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观察（7月19日第十期）：赢得信任不能靠排除信息竞争对手

失格君 · 发表于 2012-7-19 14:00:26

环境质量，民间可检测但不能在公共平台发布：根据环保部2009年公布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

经过修订后的《条例》已经上报到国务院法制办。“在我们上报的《条例》草案中，我们并未限制其他单位和个人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只是规定其监测结果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不能通过公共平台进行发布。”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透露。

赢得信任不能靠排除信息竞争对手：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任何组织的公信力是建诸于信息真实度的竞争之上的。在这种竞争中，政府是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诚如专家所言“毕竟他们（民间环保）的仪器价格都相对便宜，质量认证和业务准入缺失，性能和精确度有局限性。”中国没有什么单位、个人可以和政府比财力，仪器自然可以比谁都贵。至于准入、认证，那本来就是政府的印把子决定的。政府占尽优势、领跑三圈后，还要禁止其他选手参赛，这得多大不自卑才能干得出来？

可见，政府公信力崩溃已经进入重症监护阶段。这和仪器是否昂贵无关，更不是准入和认证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对环境问题的隐瞒、掩饰，文过饰非，凝聚成了颁布禁令的真正动力。

我为城市量体温：7月7日起，北京、上海、武汉、郑州、杭州、襄樊、郴州等地的志愿者将前往飞机场、酒店、地铁、银行等公共场所，通过实地监测室内温度，倡导、监督各地“空调26℃”的实践，这项名为“我为城市量体温”的活动将持续到22日。该活动由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起。

自然之友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我们需要用手中的温度计测一测‘城市公共空间的体温’，评估城市的节能空间。”

广州市长陈建华应约与环保组织骑车：7月1日致信“华哥”，表达愿与市长同骑单车，15日上午，拜客广州（一环保组织，关注自行车出行环境，也关注社区变化和城市发展）负责人陈嘉俊实现了心愿。

在白云湖，广州市长陈建华应约与其骑车。一同前往的另有4名单车爱好者，和来自市体育局、绿道办等单位的官员。陈嘉俊希望市长更大力度参与市区单车出行状况的改良。“华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将发展公共交通，将出行量从现在的6成提高到8成，并大力发展慢行交通系统。

南京市民申请公开水质，多数自来水水厂未回应：生活饮用水新国标7月1日生效当天，南京市民程渊和李春华鉴于“多地没有及时公布自来水检测数据”的现实，“不揣冒昧”，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往包括南京在内的国内省会城市的35家自来水厂，执着地要问个究竟，要求公开新国标实施后的出厂自来水水质检测数据。截至记者发稿，回应者寥寥，推诿者众多。

中国需要的是覆盖整个保护地领域的法律：今年初，《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拟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消息发布后，在保护界和法律界都引起很大的争议。据记者了解，解焱等专家是《自然遗产保护法》出台的主要反对者，他们的目标就是制定一部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保护地法》。

　　解焱认为，《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一旦通过，要想再另外建一个全面的相关法律将非常难，中国将长久地没有一套覆盖全面的保护地的相关法律体系。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自然遗产保护法，却保护不住我们最珍贵的自然遗产（我国独特丰富的生物物种的代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法律？”解焱说，“我的意见是，中国不需要再立一部这样的法律，中国需要的是覆盖整个保护地领域的法律。

APP的“绿脚印”：《财经》携手APP(中国)关注造纸业的绿色改变，“绿脚印”广西行——造纸业的绿色改变活动于7月9日-11日在广西举行，旨在传播绿色环保理念，以最佳实践影响更多人士关注、参与和见证中国纸业的绿色改变。气候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达尔文自然求知社以及热心环保事业的诸多志愿者们共同踏上了“绿脚印”之路。

——@全球环境研究所：一、我们去之前只知道是财经办的活动，并不知道APP是该活动的主谋。在此我承认错误，是我大意了；二、我项目官员去后、知道真相后，在整个活动中绝无任何言行支持APP，只介绍了我机构的项目活动。。。也请大家三思，不要只看他们的报道就认为我们如何如何了。

FSC（森林管理委员会），可能被戴上“非法认证”的帽子:6月29日，在深圳召开的“2012年中国林纸制品采购与森林认证座谈会”上，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伟明确表示，国家林业局与认监委、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将对认证市场进行清理整顿，“FSC不与我们互认，将来我们就把你挤出中国市场”。

企业和官办基金会有极强的自我优越感，不屑于和民间机构谈合作：#慈展会# 第一天感想：1.公益机构还是公益机构，企业还是企业，虽在一起参展但各不相干；2.很多参展机构只是为了参展而参展，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用心去策划；3.不少公益机构还是项目大杂烩，什么都做。4.企业和官办基金会有极强的自我优越感，不屑于和民间机构谈合作。

应由专业人士管理公益活动，掌握资源的企业家应退居“幕后”:王石认为，现在企业家掌握着一些资源，做公益慈善是应该的，但更多的不是在台上说，而应该是在幕后。

针对企业家直接管理公益事业的现象，任志强建议，公益组织应由更专业的人士负责运营，企业家则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这将有助于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对社会的带动效应也将会更大。

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南强北弱，因南方官员更开明：我（俞可平-编者注）觉得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当地的宏观政策环境、民众对社会创新的需要等基本因素之外，造成这种所谓“南强北弱”状况的另外两个原因也相当重要。其一是思想解放的程度和观念的更新，其二是官员的素质。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南方社会创新成就突出的相关官员来看，他们大多思想开明、观念先进，有理想，有责任，闯劲大。

环境教育，核心是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每一个环境NGO都应是一所公民学校，都需要完成推动公众基于博物学启蒙而发展到在地行动与政策影响的历史使命，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多数环境NGO都沉湎于一些“绚丽”的活动，而疏于最基础的“环境教育”，同时在政策影响方面束手无策，环境NGO要反思并勇担使命，否则运动无望。

包括基金会，必须要从逻辑上有个完整的框架，现在的环境NGO大多是资源导向型的，若基金会的资源方向不能做到全覆盖，环境NGO的发展要受到很大“误导”。

——陈冀狼：环境教育，或者说可持续发展教育，核心是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实际上是给教育部擦屁股。

少一些“规范”和“管理”：网上一篇文章精辟地写道：“政府认为这些人毫无秩序，而中国政府讨厌无序。”比如在上海，据说政府就很希望“规范”废品回收者的行为，甚至想全部收编他们，并给他们发统一的制服。然而，拾荒者并不是世博会园区里负责卫生工作的志愿者，他们从事“捡破烂”这个辛苦行当的动机也不是为了“让地球变得更清洁”……这是他们的一项营生！政府直接插手的所谓“规范”，往往便意味着打碎他们的饭碗。

虫草并非一种理想投资工具:中农科产业发展基金的投资经理王关(音)说，关注健康的中国消费者和药材加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推动了市场对虫草的需求。

他说，西部省份的虫灾导致虫草减产从而推动虫草价格猛涨，此外投机行为也难辞其咎。王关说，当前虫草的产量太少，手头资金有人民币1亿或2亿元的经销商可以通过控制供应量来影响市场，他们可以等到价格飙升时再将货物出手。

除了价格不断上涨，专家说虫草并非一种理想投资工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存储和质量评估并不容易。

书写《梁思成传》是我的一个梦：提笔写作此文，刚刚校完《拾年》书样，这部记录过去十年北京城市改造的作品，即将由三联书店印出。此后，我可以在书斋里多待一待了，我最关心的这个城市，格局已定，而我已做了分内之事，不管结局如何，总算对自己的良心有了个交代。

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再到这一本《拾年》，我在梁思成与北京城的世界里，徜徉了二十载。这三本书，皆意外之作，我一直想着要写《梁思成传》，可是，这个计划至今未能实现。许多朋友一见面都会关切地询问：“你的《梁思成传》什么时候写完啊？”现在，我可以作答：《拾年》印出之后，我真的要开工《梁思成传》了，为写这部传记，我已作了许多准备，虽然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但我已能说服自己动笔了。

户籍制度通过压榨剥削农民来实现财富的积累：户籍制度本身是一种斯大林模式发展观的产物，通过压榨剥削农民来实现财富的积累，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经济增长会很辉煌，但贫困也会很惊人，隐性社会成本也将非常高昂。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户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农民，在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垫付成本，从5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实施，一直到今天。

当心，电子书也在“读”你:目前，电子书出版领域的主要竞争者有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和谷歌(Google)，它们能够轻松跟踪读者的阅读进度、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以及搜索图书时使用的关键字。iPad、Kindle Fire和Nook等平板电脑的图书软件能够记录用户打开软件的次数并能记录他们的阅读时长。电子书零售商和一些出版社开始细致研究这些数据，从而对人们的阅读行为获得前所未有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