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树的国家》

没有大树的国家》
冯永锋

（我的第四本环保著作《没有大树的国家》开始进入出版阶段，顺利的话能够于4月初出版，这是我给这本书写的序言，其实是一种“导读”。）

进入“十一五”，尤其进入2007年之后，中国开始加紧“节能减排”。可实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环境现状的标志，光看地表水减轻多少COD（化学需氧量）是浅层次的，光看空气少了多少二氧化硫也算不上“生态文明”；而要留神看“每平方公里有多少棵自然生长的大树”。
中国现在几乎没有大树，中国是个缺少大树的国家；中国今后要费极大的力气，去养育一棵又一棵的大树。只有当中国处处大树繁茂，大树与大树互相通联，自然界处处生机盎然时，中国的环保才算缓过最艰难的窒息期。

（一）  帝都的伤害力

在人类意识到自然界之时，任何一片大地上原本都有树，都有成片的大树。这些大树是地球真正的主人，他们很自然地与地球表面的各种动植物、空气、溪水、岩石、土壤，结合、嬉戏在一起。
中国地域宽广，在进入20世纪之前，破坏自然界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集权社会的统治阶层，帝王家族、公卿士大夫等官僚阶层、商业富裕群体，他们盖中国最奢华的房子，他们修中国最高大的陵墓；官吏模仿皇帝，只是规模小一些；富商们也利用毕生的钱财给家族建设一座可供上千人居住的大屋。这些房子都需要极其巨大的原木，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专制社会，统治者和富裕者数量不算多，其家族和集团的穷奢极欲，战争的肆意破坏，自然界都还能承受，局部地区出现恶化，很有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复壮。
但如果一个地方被人持续地砍伐，那么这个地方会成为最早的没有大树的地方。中国的古都周围，原先都是生态上佳之地，后来都趋向为生态恶化的地方，原因就在于此。宋朝之前最重要的都城长安，不仅夺走了周围的大树，而且砍光了陇东、渭河、秦岭一带的大树。
还可以用北京旁边的永定河流域来做例子。北京自辽、金、元、明、清，都算得上是政权的中心。这个地方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心之后，皇帝和他的家族、臣子们为了支撑一个城市的格局，往往就地取材，从永定河中上游陡直的军都山上砍伐大树。在永定河芦沟桥边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上，人们可以看到“永定河漂木图”这样的绘画，显示了当年砍树、运树的盛况。高强度的砍伐之后，永定河生态持续恶化，水灾越来越频繁，到清朝时，每三年都要爆发一次大水灾，成为中国仅次于黄河的为患河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官厅水库修成，拦截了永定河的来水之后。
现在，永定河两岸，北京在努力抚育它的树木，但是，你只能看到低矮瘦小的树木，要看到繁多的天然大树，需要等上几百年之后。

（二）  替换大树的“文明”
陕西人把西安、咸阳、铜川、渭南一带，称为“关中”，让其与陕南山地、陕北黄土高原区分开来。这片区域有“八百里秦川”，是中国先秦到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也是当地经济的持续耕作区和“生态高受害区”，平原农业耕作对生态的压迫能力非常强大。这片区域与华北平原一样，你能看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极少有给生态预留一些喘气的空闲。
这里当然也有树，但都是田间护林带、公路防护林以及村庄前后插缝生长着的一些破碎的天然树木。这些树主要是人类栽种的，品种主要是杨树。树种单一、种植得横平竖直、易受病虫害“照顾”，是看待这些树的常规环保角度；身体瘦弱矮小，一成材就被伐倒，是这些树的另一种形态。路过这些地方的人们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成天都能看到树，但只能是少数的几种树，只能看到小树。
大树都被替换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找到砍伐大树的罪证。人们不仅把原本是树的地方给建上房子，修上道路，而且随着城市欲望的膨胀，拓宽道路时，往往砍去在路边已经站立了几十年，给城市居民提供难得荫庇的大树——比起天然山水中的大树来，他们不怎么强大，但在城市建设者的眼中，这些树已经成为碍事者，需要砍倒，连根挖出，清除干净，再在他们的旁边，种上一些刚刚成长三四年的幼苗。
中国的林业资源控制部门过去主要的精力是“发展林产经济”，这也许是他们至今没有把名字改为“国家生物资源局”的重要原因。2002年左右，国家林业局把职能转化为“生态保护”，但“植树造林”“发展速生丰产林”“发展森工产业”仍旧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因此，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林业局的干部，把一大片天然山，鉴定为“荒山”，把一大片长势良好的天然林，指认为“低效林”“残次林”，鼓动、默许社会社会力量将其砍伐，种上整齐划一的杉树、松树、桉树等等。中国人砍了几十年的树，也种了几十年的树，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上升，但中国的生态效益却可能在下降。这样做的后果是，每替换掉一片“宜林荒山”，都让人们丧失一片看到大树的地块。

（三）  丘陵悲歌

中国当然有一大片的地方属于山地丘陵，比如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的许多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是崇山峻岭，比如横断山系，交通到达的困难给了天然林大树们暂时的保护。
但也没有挡住国有森工集团的斧头和锯子五十几年的高歌猛进。中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在无数的斧头、油锯的帮助下，已经看不到几棵大树，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树毛子”，这些树要想长成过去的模样，至少需要上千年。中国西南部，如果不是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也许现在所有的大树都已经被砍个精光。新种下的树，要想长成点模样，至少也需要上千年。陕西宝鸡旁边的秦岭，森林覆盖面至少往山上后退了150米，这是导致当地地表水日益稀少、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农民生活取暖烧柴消耗，“开山种田”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树。农民与城市居民、商人、军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劳动获得现金收入的风险性要大得多，他们种了一年的麦子，即使收成很好，也不等于生活安定——粮食除了喂饱肚子，无法带给他们更多的现金收益。而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子女教育、老人生病，都需要现金来支付。
当农田的种植无法带来足够的现金收益的时候，农民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放到了山上。虽然在中国，农田当农业部管，山地归林业局管，但对一个农民来说，山地与田地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而且山地的种植物更容易获得相对可靠的、数量稍多的现金收入。
因此，中国几乎所有的丘陵地带，都在开发山地，都在替换大树，替换天然。从山脚一直砍伐、烧炼、开挖、种植到山顶。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砍去山上原本的天然林，种植上水果、杉树、药材、毛竹、橡胶等。他们把这些经济林木的出产物采摘、割取下来之后，销售给各类农产品深加工公司，成为这些公司的原料零散供应户。同时，一些新型的造林股份公司、砍树集团军，也开始盯上了山地，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把成千上万亩的山地“承包”下来，然后将里面的所有大树小树天然树都砍光烧尽，种上品种单一的各类经济林木，再给这些树施肥、除草、杀虫，以帮助其以绝对的优势生长。不同的商业目的会种不同的树，快一些的，五六年就会被收割一次，慢一些的，二十年左右也会被砍走。这种以种植草本作物的思维种植木本作物，以经营田地的思维经营山地的浪潮，正在席卷全中国。其直接结果，是中国的天然林树在一天天消失。中国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只有极少数的大树残存在自然保护区里。

（小题）自然界如何“传宗接代”？

一片区域，有人类之前，只需要传承自然记忆；有了人类之后，就有了两种记忆需要传承，一是自然界的记忆，二是人类的记忆。自然界的记忆比人类要久远，要深厚，要沉默，要无私，自然界的每一个物质都是其载体。而大树，大概可以被视为是载体的“旗舰物种”。可惜的是，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出于自私的心理，人类很珍惜自己的共同记忆，沉迷于人类的历史的泥潭中妄自尊大，无法自拔。在中国，历史是一直是最被各个朝代重视的技术和学问，而科技和自然则一直处在人类的视野的边缘，处在人类意识的模糊地带。古代所有的帝王都有记录朝廷历史的专门职务和官员，一个新朝代一旦定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上一朝代的历史。普通人也像重视传宗接代一样重视家族的家谱。可就是如此注重传承的记忆的中国人，却忘记了自然界也需要自己的历史，忘记了只有大树，只有足够多的大树，自然历史的记录和传承才有可信任的载体。大树一旦被砍断，被铲除，自然界的记忆能力就中断了。而中国的自然界，处处都可看到这些珍贵的“传承载体”被人为暴力中断的现象。让人悲伤。
有“绿化”不等于有树，有树不等于有森林，有森林不等于有大树，有“深山老林”才有大树。中国1998年出台的“天然林保护”政策，以及随之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大概是对几千年来毫无顾忌地砍伐大树行为的唯一修正力量。这些政策受到了所有明智之士的欢迎和支持。但养育大树需要耐心，养育大树需要充分理解“成片的天然大树需要在人类什么样的目光下生长”。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耐心，人们眼睛里闪烁着“砍大种小”、“砍天然林种经济林”的冲动。的们类意识到自然界之后，任何一个国家的盖世无双盖世无双盖世无双 因为，中国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倒卖身边的资源获得富裕，而大树与森林，天然林以及林下的土地，是许多人眼中很容易就开发的“资源”。(2007.7，写于陕西秦岭)