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治中的三方角力

发布: 2007-11-19 11:15 | 作者: 朱健刚 | 来源: 南方都市报
15年来坚持举报太湖污染，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士的吴立红最近以诈骗罪在当地被逮捕，据说他以环保为名敲诈污染企业。这样的指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地方政府和违法排污企业看来，吴立红是吃了豹子胆的罪犯。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环保总局副局长的表态：“对于关心环保的人士，我们环保部门历来把这些人作为我们的一家人、同盟者，不存在和这些人有敌我的问题。”而之前也有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拍着桌子说：“吴立红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搞环保是好事，他的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吴立红有没有违法犯罪我们应该等待法庭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新闻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境政治中，中央部门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普通公民的依法维权以及地方特殊利益集团三股力量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角力和较量。

  这个故事的大背景是太湖大面积的蓝藻污染使得无锡市民居然喝不上干净的自来水，而污染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大面积的排污。当环境的问题越来越与人们的健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公民基于自身的利益，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环境的破坏表现出单纯的抱怨或求助于青天，他们自己行动起来，不断地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依法抗争。无论是吴立红做太湖卫士坚持举报不良企业，还是上海市民给德国总理写信反对沪杭磁悬浮铁路的污染，抑或在世界环境日的前夕厦门居民集体反对PX化工项目，这些事件都说明普通公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并且倘若这种公民力量和中央政策的意志结合起来，就会让破坏环境的利益集团感到忌惮，甚至收敛。

  但相对于威胁甚至破坏环境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公民依法维权的力量仍然是弱小的。中国独特的政治格局并不只是简单地分为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而是常常面临着体现国家意志的中央政策、依法维权的公民群体以及特殊利益集团三者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

  倘若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和某些腐败的政府领导勾结起来，使得特定的政策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那么公民维权就基本处于完全被压制的阶段。他们会被看做是刁民、敌人和地下动乱分子。而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和维权的公民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或者交换，公民停止依法抗争，那么国家的法规也很难在地方得到切实的执行。例如有的社区业主委员会竟和物业管理公司勾结，挪用房屋维修基金。第三种情况是，如果依法维权者和中央政策能够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让人震撼的力量。怒江大坝的缓建，圆明园工程的听证以及厦门PX缓建事件都使我们看到这样的结合是有可能的，虽然其间颇多曲折。

  在现实的中国，这三种情况都同样会发生，也都不具备制度性的含义，公民常常面对的是无规则和不确定的环境。这反映出国家在公民参与的制度上的缺失，缺乏制度保障的结果是普通公民面临的往往是前两种情况，而受害的不仅是维权公民，国家意志也同时受到挑战。

  另外，环境威胁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去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经被明确很大一部分是人类无限制地开发而又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所导致。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全世界都普遍意识到需要全体公民切实的参与，有效的行动，才可能改变国家和公民双输的局面。

  因此，最近一系列的环境抗争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环境保护需要国家建立有效的治理模式，而同时应该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切实参与，使之与中央的改革力量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有效地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较量，才有可能形成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合力，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正。

  在吴立红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政府官员对吴立红环保工作的肯定，看到环保民间组织的联名请求公正公开的审判，也看到媒体的曝光和有正义感的律师的出面，更看到普通人通过网络对吴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构成所谓公民的力量。它的每一部分相对于特殊利益集团来说似乎都是弱小的，但一旦他们在彼此的行动中联合起来，相互呼应，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坚韧的民意可以产生某种足以影响决策者的力量。而如果他们和中央高层的决策结合起来，则可以产生示范性的案例，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公共议题中来。希望吴立红事件能成为这样示范性的案例，希望公民的力量可以使得太湖的民间环保工作能够继续下去。毕竟这是一个民生政治的年代，没有人能够忽视行动着的民意。

天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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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环科牛

地方环保部门成为了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影响下说话最没分量的一个政府部门，而正是这种没分量，使得公民不得不维权。但是，又有多少涉及公民环境权益的法律能在地方真正实施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意志也不过是偶尔吓一吓地方的东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