来源有以下一些特征：种养品种占70%。著名的大型企业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种养基地。有的企业还与种植、养殖基地合作，建立自己的药品资源体系，这不仅保证了药材的数量，而且也保证了药材的质量。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野生资源早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几种常用濒危药材在中药企业的应用情况表明，一部分药用资源已经不用野生品种，例如，我国每年共需熊胆粉5000公斤左右。近年我国年产熊胆粉约7000公斤，可见，随着我国养熊业的发展，不仅保护了野生熊，而且也解决了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重要原料的保证问题。我国的鹿产品年需求量平均约为5万公斤。我国养鹿存栏数约30万头，公鹿约年产茸7万公斤。因此，从80年代后期就出现鹿产品较为严重的积压现象。而我国野生梅花鹿2000余头，早已无人捕猎以获取鹿茸。

朴犷者老实做

虽然一些野生动物资源能满足市场需求，但还有一些资源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例如，麝香是极为重要的一味中药，且主要用于急救。从此次问卷调查看，我国现生产含麝香的中药有54种，大部分属于急救药品。近几年，麝香每年平均用量约为2000公斤，似乎有逐年增长之势。现在野生麝资源逐年减少，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50年代，年麝香收购量约1500公斤。60－70年代年收购1500—2000公斤，80年代以后，年收购迅速增长到2700公斤，1985年更高达3700公斤。我们知道，50年代我国只有5亿人口，目前拥有13亿人口，麝香用量大大增加是很正常的，但对麝资源的破坏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麝香药用价值极高，随着价格高涨，麝盗猎严重。50年代，全国野麝约350万只，由于乱捕乱猎，目前仅六七万只。可以说，麝是中药应用加速物种濒危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含麝香中药多用于出口创汇，违背了周总理提出的“先国内后国外”的用药原则，导致自己资源濒危，战略性储备减少。

一些濒危植物的应用情况：上世纪80年代全国药材资源第三次普查表明，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及市场制约，石斛年收购量起伏很大，50—70年代，收购量最低的1960年仅5000公斤，最多的1966年高达80万公斤。80年代前期石斛年销售量为80—100万公斤。野生资源蕴藏量约1100万公斤。当时并没有处于濒危境地，但已经明显感到产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野生资源逐年减少。近年来石斛年平均用量分别为5万公斤左右。但有两家使用石斛较多的企业没有返回调查表。我们估计，上述数字远不到实际用量的一半。呼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石斛。

麻黄是极为常用的一味中药，只要辨证准确，配伍得当，既可用以治疗寒喘，又可用以治疗热喘。自从麻黄素的生产兴起以来，麻黄草的用量急剧上升。1957年，全国收购麻黄1600万公斤，中药销售30万公斤，中药应用占1.8%；1965年收购1800万公斤，中药销售40万公斤，中药应用占2.2%；1970年收购2100万公斤，除中药应用外，均进入了麻黄素厂；1983年收购3300万公斤，中药销售200万公斤，中药应用占6.1%。

进入70年代后，我国麻黄素在国际市场极为畅销，麻黄收购量急剧增加，造成乱采乱挖，导致大片草场沙化。如果仅是中药应用，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但提取麻黄素是导致麻黄资源锐减的最重要原因。虽然今天麻黄尚不到濒危程度，但导致的沙化却是极大的问题。为此，国务院已发文禁止乱挖甘草、麻黄草。

六、我国药用野生动植物濒危原因

自地球上产生生命以来，物种在不断产生，又有许多物种在不断灭绝。这本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足为怪。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物种灭绝速度在加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造成物种灭绝的原因，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外，人类活动是其主要原因，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而导致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是造成物种濒危乃至灭绝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走私的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成为仅次于军火、毒品走私的第三大非法贸易。据《大地》2000年报道，全世界每年非法买卖灵长目动物达5万只，非洲象牙14万根，爬行动物皮1000万张，哺乳动物皮1500万张，热带鱼3.5亿尾，犀牛角1万公斤以上，其利润一年可达110亿美元之巨，其中走私濒临灭绝动物的年交易额至少达到20－30亿美元。例如：1公斤麝香价值50000美元；1条藏羚羊绒披肩价值30,000美元。

（一）人口增长太快是物种濒危主要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我国从公元2年至1513年，人口一直保持在6000万上下。到1662年增加到9180万人，1949年达4.8亿人，今天为13亿。随着人口的激增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但是，地球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这就必然导致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大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特别是，由于人口激增，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使野生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环境而濒危或灭绝。在20世纪40年代，河南还有相当数量的狼，由于人口激增，河南的狼早已失去了生存空间而灭绝。20世纪60年代，淄博军用机场还能见到麝，有时麝还跳到机翼上。然而，今天整个中原地区见不到几只麝了。

其实，不仅中国人口如此膨胀，世界各国普遍如此。世界人口已达60亿，恐怕在哺乳动物中，除老鼠数量略多于人口之外，人的数量是最多的。这已经不符合物竞天择的原则了。北美洲人口在200多年中增加了10余倍。但因其人口基数小，今天虽有3亿多人，尚不足以感到人均资源严重短缺。又如，泰国在150年中人口增长16倍，导致森林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20%，因此，野象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人类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无疑会对环境造成损害，但是应该是可以处理好、协调好的。50年代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当时没有被采纳，导致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由于活动范围的迅猛增加，导致动植物栖息地日渐减少且岛屿化，使其种群繁衍困难。1958年大炼钢铁，乱砍滥伐树木去炼 “钢”， 破坏了很多森林，也没有什么效益。

今天，我国计划生育做得相当好，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城镇控制得好，农村大多数家庭仍有两个以上子女。2003年10月我们到甘肃调研，发现多数青年夫妇至少一对子女，且当地不成文的土政策是生到有男孩为止。这不仅造成人口过度增长，而且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会出现婚配问题。人口过度增长，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难以克服的资源困难，将会不合理地利用土地和资源，最终会毁灭人类自己；因此，人不能因为自己是万物之灵而无限制地繁衍自己。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仍是当务之急。这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做过愚蠢的事，现在都后悔了。我们现在就必须重视这一问题，来防止人口进一步增长所必然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二）现代科技发展导致工业生产大量破坏野生资源

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盲目开发新产品，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了长远的生态、社会效益，对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的药材往往是在市场高价刺激下过度采挖（盗猎），严重破坏了资源的再生能力，致使一些品种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

例如，野麝资源是个典型例子。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指示，中药材要“先治疗后滋补，先饮片后成药，先国内后国外”。但一些企业因麝香产品出口销路好，大量生产出口，甚至不惜非法进香，导致麝盗猎日益严重，不得不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即使如此，今天仍有盗猎者。

又如，黑龙江、内蒙的野生甘草已经挖得差不多了，现在正在拼命采挖新疆甘草。中医素有“十方九草”之说，形容甘草之常用。我国甘草产量95%以上都出口了。出口甘草中绝大多数并非药用，主要用作烟草的添加剂和其他工业的原料。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的大量出口，造成了对野生药材资源新的更大的破坏。如麻黄草、红豆杉等等。麻黄草用于生产麻黄素，其中，相当一部分又用于制造冰毒。而红豆杉仅用于生产紫杉醇。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野生药材资源乱采滥猎状况严重。仅中美合资的汉德集团两年的生产，几乎把高黎贡山的红豆杉资源毁掉1/4。可以说西药、植物药工业更为破坏药用资源，而人们往往错以为是中医药应用所致。

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除了导致工业生产大量破坏资源之外，还为人们竭泽而渔提供了新式武器，例如用炸药、电击进行捕鱼，造成了我国许多鱼类濒危。舟山带鱼由于捕捞过度，迄今我们再也吃不上舟山带鱼了。在甘草大战中，甚至动用了挖土机，连大带小，寸草不留，所过之处，一片沙漠。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环境，通过开发资源，人类可以解决粮食、能源、建筑、药物等问题，满足人类物质文明需求，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如果过分地毁林开荒、过度放牧以及城市建设，就会导致生态环境失衡，从而威胁到药用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造成物种的毁灭，人类将永远失去该资源，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是关系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大问题。   

我们想引用《中国麋鹿》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本节：“人类创造的农业文化使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古文明，由于古代人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认识环境与其支撑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一个个随着人类早期农业对土地的不合理的利用和不合理的灌溉，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学的原因最终消亡了，那里原来充满绿色底蕴的土地变成了黄色的沙漠。”

（三）知识缺乏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生态平衡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知识，人们意识不到保护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就干了些砍伐森林、围湖造田之类的傻事。那时，伐木工人砍伐的树木越多越光荣，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当初总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拼命开垦草原、开垦荒地，开垦北大荒，多生产粮食，多养活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认为豺、狼、虎、豹、黑瞎子都是害人虫，鼓励猎人去打，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也是生物链的一部分，对生态平衡有其自己的贡献。因此，在保护这些动植物方面观念淡薄，拼命利用，直到濒危了才开始保护。

由于森林资源减少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由于农药、化肥使用等造成的环境污染，中国不少珍稀动植物都处于濒危状态。据初步统计显示，中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物种为总数的15%至20%。中国近200种特有物种消失，近两成动植物濒临灭绝。因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日渐减少，有些甚至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

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1个种加快到每小时1个种。今天的知识依然贫乏，人们往往认识不到有许多活动是在破坏环境与生态平衡，只知拼命利用科技来创造财富。待真正认识到科技也是双刃剑时，人们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中医药应用并未使任何物种灭绝

物种灭绝是物种不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这种不适应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生存环境急速改变，物种来不及适应。二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使物种越来越不适应生存环境，这是物种发展异化的结果，物种受到错误信号的干扰进行物种优化也会导致物种灭绝。三是生物链失去平衡，出现某个物种处于压倒性地位，而导致其他物种失去生存空间。

众所周知，世界每天都有二三十种物种灭绝，只是这些物种与人类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才不被人们注意，然而，这些物种同样也有其生态和环境价值。其灭绝与人类活动有关，与科技发展有关。

中医药在我国应用几千年来，并未造成野生动植物的濒危与灭绝，因为中医的治疗观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为前提。相反，为了保持药用野生动植物可持续供应，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加以保护，特别是将之变为家种家养。

虽然中医药的应用并未使任何物种灭绝，但不可否认，中药应用加剧了某些药用物种的濒危速度和濒危程度。麝资源在50年内由350万只锐减为6万只左右即为一例。石斛是中药应用和出口造成濒危的另一例。人参也是如此。历史上很多《本草》都记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上党即今山西长治及黎城一带，辽东即今长白山区。上党人参的发现与应用均早于长白山人参。由于数代掠夺式采挖，以及大量砍伐森林，破坏了生态环境，到明代上党人参即已灭绝，仅长白山人参幸存。可是，近几百年的无限制采挖，长白山人参也所剩无几，只好列入国家一级保护。

七、我国在保护濒危药用资源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大保护濒危药用资源的力度，建立了许多类型的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研究中心、驯养繁育中心等，国家还实施了濒危野生动物拯救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濒危药用资源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了拯救和繁育濒危野生动植物，“九五”期间，全国新建自然保护区230多个，总面积36.57万平方公里。建立400余处珍稀植物迁地保护繁育基地，使1000多种珍稀植物得到保护和繁育。

熊是我国重要的药用动物。80年代中国开始捕野熊饲养，90年代初无需从野外捕熊而开始有了仔熊。现在饲养熊所产熊胆粉已经供大于求，无人再去杀野熊取胆。

80年代初,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从野外引进700多只扬子鳄，现已发展到7000多只。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皇家苑林的麋鹿遭致掠夺，从此麋鹿在中国灭绝，开始海外的流浪之旅。20世纪80年代，经过中外学术界的努力，开展在原生地的重引进工作。1985年将20头麋鹿放养于北京南海子，建立北京麋鹿苑。1986年将39头麋鹿放养于黄海滩涂，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最大的麋鹿保护区，进行野化工作，十多年来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功。

海南坡鹿由于栖息地的缩小和乱捕滥猎，种群数量下降很快。70年代以后，只有西部和西南部的白沙县邦溪、东方县大田等局部地区还残留着50—60只，经过20余年的保护区围网护养，到90年代已经增加到了200只左右。目前世界珍稀濒危动物海南坡鹿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头，海南坡鹿走出了濒临灭绝的处境。

列入濒危植物保护的银杏、杜仲、天麻、云木香等，由于国家鼓励人工种植，这些种植的药材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有余，成功地保护了其野生种。

（二）主管部门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屡屡采取重大行动

国家林业局是陆生野生动植物主要保护部门，他们与国家有关部门一起，为保护陆上野生动植物做了大量工作。

1．可可西里一号行动

1999年4月10－30日，我国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盗猎的行动，即“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由国家林业局组织新疆、青海、西藏三地警方共同行动，对日渐猖獗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中盗猎藏羚羊犯罪活动集中打击。在这次行动中，三省(区)森林公安机关的160多名民警经过20余天的奋战，打掉盗猎团伙17 个，抓获盗猎分子66人(其中击毙1人、击伤2人)，收缴藏羚皮1658张、藏羚头545只、野牦牛头28只、野牦牛皮4张、各种汽车18辆、各种枪支14支、子弹12000余发。

2．南方二号行动

2000年1月15日至29日，国家林业局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省区组织开展了旨在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南方二号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四省区共出动公安干警5万人次，破获刑事案件264起，清理非法市场8370个，收缴野生动物4万多只，收缴野生动物产品28000余公斤、野生动物皮张1652张。一批近年来罕见的大案要案也相继告破：广东省森林公安局破获了非法收购、养殖白鹅雁219只和非法收购、经营蟒蛇皮159张的大案；云南保山地区森林公安机关一次收缴穿山甲片270公斤。

3．天保行动

2000年12月26日至2001年2月25日，在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区开展了“天保行动”。行动期间，共出动民警13.7万人次，查处各类森林案件9028起，其中刑事案件780起，重特大刑事案件178起，依法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1万人次，收缴罚没款847万元、木材24557立方米，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982万元。

4．夏季攻势

2001年6月1日至8月31日，为使全国林业严打整治斗争取得实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夏季攻势”。各级森林公安机关按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项斗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全国共出动警力38.8万人次，查处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案件37219起，其中刑事案件3238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4.494万人次，收缴木材6万余立方米、野生动物150万余只(头)。

5．猎鹰行动

2001年11月21日零时至12月1日24时，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了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集中统一行动，代号为“猎鹰行动”。在此次活动中，全国共出动森林公安民警和其他执法人员近10万人次，清查宾馆、饭店、酒楼2.7万余家，清理市场6000余个，查处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4147起，其中重特大刑事案件59起，处理涉嫌违法犯罪人员4000余人，收缴活体野生动物62万只(头)，收缴野生动物制品65205公斤，处理涉嫌违法犯罪人员4000余人。

6．破案攻坚战

针对个别地方一些重特大案件久拖不决、人民群众举报的案件查处不及时、毁林案件时有发生等一系列问题，2002年3月1日至4月30日，国家林业局开展了“破案攻坚战”活动。在为期两个月的破案攻坚战中，各地对尚未侦破的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案件逐一梳理排队，分级确定督办案件，落实责任，采取有力措施，锲而不舍，穷追猛打，攻克了一批大要案件。在这次行动中，国家林业局共挂牌督办案件15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共挂牌督办案件129起，其中滥伐林木案件67起，盗伐林木案件21起，野生动物案件26起，其他案件15起；各地、市林业部门也确定了一批督办案件。同时，通过督办大要案件，极大地增加了查处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工作力度，巩固了林业严打斗争的成果。据统计，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在破案攻坚战期间共查处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案件29370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32678人次，收缴木材55379立方米，收缴野生动物59970只(头)。

7．候鸟行动

　　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候鸟迁徙规律，在迁徙停歇地和栖息地肆意张网捕鸟、投药毒鸟的严重情况，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林业严打整治斗争，切实保护我国的鸟类资源，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于2002年12月16－25日，沿着候鸟迁徙的东线，组织开展严厉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集中统一行动，代号为“候鸟行动”。行动主要在北京、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4个重点省市全面展开。此次行动，全国十四个相关省市森林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41625人次，清理宾馆饭店等场所16385处，清理各种农贸、鸟类市场3374个，立刑事案件77起，其中重特大案件14起，目前已破获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18名；查处林政和治安案件1829起，处罚2425人，收缴各种鸟类活体107968只，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23只，收缴鸟类制品9403.17公斤，收缴枪支57支，收缴猎具6843套，缴获作案车辆24台。

朴犷者老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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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春雷行动

按照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的部署，2003年4月10至19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指挥了“春雷行动”。在为期十天的行动中，共出动警力173445人次，清理宾馆饭店等场所67823家，清理野生动物市场14988处；立刑事案件342起，其中重特大案件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23人，查处行政案件8837起，打击处理违法行为人8098人；收缴野生动物938501只(头)，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515只(头)，收缴野生动物制品30719.85千克；收缴枪支241支，收缴猎具11596套，缴获作案车辆107台。

以上一些行动说明了我国非常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行动虽不是来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但这些工作对保护药用濒危物种同样起到了重大作用。

八、药用濒危物种保护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协调问题

国家颁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以及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难以贯彻实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保护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的相互矛盾和不协调。野生动植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林业局和农业部，中药材与中成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主管部门有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由于保护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使用部门缺乏沟通和信息交流，因而保护管理与经营使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造成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发展中医药产业之间的尖锐矛盾，使保护管理部门的执法难以实施，使中药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矛盾之中。特别是在全国普法力度不够、有的法规相互冲突或已不适应当前形势、有的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下，使中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无章可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符合国家药品生产经营法规，另一方面却又违反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如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在云南收购野生药材涉及到濒危动物被当地森林公安局以走私贸易和非法收购而立案调查并逮捕了业务员；天津养鹿场的种鹿在运输过程中被查处；北京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因含鹿角胶（鹿自动脱落的鹿角熬的胶）在山东被扣两次，等等，最为突出的是重庆陪都药业运送壮骨麝香止痛膏被江西一木材检查站扣押，给该企业造成数十万元损失，尤其使中药企业迷惑的是，不知错在何处，不知今后何去何从。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在保护与合理合法利用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有法难依以及法规不协调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国内外贸易活动的增多，经营活动与法规以及法规与法规之间不相一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目前的保护与利用，都缺乏具体的可操作规则。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为承担省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或者国家医药生产任务，必须从野外获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这已经为中药企业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药材提供了法规依据。但在具体操作上还不是很清楚，没有做出明确的实施办法。按照传统习惯，中药企业的野生动植物药材收购，已经按照工商管理规定进行过经营业务范围的登记，也有医药主管部门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属于合法经营。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药材，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但药材经营部门对申请“特许猎捕证”的程序并不了解，也没有得到主管部门的指导，甚至有的中药企业抱怨主管部门都拿不出特许猎捕证来。因此，通过联合修订《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使保护与利用、“特许猎捕证”与“经营许可证”衔接起来，有了协调一致的操作规程，就可以减少执法冲突和管理的层次，提高工作效率。

（二）个别人迎合国际纯保护主义者口味问题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利用，世界各国基于文化的差异，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有用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换句话说，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才能不迎合国际纯保护主义者的口味。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志过于不相信自己的文化，过于盲从于西方人的说教和屈从于人家的压力而丢弃自己民族的好传统、好做法。

例如，国际一些保护主义者说我们中药使用虎骨，导致老虎濒危，我国有的动物学家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就轻易断言：虎骨狗骨都是骨，没有科学证据说虎骨有疗效。结果导致我国下令禁用犀角的同时也下令禁用虎骨。于是禁用虎骨导致了一系列恶果：养虎业经济拮据只好强迫老虎计划生育，中药企业虎骨封存不让用，还得让国际人士定期来检查封存的虎骨是否曾经动用。

另一个例子是养熊。我国两次申奥，国际上都有人攻击我国养熊是“虐待熊”。2001年5月，居然有人不顾中医药产业和养熊业的利益，无视中华民族以家养家种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优良传统，打算要求禁止养熊，屈服于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课题组只好编辑出版了一个中英文两套版本的养熊光盘，分送奥申委和有关部门。2003年，一个英国女人拿钱买了几个个体户养的熊送到什么中心，于是，有人与之一唱一和，说什么将来要取消养熊，一些媒体不问青红皂白，大肆炒做，好像我们中国人真的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甚至有媒体编辑播放什么《拯救黑熊安德鲁》，完全丧失了中国人应有的自信和自尊，造成恶劣影响。

在这些方面，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例如，1986年国际《禁止捕鲸公约》生效，日本也宣布放弃捕鲸。但2001年7月，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对日本的市场进行暗访，经过DNA检测后发现，日本市场出售的相当一部分鲸肉来自国际明令禁止捕杀的濒危鲸鱼。日本水产省官员辩解说：“日本捕杀鲸鱼是为了确认鲸鱼的生长年限、繁殖情况和饮食习惯等。为了不浪费剩下的鲸鱼肉，所以拿到市场上来卖。”

我国早已禁用犀角与虎骨，而且严格执行，日本迄今仍在合理合法使用犀角和虎骨！为保护大象，国际禁用象牙，我国坚决执行；有国人从国外带回象牙工艺品，我们都予以惩罚；国内药商买卖象皮要坐牢。可日本却说没有象牙，他们的牙雕技术就要失传，继续大量进口象牙，使用象牙。我们并不赞成日本的这些做法，只是想说明，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决策，而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向中央提供未经调查研究的东西。

国际某动物保护组织呼吁世界各地赴泰国旅游者抵制观看大象表演，并建议取缔现行的泰国象驯养模式，使大象享受自由的空间。面对国际某些纯保护组织的责难，泰国政府部门和大象饲养机构奋起反驳。

我们是泱泱大国，在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面面对责难时，不能唯唯诺诺，一味退让，使那些已经成为我国中医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仍在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中药材如虎骨、犀角等在中国被禁用。更不能让养熊这样既保护资源又保证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被废除。

（三）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问题

我国药用濒危动植物进出口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国家海关总署监管，主要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CITES公约附录I、II、III中具有药用价值的物种，相关的具体野生动物已列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的附录3，超过200个物种。1990年又要求严格中成药出口管理，列出部分含濒危野生动物成药453种。

我国含濒危资源的药品出口与资源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以杜仲为例，从1986年以来，有关杜仲的开发性研究获得了许多专利，国外的需求也很大，人们看到杜仲潜在的经济效益后，开始大面积种植。但1997年，我国为保护杜仲，对其出口实施濒危物种管理并征收高额费用，湖南等很多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挖了杜仲当柴烧。其实我国出口的杜仲都是种植的，已无人去利用野生杜仲了。我国的中药材出口在80－90年代前期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但从1996年开始，出口不仅不增长，还出现了连年的下降，1999年的中药出口是1995年的69%，这种资源的破坏与国内外出口环境的恶化有很大的关系。

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林业局等单位，对我国濒危资源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功绩重大，不可抹杀，但是，在药用濒危物种的进出口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对人工种植养殖技术已成熟的品种仍然实施“濒危”管理，办证手续繁琐、时间长等，引起企业不满。制定区分野生和家种家养品种的不同管理，鼓励含家种家养濒危资源药品的出口，将能保护和合理利用濒危资源。

此外，海关报关管理上也许还有可以改进之处。报关时，似乎并不检查，致使某些出口单位将濒危药材胡乱填写就可出口。某企业每年出口虫草数吨，占我国虫草产量一半以上，均以其他名称填报。如此出口，严重影响了国内使用。

（四）保护濒危野生物种的宣传教育问题

由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近几十年全球人口数量的剧增，资源、人口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三大焦点。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已越来越重视对全民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资源与环境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校对学生一直宣讲：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用只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然而，这种资源教育是不全面的，对孩子们是不合适的。由于人口激增，人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加之森林砍伐、湿地破坏、滥捕乱挖，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严重缩小甚至毁灭，不少物种濒临灭绝。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属资源贫乏国家之列。可是今天仍有不少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而盗猎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也有不少人为小团体利益而狂采滥挖濒危野生植物。因此提高全民族资源保护意识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种保护意识的培养首先应从中小学开始做起。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西医药的发展与国家的提倡，再加上中小学教育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较少，致使我国许多年轻人只知西医药而不知中医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的教育也要从中小学开始，要使中小学生意识到在我国科技领域中最有实力、最有优势、最有后劲的就是中医药，人类平均寿命如要再延长20－30岁，也只能依靠中医药的发展。通过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中医药文化教育，可以使中医药文化更为广泛深入地根植于全民族的意识中，从而推动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并造福子孙后代，造福全人类。只有如此，才能使下一代更好地理解保护药用濒危野生物种的意义，而身体力行地去进行保护。

（五）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问题关系到各行各业。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时应征求一下有关行业的专家意见，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例如，某部门2001年6月8日下发的160号文件中第3条“禁止使用人工驯养繁殖或人工栽培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分”的规定就值得探讨。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野生梅花鹿已极其稀少。正是人工驯养繁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药用鹿产品依赖野生资源的历史，也保护了这一濒危物种，没有人去猎杀现有的2000余只野生梅花鹿来获取鹿茸。当今养鹿业受新西兰养鹿业冲击，鹿产品卖不出去，一些国有鹿场不得已只好分鹿到户。再不让用于保健品，养鹿业更加没法活了。该部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你们可以继续用梅花鹿茸，但是要写成马鹿茸，马鹿是二级保护。”这样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

九、药用濒危动植物保护利用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在过去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即已经意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中药资源，就是保护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在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必须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特色，发展人工种养业是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的最佳途径。

（一）东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

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说，人类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应该被解释为地域文明的冲突，而更多的人也相信，军事－武力的霸权已经化为经济－文化的霸权。今天，非西方文化正在被西方文化吞噬，而非西方文化在这场“欧美化”的浪潮中正在无声无息地退缩和消亡。人们不得不担心：全球所导致的天下大同，会不会使人类文明最终走向毁灭。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西方的东西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不能以强制的一致性而忽略自身的特色。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不是外国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外国人说的就一定要听。

由欧洲文化中心论中产生出来的西方生态中心论，虽然对于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脱离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谈论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不仅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不同物种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将使生态保护运动丧失其内在的基础动力。西方文化中心论总是要把自己的观点、看法，强加给世界各族人民，似乎不符合其观点的就不能存在。

东方生态伦理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又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出发，要人“厚德载物”，将“仁爱”推及自然万物。这既有利于野生资源的保护，也有利于野生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养殖药用濒危野生动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并合理利用；而西方人认为我们利用一些野生动物是虐待动物。例如，西方人不了解熊胆在中药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纯保护主义立场，说我们养熊引流胆汁是“虐待”熊。他们基于其文化背景，无视我国养熊业对保护野生熊资源的意义和保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同胞也有人跟着瞎说，不看9个指头的成绩与1个指头的缺点，硬说我们养熊是虐待熊，要求取消养熊，甚至帮助外国人买几只个体户养的熊再将之施以绝育手术、摘胆手术，就算是“保护”了野生熊，就算是有了“人性”。我们不知道施以绝育手术、摘胆手术是不是残忍？这些同胞还要不要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良知？

狗肉是韩国菜中的一大美味，也是韩国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传统佳肴。韩国人吃狗肉，历史悠久，以狗肉为主料而制成的一系列韩国美食也成为了韩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韩国饮食文化一部分的狗肉还极大地刺激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西方人来说，狗是他们的宠物，怎么可以杀而烹之呢？西方人吃了狗肉，就觉得似乎犯下了滔天大罪，如吃了人肉一般难受。对于吃狗肉的国家，西方不少动物保护组织经常大搞抗议活动，趁着吃狗肉的亚洲国家申办大型国际赛事、会议的时候，联名上书，要求国际组织向这些国家施压。1998年，在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时，狗肉问题也曾经困扰过韩国奥委会。当时，为了堵住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嘴，韩国曾经关闭了大城市里数以千计的狗肉馆。但是在奥运会过去之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犹如海纳百川，善于同化一切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排他性极强，总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思想。我们不能屈从于“全球化一体化”，更不能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我们应该保留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且，丢失了自己文化的民族，注定是要灭亡的。

我们希望，中国的药用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利用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不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二）国际上的一些压力实为抵制中医药

国际上一些人士不断攻击我国中医药，目的是想抵制中医药，以限制中药产品的发展和进入他们国家。想通了这一点，对国际上有人说我们“中药应用导致一些物种濒临灭绝”，“养熊是虐待熊”等等，也就见怪不怪了。

1．濒危野生动物药问题

抵制中药最好的托词就是中药应用了濒危野生动植物，使这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他们能够举出的例子就是犀牛、虎、熊、麝等。事实上，如上所述，除了中药应用加速了麝的濒危之外，其他物种的濒危乃至灭绝并非主要是中药应用所致。比如，我国犀牛的灭绝主要是因为没有了其栖息地。

2．矿物药问题

西方人攻击我国动物药之后，接着开始攻击我国的矿物药含重金属，他们对含重金属的中药视为洪水猛兽，如安宫牛黄丸。美国人认为我国的安宫牛黄丸含有朱砂，而朱砂含汞，汞有毒，因而严禁进口。但是，我国的安宫牛黄丸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中药，只要按中医理论服用，没有人出现过汞中毒。被英国两次判断“脑死亡”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女主播刘海若，就是服用安宫牛黄丸等转危为安的。另外，韩国某药商生产牛黄清心丸去掉了朱砂，他自己却跑到同仁堂购买含朱砂的牛黄清心丸自用，他说没有朱砂效果不好。

其实，西药中不少含有重金属，一直应用到今天。治疗癌症的顺铂含大量重金属。又如，补牙的填料银汞齐就是汞与银的合金。如此，西方人提出中药含重金属问题的目的就清楚了。

3．植物药有毒问题

（1）马兜铃酸

西方人误认为中药是天然药物，可以任意选用，长期服用。从1992年以来有关马兜铃酸事件的一些临床报道可以看出，是西方人对中医药的无知和滥用导致了一些减肥者的肾损害，却将罪名加到中药头上。

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故对毒性的认识也不相同。中医历来主张“聚毒药以供医事”，而且讲究以毒攻毒。只要按中医理论辨证论治，配伍得当，有毒的中药不但治病且极其安全。砒霜、附子、朱砂均可入药，对有些病症还可称其为特效良药。相反，甘草久服也能引起浮肿，乱用人参还可致人非命，馒头吃多了也会肚胀。如果不解决人们违背中医理论乱用中药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封杀“关木通”、“龙胆泻肝丸”等中药，今后必将不断地出现更多中药对人体不同器官损害的临床报道。

2001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没有收到任何不利证据情况下，突然宣布终止使用含马兜铃酸的13种中药产品，以及含马兜铃酸或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70多种中药材的进口，并把马兜铃酸致肾病称为中药肾病。其他一些国家也给中药出口企业造成巨大损失。2002年，我国的中药出口下降明显，仅有4.4个亿，比2001年下降了大约30％。

朴犷者老实做

[paragraph] （2）麻黄素

继马兜铃酸事件之后，美国又限制了含有麻黄类中药进口，因为美国一名消费者死亡怀疑和服用麻黄素有关。出现“麻黄素事件”以后，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委托国际AOAC（国际官方分析化学家协会）重新制定麻黄类食品补充剂的新分析方法和新质量标准。继麻黄后，美国将很快对20余种中草药进行重新制订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如果没有达到这些严密的“标准”，将无法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出口销售。

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麻黄素被经常作为减肥药补充成分大量使用，在市场上销量很大。仅麻黄原料在美国的销售额每年就有几亿美元，而服用麻黄素减肥补充药物的人数多达900万，一年的利税高达11亿美元。

一个好消息是，美国FDA终于于2003年下半年承认：中药麻黄不等于西药麻黄素。

从以上一些事件可以看出西方的一些做法志在使中医将无药可用，这些炒作是在毁灭我国的中医药。从中可以悟出的道理是：这不仅是一场涉及中西文化的冲突，更是一场全球医药市场的竞争。

十、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一些药用动植物的濒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从公元2年至1513年，人口一直保持在6000万上下。到1662年增加到9180万人，清末达到3亿多人，1949年4.8亿人，今天为13亿。100年来，我国人口翻了两番。因此不光一些药用物种濒危，许多非药用物种资源同样在迅速减少。国外并不用象皮入药，非洲象也在濒危。其实，不仅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其他国家也如此。公元1年时，全世界2—4亿人；1900年15.5—17.6亿人，今天60亿人，也是翻了两番。人属于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是最高等的动物，在哺乳动物中，恐怕人口仅亚于鼠类。根据估计，世界鼠类共计60亿只，略高于人口数。虽然有人估计，地球能养活的合理人口约80亿人，中国最大能承载17亿人。人类如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生育，恐怕这将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开始。然而，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去控制人口的增长，还有个别发达国家嫌人口过少劳动力不足而鼓励妇女生育，如此下去，不要多久，人类恐怕就顾不上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了！我国在计划生育方面做得较好，但只在城市，农村控制得并不好。

任何物种之过度繁衍，都会挤占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最终受害的必然是自己，所谓物极必反也。人是地球上诸多物种之一，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绝不能因为自己是万物之灵而无限制地繁衍，也不能凭借现代科技的发展向大自然无限制地所取。

2．一些国际朋友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医药文化，误以为中医药应用导致一些药用物种濒危，特别是犀牛、虎、象、赛加羚羊、熊等等的濒危都归因于中医药应用，这些误解需要我们宣传和交流。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有些说法并非误解，而是有意攻击和污蔑，这是我们不能同意和听从的。特别是，所谓的“养熊是虐待熊”就不是误解，国内个别人与之呼应，则是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失误：不少同胞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将洋人的文化奉为祖宗的文化。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外国也有好东西。不错，但不应忘记：中国好东西更多，千万别把自己优秀的文化一样一样否定，而对人家的东西一样一样肯定，那将是数典忘祖。

3．中医药应用确实加速了某些物种的濒危速度和濒危程度，但是，绝大多数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濒危并非中医药应用所致，起码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中药用量并不大，反倒是西药和植物药以及生物制药消耗资源相当可观。例如麻黄素和甘草甜素、甘草酸的生产耗用资源量巨大。又如，水蛭自从发现从中提取的水蛭素有扩张血管作用后，水蛭由北向南迅速减少。

4．中医药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中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中药产业的物质基础。因此，保护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并使之可持续利用，是保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保证13亿国人的健康的大事。为此，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家濒管办、国家濒科委等单位在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对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和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5．根据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对有利用价值的物种进行驯化，将之变为家养家种，是保护野生物种的好办法，也是保证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13亿国人健康的关键措施。

6．只有利用才有保护。不利用的保护是纯保护，纯保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保护。

（二）建议

我国在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鉴于保护利用方面尚有需要改进完善之处，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供参考：

1．计划生育与人口迁移工程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取得很大成绩，明显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且“无男不养家”思想作怪，农村年轻夫妇生两三个乃至四个子女的大有人在。2003年10月甘肃调研时发现，几乎没有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的。当地的土政策不见男孩不截住。因此，人口仍在持续上升。按我国国土与他国比较，我国有7亿人口是比较理想的。故计划生育还是长期任务。为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否则，难以抑制农村人口的上升，人口增长会抵消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

建议在计划生育以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同时，迁移零散人口，使人口相对集中，一则便于为之提供医疗等保证，二则为野生动植物腾出生存空间。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人口迁移工程，果断圈定“无人区”，设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之生存环境。像甘肃定西地区这样人类难以生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承载量为7～8人，但实际达到了128人。如果不实施人口迁移工程，该地区难有野生动植物生存，也不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只有实施人口迁移工程，才能真正进行封山育林，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靠大自然修复能够恢复自然种群。仅仅是岛屿化的保护区较难很好地恢复野生种群。

2．法律法规的完善

国务院《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颁布于1987年，一直是中药企业必须遵守者。迄今17年了，时过境迁，需要尽快修订完善。如，其第八条规定，“关于禁止采猎区、禁止采猎期和禁止使用的工具，由具以上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同级野生动物、植物管理部门确定。”然而，医药管理部门今已变化，已不明确哪个部门是医药管理部门。也正由于如此，《条例》第十五至十九条中国家医药管理部门也就同样不明确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条例由国家医药管理局负责解释。”今天国家医药管理局已不复存在，谁是《条例》的执法主体呢？再如，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由中国药材公司及各级药材公司负责各级保护动植物药用部分的统一经营管理，而中国药材公司及各级药材公司的职能早已发生了变化，其统一经营管理职能又由谁取而代之呢？

此外，《药品管理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之间的立法协调问题，以及对不同法的理解和执行问题等，均有待进一步协调与完善。

3．设立中医药协调领导小组

我国与中医药有关的政府部门有15个之多，其间联系沟通不够，往往政出多门，企业也无从适从。例如有的部门不许养殖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及其产品用于保健品，又有的部门称雪莲是固沙植物云云。

鉴于中医药是我国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之一，对保证13亿人民健康意义十分重大，故建议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中医药协调领导小组，由相关部位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协调与中医药有关的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期法律法规方面相互配合，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4．变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

几千年来，政府的职能都是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为人民服务，但仍以管理为主，将管理视同为人民服务。随着社会发展，许多管理职能形成新的阻碍，政府部门转变观念、转化职能，势在必行，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政府除管理职能以外，更重要的是服务功能。不仅应抓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及其进出口管理，更应该为种养这些物种和应用这些物种的企业服务，使之种养得更好更规范、应用得更合理。

例如，可以依据CITES公约规定，协助养熊企业到CITES公约组织秘书处注册，这样就可以解决熊胆粉过剩的问题。

又如，我国养虎企业因虎产品不许应用而难以为继，则应与国际组织协商注册后应用问题，同时向国务院反映虎骨应解冻问题。如此，则挽救了养虎业，也使中药企业有虎骨可用，而且不必让人家每两年检查一次而心理不平衡了。

再如，应协助有关企业安排好含濒危物种之中药进出口以及药用濒危动物产品如羚羊角等得合法进口问题。主动协助、服务而不仅仅是管理，是彻底为人民服务。

5．谁投资，谁保护，谁受益，谁优先利用

仅依靠国家投资保护而不能动员企业及当地农民参与保护，药用濒危野生物种是很难保护住的。麝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50多年来越保护越少，由解放初的350万只减少到今天的6万只。

历史经验证明，鲧治水靠堵失败了；禹治水靠疏导成功了。我们党一贯主张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澳大利亚经验表明，任何物种，只有赋予其使用价值，才有可能更好地予以保护。

以麝为例。今天麝已由国家二级保护提升为一级保护，若只允许企业用库存的香，而绝对保护野麝不许用，则盗猎仍将发生，2002年麝保护级别提高后仍有盗猎现象就是证明。

然而，麝香是急救用药，为保证人民健康，尽快恢复麝香供应，我们建议国家出台新政策：谁投资，谁保护，谁受益，谁优先利用。

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对现有人工养麝场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扶优汰劣，制定规范，组建大型养麝集团，使养麝事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体制基础上，并有实力继续人工养麝的研究，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工养麝技术和产香量。

其次，由于麝的生活特性，不太适应圈养，可考虑建立麝半散养模式的试点工程，即将个体养麝户的麝集中起来，进行森林围网养麝。如此，有可能开辟新的养麝思路，不仅可以解决麝的天然食物问题，而且若新的政策出台，可吸引企业投资麝半散养试点工程。

第三，完善野麝的活捕取香技术。麝对环境有着较广的适应性，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措施的深入实施，麝可以栖息的环境面积还会逐步扩大。麝的种群增长率为30%左右。因此，在有效的保护措施下，麝资源的恢复和发展是较快的。如果在进行充分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将野麝活捕取香技术应用于野麝的麝香生产，对于偏僻、贫困、人口稀少的地区，应是一个即可保护麝资源，又可持续生产麝香，又可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又可保护环境等数赢的措施。基于这样的认识，CITES公约组织在第十一届缔约国大会的第7号“关于麝的贸易和保护”的决议亦提出“鼓励发展安全有效的活麝取香技术”

课题组认为，国家应改变单纯保护的做法，代之以出台新政策：“谁投资、谁保护、谁受益、谁优先利用”，借以调动当地群众、中药用香企业及其它社会力量来保护麝，又可使必须用香的中药有天然麝香可用。

现有麝类分布区的管理。在现有较高密度麝的分布、但没有建立保护区的区域建立麝的重点自然保护区，使这样的保护区成为资源恢复的扩散源和种质交流的基因库。同时强化对盗猎的执法行动和其它麝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

如此，麝资源可望在10年内恢复到约50万只。

第四，充分利用邻国的资源。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尚有30万只麝，每年允许捕杀6万只。我们完全可以鼓励用香企业到俄罗斯进行野麝活捕取香，取香后放掉野麝，以俟明年再捕再取。此项工作一则要国家协助所获麝香的正常进口，二则要允许投资企业使用所得麝香的大部分。这样，可减轻对我国仅有的6万只野麝资源的压力，又可保证中药企业有相当数量天然香可用。

其实，不仅野麝方面，在其他药用野生资源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利用邻国的资源，一则可免其资源之浪费，二则可为之创造一定经济效益，是对邻国的支援。

6．药用濒危野生动物养殖与恢复工程

麋鹿、赛加羚羊、犀牛是近百年内在我国灭绝的，新疆虎灭绝了，华南虎濒临灭绝，野生大象数量少得可怜。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我国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了确保像犀角这样的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和供应，一些灭绝的物种应该尽快从国外引进，恢复其种群。国内现有濒危的动物，应鼓励企业，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其驯养研究。

麋鹿重新从国外引回其家园后，种群恢复得很好，其他物种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国家出台鼓励企业投资引进、养殖并合理利用的政策，而不能光靠国家投资。

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我国已灭绝、重新引进饲养的物种，还是即将灭绝而饲养的物种，不能按野生物种保护级别限制其应用，一旦它们有了仔二代、三代，就应协助其在CITES公约组织秘书处注册，鼓励其应用产生经济效益。这是动员企业投资保护的有效措施。

（1）赛加羚羊养殖工程

赛加羚羊原来就在我国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生存。完全可以重新引进，在内蒙古草原上圈出几十几百平方公里草原来散养，即可作为旅游景点，也可作为国内外猎人猎杀的动物，更可保证中药产业有羚羊角可用。

我国已有赛加羚羊养殖经验，关键是调动企业的养殖积极性，并协助其从国外引进羚羊。

（2）犀牛恢复工程

印度犀即我国原有之犀牛是世界保护动物。为不使这一物种在世界范围灭绝，我国国务院1993年下令禁用犀角入药。然而，犀角有急救之功效，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物资，建议国家考虑将之从尼泊尔等国家重新引进，让之在我国犀牛原生地重新繁衍，恢复其种群。

从1954年中共中央在批文中要求对犀牛等有计划地开辟牧场予以解决来看，从动物园和研究机构能够饲养犀牛来看，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养殖成功，以保证中药企业应用。

今天非洲广角（非洲犀牛角）甚多，碍于CITES公约而不能贸易，将来会允许使用广角的，因而有人不主张在我国恢复犀牛之种群。但作为战略性物资，还是有自己的种群好，而且广角功效不如犀角。

犀牛养殖问题同样是政策和协调问题。因为犀牛角是战略性中药资源，为了13亿人民的健康，我们不能不考虑重新引进并尽快恢复其种群问题。只要国家出台相应鼓励政策，就会有企业愿意投资。

朴犷者老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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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野生虎恢复工程

保护老虎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老虎生存必需的自然环境。我国虽然在老虎保护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但野生老虎的野外种群并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仍在继续衰退。为了更好地加强对老虎的保护，应该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完善已建立的老虎自然保护区，设立生态通道，强化连接老虎种群的走廊地带。根据近年来的有关报告显示，在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森林中还有东北虎的种群活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野生东北虎种群。1997年进行的普查显示，该处共有400－500只老虎，其中95％形成同一个生存虎群，其生境相对较好，它们尚可繁衍后代。如果能与俄罗斯共同建立东北虎栖息地保护区，在可能有虎活动的山林之间建立生态走廊，使老虎活动的区域连成一片；绝对禁止任何砍伐和狩猎；当地林区人口尽量迁移出去。这就有可能实现野生东北虎的种群扩大。

建议请求国务院先对虎骨入药问题解冻，继而协助养虎企业到CITES公约秘书处注册，以鼓励其养虎积极性，再逐步对虎进行野化训练，慢慢恢复其野生种群。

（4）大象恢复工程

当今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保护某些濒危物种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开展一系列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取得显着的成效。例如：云南与缅甸交界地带森林保护得好，生态环境恢复后，很多野生大象从缅甸那边迁居过来，目前我国的野生象已经从几年前的100头，增加到200多头了。希望在此基础上实施我国的大象保护工程，建立大象自然保护区。

7．药用濒危植物种植工程

药用濒危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首先要建立全面的支撑体系。一是国家法律、政策支撑，如建立珍稀濒危药材及道地药材保护区、选择性限制药材出口和开征资源保护税等；二是科技支撑，加强相关的科研和技术推广，如引种、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无污染栽培技术、野生及道地药材与易地栽培药材的比较研究和珍稀濒危药材的代用品的寻找等；三是产业支撑，建立药材栽培及工业化初加工的集约经营产业。

建立药用珍稀濒危物种的群居保护区。由于珍稀濒危物种具有特殊的生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群落结构等因素，因此，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使更多的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的保护。发展珍稀濒危药用物种的保存技术。收集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质，系统研究种质特性评价体系、异地保存和离体长期保存技术，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质的基因库。

建立生态药业发展模式。用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全面指导中药经济。避免中药生产中对生态平衡的各种破坏，建立生态药业模式。根据各地所异，建立农业与药业结合、林业与药业结合、牧业与药业结合以及其复合模式等，使中药产业与中药资源协同发展。

8．大力支持野生变家养家种的科研

野生变家养家种是最好的保护途径，历史上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梅花鹿与熊的养殖即是成功之范例。由于梅花鹿的大规模繁殖，鹿产品大量过剩，充分保证了中药产业的原料供应；由于引进了活熊胆汁引流技术，我国养熊业不仅保证了中药产业熊胆粉的持续供应，而且保护了野生熊，今天已无人猎熊取胆了。

人参栽培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今天有大量的园参可用；天麻栽培的成功使种植天麻供应充足，缓解了对野生天麻的压力。石斛的栽培研究也是成功的例子，但推广尚不够。

尽管50余年来，我们对于近百种野生动植物变家养家种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些科研工作由于经费不足而停顿下来了，变成功亏一篑的憾事。如，穿山甲、蛤蚧等的繁殖研究还有一些环节需要突破，限于资金而无法进行。其实，有人估计每种所需资金也不过数十万元。

因此，国家仍需要大力支持变野生为家养家种的科研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用人工种养缓解对野生资源的压力，更可以不待物种濒危即可通过人工种养方式予以保护。实际上，濒危后再保护，已是亡羊补牢。

9．促进家养家种变野生的研究

野生变家养家种的研究可以保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又可缓解野生资源的压力。而家种家养变野生的研究则可恢复野生种群，保证生物的多样性。

麋鹿养殖并放归大自然是变家养为野生种群的成功范例。

野生虎已经极少，自身几乎无法恢复其种群。如果迁移部分人口，为其腾出大片栖息地，并在其栖息地内为之培养大量的食物，对之进行野化训练，是有可能将之野化为野生种群的。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计划，统筹安排。

此外，许多药用植物只要封山育林，严禁采挖均可自行恢复，有些如野山参，还可将其种子撒播，从而恢复野山参。而这一工程的前提是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创造良好的生境。只要保证了其生境，“天涯何处无芳草”。

10.新药申报应提供资源情况说明

2000年10月于昆明召开第一届濒危重要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研讨会上我们就提出，为保证中药生产不破坏资源，不造成某些物种之濒危，但凡申报新药，必须说明用的是野生资源还是人工种养产品，说明资源的丰度，证明新药投产后不会破坏资源。倘若有可能破坏资源，则不能批准生产，而应鼓励采用种养产品。

11.普查资源，重新确定濒危药材名录

第三次全国药用资源普查之后，国务院随《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发布了《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其中共收载国家保护动植物中有药用价值的植物168种，动物162种，至今这一直为中药企业所遵循。但第三次全国药用资源普查距今已有20多年，时过境迁，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有的更加濒危了，如麝由二级保护提升为一级保护；有的基本上不存在濒危问题了，如梅花鹿、天麻、杜仲等。因此，应重新普查全国药用资源，并立专门指定一个组织研究制定药用物种濒危的标准，定期对各种药用资源进行评估，确定其在保护名录中的地位，以免得保护不力或保护过度。

此外，再次公布 《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名录》时，最好将仅有药用价值，但不用于中成药生产、也不用作饮片上市、也不出现于《药典》中的物种，如各种无脊椎动物，各鹰科、鸭科动物等，从名录中去掉，以免给人错觉，似乎那么多物种濒危都是中药应用所致。

12．区分野生与种养，鼓励利用种养产品

药用动植物的种植或养殖有利于减轻对野生物种的压力，国家应制定有关政策严格区分野生和种养产品，凡含种养产品中药进出口应予以简化手续，并减免保护税，以鼓励中药企业利用种养产品，甚至自己去进行种养。如天麻、银杏、杜仲等，人工种植的已到了烂市程度，不应严加管理而限制企业使用了。

13.保护药用濒危物种培训工程

中药企业多认为自己依据药品法采购、生产与销售均是合法的行为。从我们调研看，药厂对国家保护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清楚，如濒危物种的采集许可证，收购许可证，含濒危物种成分的药品准运证等，甚至抱怨说，连主管部门都不清楚，也拿不出这些证。

因此，为避免执法有“不教而诛”之嫌，为了更好地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更合理地加以利用。建议对中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法律法规及政策培训，同时对有关药品经营部门负责人进行培训教育，使之充分了解、自觉遵守有关保护政策法规。

任何新的保护政策及法规出台，不仅应在媒体上公布，更应与中药管理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并组织有关企业负责人学习讨论。

14.建立药用濒危物种种养联合会，保护种养企业利益

建议尽快建立药用濒危物种种养业联合会，以保护种养企业的利益。该联合会是企业自律性组织，负责规范种养行为，推广种养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协调宣传等；与国际有关机构联系，协助种养企业到CITES公约组织注册以便于产品国际贸易；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医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消除对中医药的误解；作为政府与种养企业的联系纽带，代表企业利益向政府反映有关问题与要求。

倘若早有这样的联合会，倘若虎骨问题决定时与之协商，则我国不会禁用虎骨。

建议这一联合会设在中国中药协会下面。

15．保护野生物种资源要从娃娃抓起

保护野生动物必须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才能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才能造成“保护野生资源，人人有责”的舆论氛围；才能为保护工作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首先，各主管部门应加大宣传的力度，增加宣传投入，要积极发挥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和团体在宣传方面的作用，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野生资源的保护事业。其次，通过举办夏令营、科普讲座等活动，在中小学生中增加青少年对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和了解。比如在学校开设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课程；在保护区的剧院、娱乐中心等公众场所张贴有关的保护信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科普读物等多种媒体，编成濒危资源保护画册、电视片等，有效地普及野生动物知识，提高人们热爱野生动植物的自觉性，扩大社会影响。

保护野生动植物涉及面广，专业性、社会性、政策性强，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只有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公众的参与才能搞好。

几十年来，我国的失误主要是教育的失误。自西学随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旧文化，统统在打倒之列，因此，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均已不在中小学教育内容之内。

要真正在全民族中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树立起保护濒危以及一切野生动植物的思想，必须从娃娃抓起，在小学教材及其课外读物中就应该有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等等内容。

此事应由拟设的中医药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