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厂多了 鱼米之乡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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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村,54岁、患食道癌的郭义井站在自家门前

Ｎ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从2003年底开始，浙江村民韦东英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她的日记，记录着在环境污染的侵袭下，一个个村民患癌症死去。
在工业园区裂变带来的污染侵蚀下，中国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部分村庄被迫付出痛苦代价。
一份环保日记
越来越长的死亡名单，越来越少的鱼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她的日记里，记录着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中，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2000年以来，韦氏夫妻从钱塘江里打到的鱼逐年减少。不仅如此，丈夫邵关通端过韦东英递过来的饭碗正要吃的时候，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门口飘了进来，屋里的人忍不住恶心起来。“每天都是这种味道。”邵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遍布着数十家化工厂。
“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电话到市环保局投诉无法生活了，接电话的人让找南阳镇，推来推去。”韦东英说，从那天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
因为记“环保日记”，韦东英成了萧山的名人，她更是萧山环保局的熟客。她忧心的已经不止是坞里一个村庄，而是钱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产业带危及的百万群众的生命。
村民的艰难上诉
我们需要证据，却不知如何取证
千里之外的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一个韦东英素不相识的村子里，段德桂等村民遭遇着相同的烦恼。
“2000年4月，巨龙化工厂开建，生产农药、除草剂等，对农作物和人身体影响最大。”段德桂说，村支书招商引资从邻近的建湖县找来有钱的老板，希望通过这个厂子能给贫困的村庄带来致富的希望。村民的反对声音在村支书的说服中弱了下来。巨龙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条条脏了。
自2001年以来，村里因癌症死去八十多人后，段德桂等村民将村旁的巨龙化工厂告到江苏盐城法院。导致官司败诉的因素是他们从村里取的水样送到上海化验的结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水，庄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败诉后，又上诉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他们仍然要求法院对化工厂作出赔偿并搬迁的裁决。“我们需要证据，但我们却不知怎么取证，从哪里找。”
强大的利益诱惑
化工厂越来越多，这里成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始，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的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这是中国东部滨海的低地地带，类似于穿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丹麦、德国的欧洲西部滨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陆触摸海洋的手掌。
中国的滨海低地创造着神奇的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在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时，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韦东英记忆中的鱼米之乡渐渐远去。
而从坞里村出发北上，经过安徽、山东直达天津市的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癌症。
尽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苏北地方官员跑到苏南、浙江，央求那里的工厂赏脸，他们已经准备了土地、开通了道路，甚至为前来投资办厂的老板摆平了不满的群众。
“看吧，再过几年，这里，还有那里，将是看不到头的工厂。”阜宁县一位官员站在巨龙东进村不远的一个镇办工业园区，这样介绍说。
教授的无奈
想取证，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我给这种情况取了个名字，叫生态环境地质病。”
林景星说：“水是第一危险，我们一天到晚离不开水。但如想拿到证据却很难，科学家不能随便张口说话，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时间，用去了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作出结论。段德桂想打赢官司，将污染的化工厂赶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谈何容易。
通过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污染传播途径：水质受到污染—土壤污染—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污染—人摄取食物而使致癌剧毒物进入人体。林景星说，这就是病根。他想对多个地区做相同的调查，“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不可能开展太多研究。”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鸭梨

呵呵年会会场，韦大姐就做我旁边，一度还成为媒体的焦点，我也跟着沾光了！ [s:67]

过路人

本人是钱塘江南岸杭州萧山区的一名卫生工作者，我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更为改革开放以来家乡——萧山乃至“大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倍感自豪，从落后贫穷到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父老乡亲们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发挥了聪明才智、付出了辛勤汗水，有了今天的小康生活。在1420平方公里的萧山大地，村村通了自来水、推广了农村卫生户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去年达97.97%，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经费按照人均标准已达到每人15元以上，去年专门安排专项经费开展农民免费体检，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超过78岁……（出于职业原因，往往关注以上一些数据） 在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我们又在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建设“生活品质”之区已成为各级政府、每个单位和每个家庭的共同愿景，并为之付诸行动。
出于职业原因，我仔细拜读了这篇文章，根据本人耳闻目睹所了解的，对文中关于坞里村癌症死者的敏感数字心存疑问。“韦氏环保日记”中72人死亡名单，没有说明病死者从哪一年开始计算，是5年？10年？还是从他们村里开始建化工厂哪年算起的癌症死者名单？ 用职业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数字，首先要知道村里有多少人口以及人群的性别年龄构成。通俗地说，需要知道“多少年间多少人中共有多少人死于癌症”，经标化计算年癌症死亡率后，再与整个地区进行比较，才能初步评判坞里村的癌症是否高发了，未经科学计算记者们不能盲目地给它戴上“癌症村”的高帽子。据了解，在当地人口不算少的坞里村，韦氏日记本上所记录的村里10多年间出现的不幸者，平均计算下来的癌症死亡率不会明显高于当地或者全市、全省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